网站首页->煮酒论史->[评论随笔]烽火逐鹿话辽海——持续千年的东北亚争霸

    
写在正文之前的
　　
　　我一直以为，历史，始终是与地理密不可分的。小时候翻老爸的书架，其中有一本“历史地理”篇，让我如获至宝。历史，是基于地理之上的历史；每一个发生在历史上的故事，都有其发生的地点。这个地点，往小了说，是真实存在的地理方位；往大了说，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大环境。
　　
　　有人说，中国的版图像是一只雄鸡，高高昂起的鸡冠指向东北，漂亮的尾羽便是西域；有人说，中国的版图像是一个张开双臂的武士，右手是东北，左手是西域，而连通两条臂膀的锁钥，便是辽东与河西走廊。中国的古代史，可以看成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胡族政权的角力史——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两条手臂周围的领土便尽入囊中；中原战乱衰落之时，地处枢纽要冲的辽东与河西走廊就会为外族所占据，这就好比是一个男人被砍掉了两条胳膊，不但没法继续向外扩张，还会失去反抗能力，处处挨打，陷入全面被动。
　　
　　辽东与河西，这两片并不起眼的地域，实际上却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更迭与演进。
　　
　　拥有河西走廊，就等于打开了西域的大门；打通西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足迹，中国人开创了伟大的汉唐文明。
　　
　　当陆上丝绸之路被胡族势力所控制，中原与西域的往来被阻隔时，海上丝绸之路却伴随着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和科技的发展而欣欣向荣，地处中国东北边陲的辽东也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而日益成为各方势力角力的焦点。
　　
　　辽东，自古就被认为是关外苦寒之地——西接蒙古草原，东连朝鲜半岛，北望白山黑水，南眺辽海登莱，西南经由辽西走廊与燕赵大地相通，山海环抱。独特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辽东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中原汉族政权来说，辽东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德化之地”，换句话说，在古代，辽东相当于一个汉族移民地，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也为汉族和其它胡族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为了避免北方胡族直接骚扰中原腹地，自秦汉起，中原政权就开始了对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控制；而崛起于东北的胡族也需要通过辽东来争取生存空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力就此拉开，并延续千年，辽东，也就成了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从关中一路东移，北移，最终选择了北京。北京地处燕山腹地，东临渤海，南接华北大平原，西北望蒙古草原，东北通关外辽海之地，长城环抱、襟带山河，既保留了定都北方的“雄健”之气，又兼顾水陆交通之便，更重要的是，它与大海更近，与辽东更近，也就是说，定都北京的各个政权与辽东，与东北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然而,辽东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辽河流域一隅，它的内涵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各个方面，它的外延则辐射到了整个东北亚地区。
　　
　　东北亚地区民族众多，从纵向看，有四股势力始终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政权更迭——中原汉族势力，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朝鲜半岛势力，日本势力。从陆地到海上，在以辽河流域和朝鲜半岛为轴心的整个东北亚范围内，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任何一个国家的壮大，都需要以辽海为踏板。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各国和日本都是通过东海丝路与中国进行交往，东胡、高句丽、鲜卑、靺鞨、契丹、女真等强盛一时的少数民族莫不是在白山黑水之间发展壮大，以辽东为踏板，一步步与中原王朝争夺霸权。
　　
　　故，欲得天下者，先霸辽东。得辽东者得天下，失辽东者失天下。
　　
　　辽金明清，其覆亡的最大外因无不是“辽事”。关外苦寒，却是龙兴之地，这片山水相间、烽火不断的黑土地，又恰好处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于是，中国的辽东和渤海，就成了各方势力争夺东北亚霸权的要冲。
　　
　　白山黑水苦寒之地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和陆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海东诸国……这一切，都发生在环辽东和渤海区域内外。东北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诉说着一段段令人难以忘却的悲歌往事。
　　
　　我要写的，就是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还记得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这首主题歌吗？明朝杨慎的这首《临江仙》，大有指点江山之气。我们的故事，本该从三国开始。可是在讲三国辽东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补习一下有关辽东的历史。因为辽东第一次被汉族政权官方开发，就是在战国。不过，那时候连中原都是蛮夷遍地，好好一个卫国都被灭了，靠了齐桓公帮忙才复国，地处都被边陲的辽东更是荒芜得一塌糊涂，那里的原住民基本基本上是刀耕火种，以渔猎为生，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形成政权了。肥沃的辽东，在历代燕王眼里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后院。但这段历史并非不值一提，正是在战国时期，中原汉族政权第一次确立了在辽东地区的统治。
　　
　　公元前284—279年间，乐毅派大将秦开攻打东胡，吞并了辽东千里之地。一个在战国七雄里倒数第二弱的燕国，去开发一个在当时还被看成是没什么战略价值的地方，然后在辽河边修筑了一座襄平城（现在的辽阳）。从那时起的近两千年间，襄平一直都是辽东地区的首府。实际上，这次军事行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燕国打下一个安稳的大后方，秘密练兵。
　　
　　练兵，是为了向齐国复仇。为什么要向齐国复仇呢？说来话长：
　　燕王哙为了富国强兵，就学习尧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子之这人能力很强，但人品不怎么好，人缘也很差，这就让太子姬平和燕国贵族很是不满。于是，两拨人拉开架势，大打出手。结果，燕王哙、姬平、子之，统统死在了内乱中。邻居有难，岂能袖手旁观！齐宣王看准机会，派大军趁火打劫，攻下了燕国的首都蓟城（现在的北京）。
　　
　　其它国家看不下去了，可齐国已经占领了燕国，于是就外交斡旋和军事威胁一起上：你齐国要是不退出燕国，我们就联合起来弄死你！齐宣王没办法，架不住人多势众啊，只好下令撤兵，临走前把燕国财货扫荡一空，狠狠捞了一票。燕齐两国就此结下世仇。
　　
　　可齐国强，燕国弱。怎么办？富国强兵。
　　
　　谈何容易！
　　
　　但燕国确确实实在齐国和赵国的威胁下强大起来了。
　　
　　燕国的强大，离不开三个人——燕昭王、苏秦、乐毅。
　　
　　燕昭王和苏秦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要说的，是乐毅。
　　
　　乐毅，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极具眼光的战略家。当时的燕国聚集了大批人才，为了不引起邻国的警觉，乐毅向燕昭王提出了驱逐东胡、开发辽东、秘密练兵的大胆计划。
　　
　　驱逐东胡，是为了解除北方胡族对燕国本土的威胁；
　　
　　开发辽东，是为了让燕国获得一个辽阔的大后方；
　　
　　秘密练兵，是为了避开诸侯的耳目，为向齐国复仇做准备。
　　
　　于是，在苍茫荒芜的辽东大地上，一场生产练兵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千万不要小看燕国开发辽东的举动，如果不是乐毅的计划，辽东的开发很可能还要晚上几十年，上百年，秦国统一后修筑的万里长城，很可能就不会把辽东囊括在内。
　　
　　壮哉，乐毅！
　　
　　二十年后，在双面间谍苏秦的积极配合下，乐毅率合纵联军把刚刚吞并宋国、风头正劲的齐国打了个底朝天，而扫荡齐国全境如入无人之境的，正是乐毅从辽东带来的那支精锐！
　　
　　辽军，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
　　
　　出身于辽东苦寒之地的猛士，第一次用他们的铁血刚猛，让整个天下为之侧目！
　　
　　到了战国末年，秦军横扫中原，攻灭韩赵，荆轲刺秦不成，燕王喜和太子丹只好带着宗室财货逃往辽东。不久，燕王喜竟派人在衍水河畔杀死了刺秦主谋太子丹，以求保全燕国。燕国百姓悲叹太子丹忠义，就把衍水改名为太子河。五年后，秦国大将王贲远征辽东，消灭燕国残部，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辽东，从此正式被中原王朝纳入了领土范围内；辽东的历史也由此转弯。
　　　　
　　“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秦国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秦始皇用实际行动，兑现了电影《英雄》中的这句台词。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军攻下辽东。次年，秦统一全国，把天下成36个郡，襄平成为辽东郡治所。辽东，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被雄才伟略的秦始皇划入万里长城的管辖范围内，也成了历代王朝与东北边境周边势力的必争之地。然而秦始皇没能实现大秦帝国千秋万代的梦想，强大的秦军也没有来得及从辽东出发，去征服更为辽阔的疆土。几十年后，汉代秦。汉代不但全盘承袭了秦代的典章制度，还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修筑加固长城，用来对抗北方日益强大匈奴势力。
　　
　　匈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蒙古草原，因此，两汉与匈奴的战争，主要集中在长城中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山西、陕西北部。为了牵制匈奴，巩固首都长安的侧翼，汉朝政府花大力气攻占河西，控制西域，打通了绵延万里、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因此，汉朝把扩展的重点放在了西北。
　　
　　这一战略方针贯穿了整个汉代。汉朝对辽东的态度，基本上属于能够守住、不让它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就行。汉朝政府这么做，也有其客观的原因：当时的辽东还比较落后，里里外外居住着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胡族部落。这些部族互不统属，势力比较弱，对中原政权也比较顺从，基本上构不成多少威胁。
　　
　　正是在这种中央政府大不管、地方官府管不了（没有多少驻军）的情况下，辽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周围的少数民族也随之发展壮大。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中原百姓不堪战乱，纷纷前往辽东避难。地处东北边陲的辽东，第一次出现了几股较大势力并存角力的局面。在这些势力中，实力最强的就是东胡、公孙氏、高句丽。
　　
　　东胡，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各个游牧部族的统称，从先秦时就生活在辽东；公孙氏，是汉族在辽东最大的势力；而高句丽，则是辽东地区最顽强的一个民族。请注意，这里的高句丽，不是高丽，而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跟后来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高丽民族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高句丽，兴起于汉代，崛起于魏晋，最后成为隋唐王朝的心腹大患。我很愿意送它一个并不好听的名字——小强。
　　
　　围绕着辽东的控制权，各个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场角逐没有胜者，也没有终点，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是东北亚近两千年霸权争夺的起点，也是东方文明激烈冲突的缩影。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来讲讲东汉末年的辽东土豪——公孙氏。
　　　　
　　玩过《三国志》游戏的同学们都知道，东汉末年，在中国的北方，一共有两个公孙，一个是盘踞幽州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另一个是占据辽东的公孙度。这两个人，一个够勇猛，赵云当年就给公孙瓒当过小弟；一个够坚韧，小小的辽东，甚至在强大的魏国背后称王称霸起来。
　　
　　不过，不论是实力还是名气，公孙瓒都远在公孙度之上。正所谓劲钢易折，公孙瓒虽然很猛，但脑子不大够用，眼光和判断力也不行，所以很早就被袁绍干掉了，可公孙度和他的子孙们却在偏远的辽东逍遥自在了几十年——如果从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公孙度经同乡徐荣推荐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算起，一直到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孙渊兵败被杀，公孙氏在辽东的统治延续了近乎半个世纪，比魏国（公元220～265年）和蜀国（公元221～263年）存在的时间都要长，不能不说是军阀割据史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那么，公孙度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和他的兄弟子孙又是怎样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年代里在小小的辽东站稳脚跟，继而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国局势的呢？
　　
　　我一直很好奇公孙瓒与公孙度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两人到底是不是亲戚呢？关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公孙度则是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可见，两人的出生的地方相距并不算太远，而且都姓公孙，就算没有直系关系，也有可能是远方亲戚。
　　
　　再者，公孙瓒占据的幽州和公孙度占据的辽东在战国时同属燕国，在汉代都归幽州管辖，如果二人不是亲戚，那么公孙瓒完全可以在实力强盛时进取辽东，为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大后方，公孙瓒之所以没有攻打辽东，就是因为顾及亲缘关系才放公孙度一马。还有人说，公孙瓒是公孙家哪个风流前辈的私生子，因为母亲的身份实在不怎么样，所以没捞着认祖归宗，只好一个人在外头打拼。
　　
　　公孙瓒是不是私生子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公孙度是靠了家族力量上位却是千真万确的；而公孙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奋斗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的。
　　
　　由于母亲地位卑贱，所以公孙瓒年轻时只在地方上混上了一名普通的小吏。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母亲地位卑贱，尽管公孙瓒也姓公孙，可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公孙”二字的任何好处。他自己不提，别人也就无从考证，他的身世，他和公孙度的关系，也就成了一桩谜案。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公孙瓒不但长得高大帅气、声音洪亮，而且机智善辩，办事能力也不错。这样的优秀青年，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会得到上级的赏识的。他的顶头上司侯太守不但把女儿许配给了公孙瓒，还让他去跟随当时的大名士，也是汉末名臣卢植读书进修。进修回来后，公孙瓒就被推举为上等郡吏，还得到了继任长官刘太守的重用。后来，刘太守因为犯法被发配日南（今越南中部，当时的不毛之地）。
　　
　　按理说，刘太守犯法，与公孙瓒没什么关系，他大可继续当他的郡吏，运气好还能补个缺被推举为郡丞之类的官当。可这时，公孙瓒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决定护送刘太守前往日南！从幽州（北京）到日南（越南），在当时交通住宿条件都不发达，各地不断闹变乱的局面下，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可公孙瓒义无反顾，而且还是顶风作案——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主官犯法，是不许下属随囚车同行的。可公孙瓒偏偏不依，化装成了普通侍卒，带着刘太守的日常用品，就这样跟随在押送的车队后面出发了。公孙瓒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所以在临行前，他特地回了一趟老家，跪在祖坟前说：“当初我是公孙家的子孙，现在我是别人的下属，我应该随刘太守到日南去。日南瘴气弥漫，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忠孝不能两全，公孙瓒就此向祖上辞别了。”说完，哭着给祖先们磕了几个响头，起身慷慨而去。
　　
　　围观的人们看到这一幕，无不为公孙瓒的忠义所感动。
　　
　　东汉末年，中国人很喜欢干一件事，就是对人评头论足。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说好听了，就是对某个人进行鉴赏、品评，类似于现在很火的《天下收藏》节目；说白一些，就是吃饱了没事点评一下别人的长相、才能、人品、八卦。当然，长得难看、人品不好的人，是不会像那些赝品一样被当场抡起锤子给砸了的，要真那样，本着“去伪存真”的原则，中华民族能够繁衍下来的一定都是帅哥。不过，在当时，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人物，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进入上流社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就必须得到著名鉴赏家的一个人物鉴定。
　　
　　比如曹操，能力很强，但出身不好（宦官之后）。当时有一个名叫桥玄的大官很赏识他，于是就给他出主意，让曹操去见许劭，只要能得到许劭的评语，离出人头地也就不远了。许劭是当时一个有名的鉴赏家，每个月的初一，他都会对当时的著名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召开人物点评大会。由于大会在每月初一定期召开，所以也被称为月旦评。不久，曹操就去找许劭。可许劭见到曹操之后，却拒绝发表意见，不知是看不上曹操，还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不好判断，死活都不肯给一句话。曹操也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很可能是不怎么正当的手段），逼许劭发表意见。许劭被逼无奈，于是就留下了那句堪称传世经典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按理说，这句话算不上什么好话，可曹操听完，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心满意足的回去了。而曹操的一生，也印证了许劭的这句经典评语。可见，许劭此人还是很有一些相面算命的本事的。
　　
　　　　
　　连曹操这样的人都不能免俗，更不用说其它人了。为了博得好评，给自己争取一个好名声，当时很多人干出了很多荒唐事：有人对自己的老父不闻不问，任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却能被举为孝廉；有人为了博一个“孝”名，生生在母亲坟前住了五年，背地里却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
　　
　　公孙瓒跟随刘太守南下的举动是否受了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此举确实为他博得了大大的名声，而且是好名声。很快，他的名声就传到了朝廷里。一个小小的郡吏居然能不畏艰险，毅然为上级慷慨赴死，这样的精神品德，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于是，法令被丢到了一边，情义被捧上了天，就在公孙瓒跟随囚车队伍南下途中，刘太守因为他的义举，竟然被朝廷赦免了。而公孙瓒也因此被举荐而孝廉，做了郎官，被任命为辽东长史。一个既有才能，又有情义的年轻偶像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公孙瓒的发迹要比公孙度早，他的成长，与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地方势力崛起是分不开的。而公孙瓒所在的幽州，境内少数民族部落众多，特别是乌桓和鲜卑，已经对幽州地方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乱世出英雄，正是在与乌桓、鲜卑人的作战中，公孙瓒凭借战功不断积累威望、扩充实力，并组建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亲兵部队——白马义从。这支部队有两大特色：一是清一色的骑兵，二是所有战士的战马清一色都是白马。而指挥他们作战的，正是英武不凡、充满了男子汉阳刚之美的公孙瓒。爱美之心，古皆有之，不难想象，每当这支部队出动时，幽州当地老少妇女们会报以怎样惊羡的目光。
　　
　　事实证明，公孙瓒的部队不但帅气，而且非常能打。在此后镇压河北中原等地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公孙瓒带着他的白马骑兵威风八面、势如破竹，立下了赫赫战功。
　　
　　按理说，此时应该是公孙瓒扩充实力、占据幽州全境的大好机会，可事实上，公孙瓒非但没能腾出手去攻略辽东，即使在幽州，他也不能完全说了算；不但说了不算，就连他以战养战、以武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是什么原因让公孙瓒如此郁闷呢？很简单，因为在幽州，还有另外一个威望比他更高、实力比他更强的牛人。此人不仅善于理政，更是一个外交天才，不但稳定住了幽州的局面，甚至连周边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也对他敬佩不已。
　　
　　这个牛人，就是当时主持北方军政的幽州刺史刘虞。
　　
　　如果你在《三国志》游戏里选择第一个剧本，就会找到刘虞此人。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县（今浙江嵊县）人。虽然和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人一样属于高干子弟，但刘虞却没有顶着皇室旁支的名头坐享其成，而是从扎根基层、从最普通的小吏做起，在任内勤政爱民。在担任博平县令期间，还出现过这样的传闻：当时，周围的几个县发生了蝗灾，但蝗虫飞到博平边界时，偏偏绕过而不入。可见，蝗虫也是有眼光的——好官治理的地方，它们就不去；哪里有贪官污吏，它们就往哪里飞。姑且不论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但至少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已为天下人所认可，并且广为流传。
　　
　　由于政绩显著，刘虞先后担任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是当时东汉皇族中最杰出的政治家。
　　
　　好钢用在刀刃上，由于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刘虞被汉灵帝派往幽州当刺史。当时的幽州战乱不断、民族矛盾重重，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美差，反而随时有丢掉性命的可能。刘虞和刘焉、刘表不同，他没有选择远离战乱、容易扩充实力的南方州郡，而是毅然接受了汉灵帝的任命，前往幽州赴任了。
　　
　　不想，这一去，竟成了这位杰出政治家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旅程。
　　
　　　　
　　来到幽州这个内外交困的地方后，刘虞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政，二是外交。好吧，一个文官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做得很好。不是很好，而是非常好。
　　先来看内政：
　　
　　刘虞深知，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过上安稳的日子，就不会造反作乱。因此，在担任幽州刺史期间，刘虞重点发展农业和养蚕业。把农业搞上去，百姓就能有东西吃；种植蚕桑，百姓就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还不够，还得让老百姓和官府富起来——老百姓有了钱，就会相信政府、支持政府；政府有了钱，才能进行各项基础建设和战争准备。因此，刘虞积极鼓励老百姓在上谷一带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同时组织人力开发渔阳郡的盐、铁资源。经过刘虞的有管理，幽州不但丢掉了边远穷困的帽子，还成为北方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从动乱不断的青州、徐州前往幽州定居的百姓竟达百万之众。刘虞一改东汉末年士大夫穷奢极欲的做派，以其勤勉、俭朴、务实、宽容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幽州士绅百姓的一致拥戴，就连董卓也极力想拉拢这位有着崇高威望的皇族重臣。
　　
　　再来看外交：
　　
　　公元187年（汉灵帝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与乌桓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大肆劫掠幽、冀、青、徐四州。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刘虞与公孙瓒的态度截然相反——公孙瓒主张进剿，刘虞则主张安抚。
　　
　　叛乱发生后，公孙瓒立刻带着自己的骑兵部队出击，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把张纯、丘力居等人打得大败。张纯抛弃妻子，狼狈逃入鲜卑境内。公孙瓒继续追击，却在辽西管子城被丘力居打了一个反包围，被困二百余日，士卒死伤大半。丘力居也是精疲力竭，得不得远走柳城。
　　
　　就在公孙瓒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刘虞也开始实施自己的外交策略。他派出使臣安抚丘力居等人，同时晓以利害，责令其献上张纯首级。丘力居等人久仰刘虞大名，得知刘虞有安抚之意，便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幽州，表示愿意归附。一边狠狠的打，一边派人招抚，如果公孙瓒和刘虞能够同心协力，这招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也许能够较好的解决幽州的边患问题。
　　
　　可公孙瓒不服刘虞。又有谁愿意自己拼死拼活把敌人打跑了，却让别人不费一兵一卒，就靠一张嘴皮子就抢了自己的功劳？换了我也不愿意。这一点，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也能看出公孙瓒此人的胸襟眼光——只顾眼前之功，却没看到招抚乌桓对国家的好处。
　　
　　另外，我认为，公孙瓒不服刘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出身。刘虞是什么出身？皇族。不管是直系还是旁支。公孙瓒是什么出身？私生子……好吧，如果他真的是公孙氏的私生子，那么他最痛恨的，不是屡屡犯边的胡族，而是那些出身名门望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子弟。一般来说，出身底层、通过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对豪门大族子弟都有天然的敌意。很不巧的是，挡在公孙瓒建功立业道路上的，全是这样的人：刘虞、袁绍，还有远在辽东的公孙度。
　　
　　所以，公孙瓒看他们都不顺眼。
　　
　　怎么办？公孙瓒决定捣乱。他暗中派人在途中刺杀了胡族使者，企图阻止乌桓与刘虞联络。有一句话叫做事与愿违，公孙瓒越是捣乱，丘力居等人越是觉得刘虞是个好人，于是派人千方百计绕过公孙瓒的驻地，前往刘虞处表示愿意归服。
　　
　　刘虞的怀柔政策，大大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幽州稳定下来了，刘虞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可公孙瓒呢？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刘虞的戒心和打压。平定乌桓叛乱后，刘虞担心公孙瓒势力太大，就上报朝廷裁撤驻军，只留万余步骑屯驻右北平，归公孙瓒统辖。此时的公孙瓒，不但无法染指辽东，就连幽州的底盘也被蚕食的差不多了，对刘虞的恨意也是越来越深——刘虞不死，便无我公孙瓒出头之日！
　　
　　　　关于汉代四郡和高句丽的起源，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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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原的局势也是风云变幻。
　　
　　公元189年，董卓率部控制洛阳，把持东汉朝政；公元190年，在曹操和袁绍的倡议下，18路诸侯共讨董卓，在虎牢关前上演了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连场好戏。大战之后，联军散去，董卓也带着汉献帝迁都长安，顺手一把火烧了洛阳。
　　
　　第二年春天，袁绍、韩馥等关东军阀不甘心皇帝被董卓挟持，于是就打算拥立刘虞为帝。如果刘虞是个有野心的人，继而接受袁绍等人的拥立，也许汉末历史就将改写，三国鼎立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刘虞拒绝了，尽管他有这个资望和能力。作为汉室宗室重臣，他不可能接受这等大逆不道的建议；但他很清楚，天下已是群雄并起，袁绍等人不但得罪不得，而且还必须与之交好，才能最大程度的让他们为定乱出力。所以，刘虞拒绝称帝，却依旧与袁绍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与此同时，远在长安的汉献帝也不堪忍受董卓的控制，想要逃回洛阳。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正好在汉献帝身边担任侍中，汉献帝就派刘和乔装离开长安，让刘和请刘虞率兵接应。由于通关大道被董卓的士兵所把守，刘和便绕道武关，经由南阳东出。途径袁术的驻地时（当时袁术正驻扎在南阳、淮西一带），刘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天子想要东归的意图告诉了袁术。天真的刘和本以为袁术是个忠臣，没想到袁术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袁术一听说天子打算东归，立刻打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他让刘和写信给刘虞，让刘虞率军南下充当袁术的后援，两人一同率军前往长安“救驾”。
　　
　　不可否认，刘虞是个忠臣、能臣，他的专长是阳谋、大计，而非阴谋诡计、剑走偏锋，对于汉献帝这一天真幼稚的出逃计划，他竟然表示赞同，并打算立即付诸行动。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劝刘虞不要轻信袁术，根本不用理会他们。此人就是公孙瓒。
　　
　　按理说，公孙瓒憎恨刘虞，看到刘虞马上就要干傻事，理应冷眼旁观，等刘虞率军南下后趁机吞并刘虞的地盘才是。可公孙瓒偏偏站了出来，这就说不通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比较容易解释公孙瓒的举动了。首先，刘虞虽然忠直迂腐，但他不是傻子，从名义上说，他还是公孙瓒的上级，所以他大可让公孙瓒跟他一起率军南下，用他当炮灰也好，趁机剥夺他的兵权也罢，总之只要让公孙瓒离开右北平，想要收拾他就容易多了。其次，公孙瓒也不是傻子，他吃过刘虞的亏，他才不会傻到给刘虞去当马前卒，最后功劳都是刘虞父子的。最后，同为军阀，公孙瓒很清楚袁术打得小算盘。所以，公孙瓒劝阻刘虞，主要是为了自己，顺带当一回好人。
　　
　　可是刘虞不听，依旧派人南下联络袁术，辜负了公孙瓒的一片“好心”。
　　
　　公孙瓒担心袁术知道他劝阻刘虞南下的事情后煽动堂兄袁绍发兵北上攻打自己，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派堂弟公孙越率千余骑兵跑到袁术那儿去搞公关，暗中让袁术扣留刘和，还收编刘和的随从人马。刘虞得知公孙瓒破坏汉献帝出逃计划后，对他愈加痛恨。两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不久，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坚攻打周昂，公孙越中流矢而死。公孙瓒大怒，迁怒袁绍，遂率大军进驻磐河，打算攻打袁绍。袁绍考虑到自己刚刚吞并了韩馥的地盘，在冀州的根基还不牢固，所以就任命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为渤海太守，想要稳住公孙瓒。没想到公孙范到任后立刻脱离袁绍，带着渤海郡的军队与公孙瓒会合，再次大破黄巾军。此时的公孙瓒已完全摆脱了刘虞的控制，先后任命严纲为冀州牧，田楷为青州牧，单经为兖州牧，整个幽州、冀州东部都在其势力范围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环渤海”霸主。
　　
　　当时北方的局势是：刘虞占据幽州西部，公孙瓒占据幽州、冀州东部，袁绍占据冀州西部，公孙度占据辽东。四家之中，公孙度最弱，其余三家实力相当，在河北地区呈鼎足之势，其中又以公孙瓒所部战斗力最强，拥有战略主动权。然而，接下来，公孙瓒却没有向实力最弱的公孙度开刀，打下辽东这个广阔的大后方，而是率军南下，决心与袁绍一较高下。
　　
　　　　
　　那么，公孙瓒为何不取辽东，而是急着与正在崛起的袁绍作战呢？
　　
　　首先，“逐鹿中原”依旧是那个时代里人们扬名立万的首选。公孙瓒虽然在边地发家，但他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南下争锋也是惯性使然。
　　
　　其次，河北山东黄巾军肆虐，讨伐收编黄巾军成了东汉末年各路诸侯扩张实力的一条捷径，谁能占领黄巾军活动区域，谁就获得了充足的人口和兵源，委派四州州牧便是出于这点考虑。
　　
　　第三，与刘虞相比，袁绍的崛起更让公孙瓒担心，他不能坐视袁绍在自己的眼皮子低下抢夺地盘扩张实力，必须抢在其壮大之前予以痛击。
　　
　　最后，辽东在当时仍属偏远之地，经济文化都不发达，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考虑去辽东避难。公孙瓒手中握有数万精兵，自然不会主动前往。另外，辽东胡族众多，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出兵攻占非但不能获得直接好处，还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民族纷争中。
　　
　　所以，公孙瓒选择南下而非东进，既是出于现实考虑，也间接卖了个人情给公孙度——待我收拾了袁绍等人统一北方，公孙度自然会主动前来归顺。
　　
　　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袁绍屯军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决定河北地区霸权的界桥之战爆发了。然而战争的结果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能征善战的公孙瓒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不得不逃往蓟县（今北京大兴）自保。经此一战，袁绍便奠定了河北霸主的地位。
　　
　　次年，刘虞因担心公孙瓒反叛，发兵10万前往讨伐。刘虞攻打公孙瓒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公孙瓒拥兵自重、不服管教；第二，只要公孙瓒还活着，他的民族和解政策就无法实现；第三，公孙瓒破坏了汉献帝的出逃计划。
　　
　　可见，刘虞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过，这个严重的后果，却要由刘虞自己来承担。
　　
　　公孙瓒的主力虽然被袁绍击败了，可他的部队依然很能打；刘虞的军队虽然有10万人，可他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又下令士兵不准骚扰百姓，致使大军行动起来束手束脚，久攻蓟县不下，士气低落。
　　
　　这就给了公孙瓒反攻的机会。几天后，公孙瓒亲率一支数百人的精兵，突然从城中杀出，顺风放火，一举攻破刘虞大营。刘虞军大败，10万大军土崩瓦解。刘虞率余部逃往居庸县（今北京延庆县东）。公孙瓒集结旧部，仅用3天就攻破了居庸城，活捉刘虞全家，返回蓟县。
　　
　　此时董卓已被吕布所杀，汉献帝派使者段训嘉奖刘虞，并升公孙瓒为前将军、易侯，想让二人联手共保北方安宁。不想公孙瓒反咬一口，诬陷刘虞与袁绍串通意欲称帝，逼迫段训处死刘虞全家。刘虞被杀前，公孙瓒还假惺惺的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应当为天子，老天就会下一场大雨来救你。”但当时是盛夏，一整天都没有下雨。刘虞全家被杀。
　　
　　刘虞的死，对东汉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放眼宗室，不论是刘焉、刘表、刘备，都不具备刘虞的资望与才能，更缺少刘虞高尚的品格与义无反顾为国尽忠的决心。
　　
　　南朝史学家范晔这样评价刘虞：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卫国。
　　
　　十六个字，便是刘虞一生的写照。
　　
　　刘虞的死，也让公孙瓒实现了夺取整个幽州的夙愿。然而，等待公孙瓒的，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亡命之灾。
　　
　　　　
　　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刘虞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举兵为刘虞报仇。正史对阎柔的叙述只有寥寥数笔，可阎柔却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阎柔很小的时候就被鲜卑、乌桓人的劫掠中被掳走。鲜卑、乌桓人没有杀他，而是把他寄养在部落中。在茫茫草原上，阎柔练就了一身本领，他为人豪爽、任侠仗义，因而赢得了鲜卑、乌桓人的信任，也受到了刘虞的赏识。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举事后，阎柔便招募乌桓、鲜卑及刘虞旧部汉军数万人向公孙瓒宣战，大败公孙瓒军于潞河北，斩渔阳太守邹丹。
　　
　　此时的公孙瓒已是四面受敌：北面是阎柔率领的乌桓、鲜卑联军，南边是老对手袁绍，东面是一直对他爱答不理的公孙度，幽州境内右北平、代郡、广阳、上谷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人缘不好就是命苦啊，公孙瓒想后悔，已经晚了。
　　
　　不久，乌桓、鲜卑联军迎回刘虞之子刘和，袁绍也积极响应，派大将麴义助战，10万联军于鲍丘再败公孙瓒军，斩首2万余。公孙瓒一败再败，只得逃回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筑坚城固守。
　　
　　公元198年（汉献帝建安三年），袁绍写信给公孙瓒想要和解。这原本是摆脱困境的一个好机会，可公孙瓒偏偏置之不理。袁绍大怒，挥军攻城，公孙瓒驻扎在易京城外的各营相继投降。公孙瓒孤立无援，只好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黄巾军求救。次年三月，黑山军大帅张燕与公孙续率10万大军，分三路驰援易京。公孙瓒大喜过望，连忙派人送信给公孙续，约定举火为应，内外夹击袁绍。不成想，这封至关重要的信却为袁绍的人截获了。人倒霉起来，真是喝凉水都会塞牙。
　　
　　城外如期举起了火把，公孙瓒以为援兵赶到，率军出城接应。公孙瓒万万没有想到，举起火把的不是援军，而是袁绍的伏兵！公孙瓒浴血奋战，杀出重围，再次退回城中坚守。袁绍一边指挥大军攻城，一边派人掘地道通入城内。公孙瓒见大势已去，便杀死了妻子儿女，举火自焚。
　　
　　一代猛将就此陨落。
　　
　　从187年丘力居叛乱到198年兵败身死，公孙瓒在河北地区活跃了12年。在这12年里，幽州河北地区的战争焦点全都集中在了公孙瓒身上。
　　
　　我们之所以要把刘虞和公孙瓒的故事放在一起讲，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刘虞是君子，公孙瓒是霸者。君子，总是想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尽管他们品德高尚、能力出众，可是身处乱世之中的君子，必定会因为坚持理想而走向失败。所以，孔子说，君子固穷。这个穷字，放在这里，就是穷途末路。而霸者，总是想通过实力和武力来解决问题。可是孔子也说过，武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却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公孙瓒的失败就从他和刘虞关系恶化开始的，当他面带讥讽的害死刘虞时，也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
　　
　　刘虞死了，公孙瓒也死了。北方四大势力，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一个也会被来自中原的另外一支势力所消灭。不论是刘虞与公孙瓒的争斗，还是几年后的中原河北大决战，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远在辽东的公孙度。
　　
　　公孙度冷冷的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公孙瓒，不过就是他的一块屏障；公孙瓒闹得越凶，辽东就越安全；公孙瓒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自己在作嫁衣裳。公孙瓒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讲完了公孙度的托公孙瓒，再来看公孙度。
　　
　　公孙度（150～204年），字升济，襄平人氏，土生土长的辽东本地人。公孙度有两个儿子，长子公孙康，次子公孙恭。公孙康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公孙晃、次子公孙渊。他们这一支，才是正宗的辽东公孙氏。
　　
　　先来看一下这位辽东第一代土皇帝的履历：
　　
　　公元167年，18岁的公孙度与父亲公孙延一起迁居玄菟郡（位于现在的朝鲜半岛北部），公孙度还担任了郡吏。玄菟太守公孙琙很器重公孙度，不但安排他学习，还为他操办了一门婚事（真是一个好领导）。
　　
　　公元169年，20岁的公孙度学有所成，被任命为尚书郎。
　　
　　公元170年，21岁的公孙度本来有机会成为冀州刺史的候选人，不知何故（可能是被人诬告）被作罢。
　　
　　公元189年，40岁的公孙度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被老乡徐荣举荐为辽东太守。
　　
　　公元190年，41岁的公孙度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渡海占领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
　　
　　公元191年，北海管宁、邴原、王烈前往投奔42岁的公孙度。
　　
　　公元204年，曹操举荐55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永宁乡侯。不久，公孙度去世，公孙康继承了他的官职，公孙恭继承了他的爵位。
　　
　　从公孙度的履历中就能看到，40岁之前的他基本上无所作为，估计也就是借着家族的名头混迹京城，找几个朋友吹吹牛，搞搞人际关系，还搞得不怎么好，在即将成为刺史候选人前夕被人暗中“搞掉”了。
　　
　　公元189年，这一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太多事情：董卓乱政、曹操起兵，整个东汉王朝的政治格局被颠覆了，公孙度也时来运转了。
　　
　　公孙度的这个大恩人，就是同乡徐荣。
　　
　　这个徐荣，在《三国演义》和三国游戏里的设定都很低，基本上属于三流武将，可是在现实中，出身辽东、却在西凉军中发迹的徐荣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猛人。徐荣的战绩，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击败曹操，击败孙坚，战死新丰。
　　
　　好了，这就足够了。能够干过曹操和孙坚的人，一定不是孬种。
　　
　　不过，徐荣一辈子干得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恰恰是向董卓举荐了同乡公孙度。很快，公孙度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公孙度的命运改变了，辽东的命运也改变了。不过，公孙度并非中国历史上经营辽东第一人，早在秦汉时期，中原汉族政权就在辽东建立了各级政府机构。
　　　　
　　
　　中原汉族政权最早在辽东建立行政机构是在战国时期，由燕国设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从那以后，襄平就一直是辽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大军由水、陆两路出征辽东，攻灭卫氏朝鲜。次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境的控制，又在辽东增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统称朝鲜四郡，属幽州管辖，其郡治朝鲜县城就是原来的卫氏朝鲜都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的土城洞城址）。
　　
　　
　　
　　乐浪郡
　　
　　《汉书•武帝纪》记载，在汉武帝增设的朝鲜四郡中，以乐浪郡为首，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政权都延续了这一行政区划。乐浪郡治址位于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台地上，东西约长700米，南北约长 600米。1935和1937年在城址东部发现柱石、甬路、井和下水道等建筑遗迹，还出土有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遗物。部分片当上还发现了“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铭文；特别是在封泥上，除“乐浪太守章”和“乐浪大尹章”之外，各级令、长、丞、尉的官印均有发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郡面积最大时拥有“县二十五”。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汉昭帝撤销了临屯、真番二郡，将二郡土地、居民分别归入乐浪郡。合并之后的乐浪郡面积广大，所以汉朝政府又从中分出岭东七县，还设置了乐浪东部都尉加以管辖。
　　
　　自西汉以来，乐浪郡的面积并不是固定的：中原王朝强盛时，其控制面积便增大；中原王朝衰落时，其控制面积也随之缩小，但其中心地域是始终都是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下游和载宁江流域。直到东汉末年，公孙度的继承人公孙康又把屯有县以南荒地划了出来，重新设置了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辖境与从前乐浪南部都尉的管区相同。
　　
　　临屯郡
　　
　　攻灭卫氏朝鲜的第二年，汉武帝在在其故地设立了临屯郡，临屯位于乐浪郡的东面，也就是单单大岭以东乐浪东部都尉的辖地。辖境范围大致在现在韩国的东北部，其原住民为秽人。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西汉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郡县调整，临屯郡及其所辖秽人也一并归入乐浪郡。
　　
　　真番郡
　　
　　《史记•朝鲜列传》称真番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说明真番郡即原先真番族聚居的地区。真番郡的具体位置迄今未有统一说法，大致位于玄菟郡以南，今韩国北部。《后汉书•东夷传》在“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前提到：“秽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证明秽人、沃沮人与句丽胡原是箕氏朝鲜的属地，后一度独立，卫氏朝鲜对此地区的征服实际上是对箕氏朝鲜故地的恢复。而真番国却是早已存在。《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在战国时期燕国最强盛时，真番国已经存在，显然不是箕氏朝鲜的属国，所以，真番当是卫氏朝鲜新征服的领地。
　　
　　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真番郡与临屯郡一起并入乐浪郡。
　　
　　玄菟郡
　　
　　从地图中就可以看到，玄菟郡位于辽东郡和乐浪郡之间，横跨鸭绿江两岸，还囊括了现在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不仅是四郡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战略位置也最为重要。玄菟郡设立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其辖地是卫氏朝鲜属国沃沮的故地，大约是今北朝鲜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以及中国辽宁、吉林省西部一带，郡治大体在咸镜南道境内。汉昭帝时，西汉政府把玄菟郡郡治迁至今辽宁新宾永陵地区，鸭绿江外之地则划归乐浪郡管辖，辖境南达今朝鲜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北岸，与乐浪郡为邻，北达哈达岭、辉发河一带，与扶余为邻，其西为辽东郡，以长城为界，其东以长白山为界与沃沮相接。
　　
　　在搞清楚玄菟郡的管辖范围后，我们有必要对玄菟郡的原住民进行一下分析。因为这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一历史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甚至引发了两个国家的口水战。
　　
　　《汉书•地理志》对玄菟郡的注解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昭帝始元五年以后的政治区划，也就是“罢临屯、真番二郡，将二郡土地、居民分别归入乐浪、玄菟二郡”之后的行政区划，此时玄菟郡的辖区已包括原来真番郡，真番郡的原住民真番人也划归了玄菟郡。因此，玄菟郡最早的原住民，正是“朝鲜胡国”中的故“句骊胡”。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这说明，正是因为有“句骊胡”居住，西汉政府才在玄菟郡境内设置了高句丽县。而玄菟郡初设时，辖区内主要包括两个民族——沃沮、高句丽，直到真番郡并入之后才包括了真番人。可见，在西汉攻灭卫氏朝鲜以前，“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名称都是对居住在玄菟郡境内的高句丽人的称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夫余的势力才进入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以朱蒙为始祖的高句丽的传记中来看，当是其与卒本夫余发生了民族融合，夫余才改名高句丽。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玄菟郡在西汉时就属于中国，主要生活在玄菟郡境内的高句丽人，根本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少数民族！
　　
　　那么，为什么高句丽后来会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屡屡侵扰辽东边境呢？
　　
　　这还要拜中国历史上那位臭名昭著，却又极有创意的改革家王莽所赐。
　　
　　王莽称帝后，别出心裁的把已经臣服的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狠狠羞辱了高句丽人一把。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莽对属国的轻蔑，也影响了边境的将领。不久，大将严尤无缘无故的诱杀了高句丽的闵中王邑朱。高句丽人忍无可忍，从此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开始了独立建国的历史。由于高句丽人主要生活在玄菟郡境内，所以独立以后，高句丽不断蚕食玄菟郡领土。
　　
　　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东汉政府无力维持对朝鲜四郡的控制，于是就把长城以内辽阳、候城、高显三县划归玄菟郡管辖，并把玄菟郡迁到了辽河流域的沈阳、抚顺一带，间接承认了高句丽对玄菟郡故地的占领。到了东汉末年，玄菟太守公孙域（就是给公孙度介绍老婆的那位）大破高句丽，斩首千余。这说明，当时高句丽人对辽东已是虎视眈眈了，只不过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只能逐步蚕食。从此以后，每当中原王朝实力削弱，高句丽都会继续蚕食玄菟郡在长城内的辖地，而且多次侵入辽东腹地，开始了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妄图称霸辽东的历程。
　　
　　汉武帝所设四郡，实质上是以古朝鲜本土为一郡（乐浪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真番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临屯二郡，玄菟郡统辖高句丽蛮夷与沃沮，秽人则主要隶属于临屯郡。汉昭帝所进行的郡县调整，则是把所有秽人的分布区都划入乐浪郡，在此以北的真番人、高句丽蛮夷则属于玄菟郡。
　　
　　不论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以后设立的四郡，还是汉昭帝时的郡县调整，都是基于当地民族分布而进行的。随着夫余人的南下立国、高句丽族的形成，辽东地区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行政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到了东汉末年，接管辽东政权的公孙康又把乐浪郡南部独立划分出来，以带水（今韩国汉江）为名，设立了带方郡，辖境相当于今朝鲜京畿道及忠清北道地区，郡治在今平壤西南。
　　
　　从对汉代朝鲜四郡的了解就能看到，汉朝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远比我们所理解的“辽东”地区，而是包括了今辽宁全境、吉林大部和朝鲜中北部的广大地区。当韩国人“引经据典”叫嚣中国东北是大韩民族的发源地时，却忘记了大半个朝鲜半岛都曾是中国的领土！
　　
　　数典忘祖，莫过此獠！
　　
　　

　　
　　现在，轮到公孙度大展拳脚了。
　　
　　可是当他意气风发的赶赴辽东上任时，却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局面相当混乱，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政治上，东汉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几乎为零。也许有人会问，公孙度自己不就是东汉政府任命的官员吗？他难道不能代表东汉政府？还真不能代表。公孙度是谁任命的？董卓。董卓是谁？汉贼。董卓为什么要任命公孙度？为了在东北边境安插自己人。公孙度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外放机会的吗？不是，他走得是老乡徐荣的关系——老乡也算是一种裙带。公孙度去辽东干什么，给政府买卖吗？他去辽东，说好听点是大展宏图，说难听点就是自立门户。好了，了解了来龙去脉和动机，我们就知道，公孙度只不过是打着东汉政府之名，行割据一方之实。他还能代表政府吗？他代表的是他自己，还有公孙家族的利益。
　　
　　政府控制为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天高皇帝远，没人来管；坏处也很明显，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第二，经济上，辽东在当时仍属不发达地区。尽管经过了两汉数百年的开发，但辽东的经济发展依旧十分缓慢，富庶发达程度远不及中原地区。想要割据，就要养兵；想要养兵，就要有钱。可公孙度没钱。
　　
　　第三，文化上，辽东是“德外未开化”之地。去辽东的都是些什么人？一是打仗去的，军人；二是发配去的，犯人；三是逃亡避难去的，鸟人。
　　
　　第四，成分上，辽东的成分太复杂了。辽东的西北盘踞着乌桓各部，时不时就会南下打打秋风，东面玄菟郡内外是新近形成的高句丽民族，北面的鲜卑也在迅速崛起，汉人虽然占据着最为富饶的辽河流域，但却被各族势力分割包围，处境并不太妙。
　　
　　不论是谁来当辽东的长官，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
　　
　　怎么办？
　　
　　甩起膀子干！小心翼翼干。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公孙度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辽东。他的措施，概括起来说，就是：对内，安顿百姓、发展经济、招揽人才、积蓄力量；对外，利用公孙瓒、西击乌桓、东伐高句丽、扩大海上影响。
　　
　　这两方面的举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利用好公孙瓒这个天然良“托”，为辽东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尽管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公孙度是否主动派人交好公孙瓒，但是从这两股相邻势力十几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事实看，作为弱势一方的公孙度肯定做过外交上的努力。而公孙瓒也没把小小的辽东放在眼里，忙着平定各地叛乱，与刘虞、袁绍等人干架，基本无暇东顾。有这样一支极富“侵略性”的势力在西面“保驾护航”，辽东地区便十分幸运的在汉末战乱中躲过一劫。
　　
　　有公孙瓒当屏障，公孙度便能够游刃有余的施展自己的“治辽大计”。那么，公孙度的“治辽大计”，是想以辽东为根据地，逐步增强实力进而西进争霸天下吗？几百年后的鲜卑慕容氏走得就是立足辽东、走向天下的道路。身逢乱世，争霸之心人皆有之，有像袁术那样不自量力的人，当然也有像公孙度这样头脑清醒、量力而为的人。公孙度深知，仅凭辽东本身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中原诸侯争夺天下，就连辽东本身都还是一个烂摊子，谈何争夺天下？他更清楚，自己的才能，充其量只能当个割据一方的土皇帝（这一点比他的孙子强多了）。
　　
　　因此，公孙度给自己的定位很低，他所能够做的，首先是保境安民，其次才是需图发展。
　　
　　
　　　　
　　攘外必先安内。公孙度到任后，很快就发现地方工作并不好做：辽东地处边陲，民风彪悍，不服管教，地方势力庞大，地方各级官员基本只是一个摆设。尤其是当地的高门望族，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们知道，地方上的人对付新到任的官员一般有两招，先是投其所好，用各种办法收买；收买不成，便设套子使绊子给冷脸，直到把你弄得没脾气为止。公孙度可不是这么容易收买的，他自己就是辽东本地人，在家门口要是干不好的话，那丢得可是祖上三代的脸。乱世用重典，公孙度也不例外，他决定好好收拾收拾那些不知轻重的人。
　　
　　公孙度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在官府里安插亲信、排除异己——要有一支靠得住的队伍；然后严刑峻法，全力打击豪强势力，雷厉风行得处死了辽东阳国都尉公孙昭和当地不法望族田昭，让那些地头蛇们尝到了自己的厉害，一举树立了自己在辽东的威信，也让老百姓们觉得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扫除了施政障碍后，公孙度处理了一大批积压下来的政务，使辽东全境政令畅通、风气为之一振。
　　
　　平定辽东境内后，公孙度开始着手对付辽东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他首先向东用兵，第一个目标就是高句丽。此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是新大王伯固（公元126～191年）。伯固在位期间，曾多次骚扰乐浪、玄菟、辽东等地。公孙度很可能在公孙域手下就领教过高句丽人的可恶，于是集中兵力，把伯固打得大败。
　　
　　公孙度打败了伯固，高句丽臣服；几百年后的唐朝打败了日本，日本臣服，还不断派人来学习。可见，只有基于实力和打击的外交，才是真正的外交。
　　
　　伯固可能真的是被公孙度打怕了，不但乖乖臣服，还第二年派大加优居、主簿然等人协助公孙度剿灭了盘踞在富山的贼寇。不久，公孙度还派柳毅渡过渤海占领了青州沿海的东莱等县，任命他为营州刺史，完全控制了渤海和黄海的海路交通。然后进一步向东扩张，兼并了玄菟、乐浪二郡。平定东部后，公孙度继续向西用兵，连续击败辽西等地的乌桓部落，将整个辽东地区收入囊中。
　　
　　公孙度也明白，仅仅靠打是不够的。他挑选了一位美貌的宗室女嫁给夫余王，通过结亲，使夫余成为自己的外援，从背后牵制高句丽。一时间，公孙度俨然已是东北亚霸主，正式开始了称霸辽海的历程。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原战火不绝，辽东就成为中原，尤其是河北士人和百姓的避祸之地。公孙度对这些避难者采取了包容和欢迎的态度——士人为辽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流亡百姓则为辽东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投奔辽东的士人中，比较有名的要数管宁和太史慈。管宁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的到来，让公孙度欣喜异常——对公孙度来说，能够招揽到管宁这样的贤才，不但能够充实自己的幕僚队伍，还能形成良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投奔。
　　
　　然而，贤才配英主，明主与人才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豪强想要招揽能够帮助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士人们也在挑选能够一展所学的明主。治理一方，公孙度是称职的；但是比起要论明主、雄主，公孙度还差得很远，他顶多就是个小打小闹的地方军阀。换句话说，士子们的首选，往往是袁绍那样的高门名士和曹操那样的潜力股，留给公孙度的，往往只是一些以避世著书立说为目的的文人士子。管宁正是这样一个博学多才，却无法在乱世中干出一番事业的大才。因此，尽管敞开了怀抱，但辽东所能招揽留下的人才并不多，太史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曹操之所以能够荡平北方成就霸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麾下人才济济，而且懂得如何用人。人才的数量、优劣、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股势力的走势，从这一点上看，公孙氏割据辽东50年未有太大作为，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
　　
　　“既然难以扩张，那便老老实实的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公孙度有自知之明，也是这样做的。在公孙瓒、刘虞、袁绍、张燕、曹操等各路诸侯角力北方的岁月里，公孙度守土自保，积蓄力量，很好的当了十几年的旁观者。
　　
　　在公孙度的经营下，辽东地区社会安宁，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公孙度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辽东王”，他曾经对亲信这样说道：“汉室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这里的“王”，并非要西出中原与群雄争夺天下，而是指在中原之外的辽东建立一个属于公孙氏的独立小国。公孙度小心翼翼的实现着自己的野心，先是将辽东一郡划分为三郡，在辽东郡外又新设辽西、中辽二郡，并委派亲信出任太守，然后又封自己为“平州牧”和“辽东侯”。所谓平州，就是将原本属于幽州管辖的辽西、辽东、朝鲜三地独立出来，自成一州。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为了争取天下诸侯的支持，也曾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和“永宁乡侯”。公孙度表面上接受了朝廷的封赏，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比起实实在在的辽东王，小小的“永宁乡侯”又算得了什么。曹操也很清楚公孙度的小算盘，只不过当时他正忙着在中原打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凭公孙度在辽东坐大。
　　
　　公元204年（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孙度去世，长子公孙康即位，成为新一代的辽东王。
　　
　　　　
　　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实力不是最强，胆子却最大的曹操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许昌，拉开了自己打着天子招牌扫荡天下群雄的序幕。
　　
　　“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曹操原创，很多人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真正坚决贯彻并把它发挥到极致的，便是曹操。这块政治招牌实在是好用，想找谁的茬就找谁，谁不听话就打谁，靠着皇帝特派员的身份，曹操连打带拉，陆续消灭了吕布、袁术、张绣等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地区，黄河以南基本姓曹。汉献帝估计还想逃，可曹操不是董卓，外头也没有刘虞这样忠心耿耿的宗室大臣（估计他暂时还没指望刘备这比丧家狗的惨的“皇叔”。支持蜀汉的不要骂我，人孔子听人把自己说成是丧家狗，还哈哈大笑说像，真像，简直是传神。），于是只好乖乖去当阿瞒的托。
　　
　　曹操忙着挂羊头卖狗肉，河北的袁绍也没偷懒：公元198年（建安三年）最强悍的对手公孙瓒完蛋了，远在辽东的公孙康看着也挺顺从，暂时可以不用考虑，张燕的黑山贼和阎柔的少数民族联军也掀不起多大风浪……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尽数收入囊中，河北、山西、山东都姓了袁，对中原形成压顶之势。
　　
　　袁绍和曹操，这对小时候的伙伴，长大了的同志，终于从并肩作战的盟友变成了争夺天下霸权的最大对手。一场决定北方命运的大战由此拉开序幕。关于官渡之战前后的历史，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那不是本书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官渡对峙期间，曹操手下的很多官员觉得自己的主子干不过袁绍，于是暗中给袁绍写信，给自己留条后路；与此同时，也有人在给曹操写信，此人就是举兵讨伐过公孙瓒、在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中有着极高威望的阎柔。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孙瓒败亡之后的幽州形势。
　　
　　刘虞死后，公孙瓒成了幽州的主人，并凭借强大的武力跟袁绍干仗。可公孙瓒的统治并不稳固，他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就一大把——少数民族痛恨他，因为他既能打仗，又不守信用，还杀了大好人刘虞；幽州士绅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懂治理，只会破坏，估计也不怎么善待读书人；老百姓更不喜欢他，成天抓壮丁，把幽州境内搞得乌烟瘴气。
　　
　　公孙瓒被干掉了，可幽州太平了吗？没有。
　　
　　公孙瓒在的时候，还能以武力弹压一切，他一死，幽州就成了无主之地——辽东依旧是公孙康的地盘，公孙瓒的右北平太守也由鲜于辅接任，刘虞的儿子刘和、“大侠”阎柔控制着幽州北部的大片地区。袁绍虽然在名义上接管了幽州，还派了次子袁熙当刺史，可袁熙估计也就能管住几个比较大的城市而已，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连公孙瓒都敢打，何况一个袁熙？所以，袁绍在幽州的统治很不稳固。
　　
　　很多人不看好曹操，可那些摸爬滚打在北方边境的头领们不这么看。袁绍是什么人？四世三公，也就是四世三公而已。家底是会吃光的，想要在乱世立足，靠得是自己的本事。袁绍有什么本事？基本上没有。
　　
　　答案很清楚，判断很容易。
　　
　　所以，阎柔在曹操最艰难的时候，送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和表示愿意归附的意愿。
　　
　　这对曹操打赢这场仗有用吗？基本没什么用。阎柔是不会公开反叛袁绍的，除非他是傻子。但他这一手，叫做长线投资。袁绍打赢了，对他没有损失，也没有好处，他原本就“臣服于”袁绍；要是万一曹操打赢了，那他这一手可就会大大发挥作用了。事实证明，阎柔的眼光很准。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公元201年（建安六年），曹操于仓亭再败袁绍；
　　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逝；
　　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邺郡，控制冀州大部；
　　袁绍剩下的那些儿子、外甥，基本上没有多大战斗力。
　　
　　公元205年（建安十年）正月，曹操斩袁绍长子袁谭于南皮，张辽率军击败公孙度所置营州刺史柳毅，夺取公孙氏控制的山东半岛登莱地区。冀州、青州平定了，接下来是并州、幽州。
　　
　　首先是黑山贼张燕带着一大群手下前来投奔，把从太行山到五台山的一路险要都送给了曹操。然后是袁绍的外甥高干投降，被任命为并州刺史。不过高干投降后不久又反叛了，被曹军一通猛打后，本想投奔匈奴，一看路被堵死了，只好南下投奔刘表，在路上被人干掉。河北守不住了，幽州也没有根基，袁熙和袁尚只好继续往北，准备投奔乌桓，连老婆都丢给了好色不逊乃父的曹丕。
　　
　　好了，大局已定。剩下的，就只有幽州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和辽东的公孙康。
　　
　　　　
　　曹操觉得，乌桓是个大患，要是不解决这个大患，袁熙、袁尚和其它乱七八糟心怀鬼胎的人就是借助乌桓的力量蠢蠢欲动。曹操可不愿大军前脚走，乌桓后脚就开始闹，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平定了河北，到头来却还得回头来收拾残局。做一件事，就要把事情做到底。所以，他决定对乌桓动手。但，做任何事，都需要一个由头，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幸的是，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是乌桓自己给的。
　　
　　这一年的夏天，乌桓见袁绍新败，幽州空虚，就南下攻打刘虞余部鲜于辅。鲜于辅接管的是公孙瓒原来的地盘，但他打仗的本事却比公孙瓒差得远——乌桓也懂的挑软柿子捏。
　　
　　我还没打你，你竟敢打我；既然你来打我，就不要怪我不客气！同年秋，曹操率大军北上幽州，决定好好收拾一把这些不听话的部族。
　　
　　开打之前，有必要介绍下乌桓这个民族。
　　
　　乌桓，又名乌丸，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与鲜卑同为东胡，后为匈奴所破，所以东迁到了乌桓山（又名乌丸山），遂以山为名。大一点儿说，乌桓属于匈奴的一支。霍去病大破匈奴后，将乌桓各部迁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统一管理各部，以免他们与匈奴勾结。王莽篡位后，把外交和民族政策搞得一塌糊涂，高句丽独立了，乌桓也重新投奔了匈奴。东汉初年，乌桓经常与匈奴联手侵扰幽州边地。光武帝时，乌桓南迁，原来的聚居地被新崛起的鲜卑人占据。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朝廷屡次征调乌桓骑兵镇压起义。被征发的胡骑中，就包括了数量巨大的乌桓骑兵，这些骑兵有的是因突发战事而被征发，有的则由官府统一挑选，成为汉朝野战军和禁卫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刘虞、袁绍等人都曾借助乌桓的力量打击对手。
　　
　　丘力居死后，他的侄儿蹋顿即位。蹋顿胆略过人，是一位杰出的部族头领，他先后统一了辽东、辽西、右北平等三郡乌桓。袁绍攻灭公孙瓒后，深知边境少数民族痛恨公孙瓒，而自己的战略方向在中原，所以沿用了刘虞以安抚为主的方针，派人与乌桓各部交好。乌桓各部“感激”袁绍恩义，也就没有怎么闹事。
　　
　　早在曹操攻打南皮袁谭时，乌桓就曾想南下帮助袁谭，可还没来得及发兵，袁谭就兵败身亡。袁熙、袁尚觉得自己打不过曹操，于是就威逼冀州、幽州军民十余万户投奔蹋顿。袁熙、袁尚是什么人？三公之后！连袁氏这样目空一切的主都主动前来投奔，还带来了十万余户人丁（十万余户可不是十万多人，而是几十万人）！
　　
　　在那个年代里，人口就是实力，谁霸占的人多，谁就是老大。蹋顿的野心开始膨胀了，趁曹操分兵攻略河北各地时，他多次带兵入侵幽州郡县。曹操敏锐的觉察到，蹋顿的野心，已经不再满足于没吃没喝了就南下劫掠一通，而是会在二袁的帮助下割据北方，自立为王！
　　
　　必须趁热打铁，一举解决乌桓问题。
　　
　　然而民族问题不同于普通的军事斗争，处理不好就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是学公孙瓒那样以武力解决问题，还是延续刘虞采取招抚绥靖政策呢？曹操的将领和谋士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将领和谋士都觉得袁氏大势已去，即便投靠乌桓，也很难再成气候；北线战事已经进行了几年，士兵们都疲惫不堪，南面的刘表刘备也在蠢蠢欲动，不如趁胜收兵，先养精蓄锐，等养足力气了再行出征。
　　
　　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未必是对的，所以大多数人成不了英雄，只能给人打工。
　　　　
　　这时，郭嘉站了出来。曹操麾下五大谋士中，程昱刚严、荀彧忠正、荀攸持重、贾诩老辣、郭嘉机变，五个人各有所长。程昱、荀彧、荀攸是正才，用他们来处理政务、安顿百姓、发展经济、筹划民生是没错的；而贾诩和郭嘉则善用奇谋，每每独辟蹊径，在僵持中打开局面。郭嘉立刻对北方的形势做了一番精辟的分析：“……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三国志•魏书》）
　　
　　郭嘉认为，乌桓仗着自己地处边远，一定想不到我们会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一战成功。另外，袁氏与乌桓交好，河北百姓也顾念袁氏旧恩，一旦我们放过袁熙袁尚兄弟，给了他们喘息之机，袁氏余部与乌桓就会联手叛乱，再想收拾他们就难了。刘表徒有才名，一定不会重用刘备，根本不用担心他们，大可倾全力远征塞北。郭嘉的建议可谓大胆之极，这种放手一搏的打法完全就是赌徒做派。可战争就是一场赌博，唯有不怕输光家底的人，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郭嘉的建议，正合曹操胃口——曹操自己就是一个不拘成法、喜欢出奇制胜之人。
　　
　　然而，战争不是儿戏，一次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需要有充分的战前准备。因此，曹操虽然听取了郭嘉的建议，却没有忙于出征，而是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安顿河北。曹操一边派各路人马讨平河北境内的袁氏余部，一边派出官员安抚境内百姓，让老百姓从战乱中摆脱出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第二件是修渠。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需要运粮，而且是畅通无阻的运粮。考虑到必须在乌桓毫无防范的时候实施突袭，所以行军速度必须要快，军粮的运输也必须要跟上，而传统的骡马运输显然无法满足快速进军的需要，所以，曹操决定不走陆路，改走水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曹操命董昭主持修渠工程：一条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至沧州；另一条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宝坻、武清二县境内。修渠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快速运送军粮，顺带让河北境内的流民百姓有事可干，不会闲着造反闹事；打完仗了，这两条水渠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可谓一举多得。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蓟县）。由于乌桓作战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因此曹军这次北征的主力也以骑兵为主。曹军骑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曹军骑兵，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虎豹骑，随行出征的都是曹军中擅长骑兵作战的猛将，如张辽、徐晃、张郃、张绣、曹纯、史涣等人；其二是鲜于辅、阎柔等人率领的幽州本地骑兵，阵容堪称豪华。
　　
　　这时，有两个不怎么显眼，却十分重要的人来到了曹操麾下。
　　
　　这两个人都姓田，一个叫田豫，一个叫田畴。两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都是幽州本地人。
　　
　　田豫原来是公孙瓒的部下，公孙瓒败亡后投奔了鲜于辅。鲜于辅没什么大志，田豫却看出袁绍不是能够平定天下的人，所以袁绍败亡后，他就劝鲜于辅归顺了曹操。曹魏统一北方后，田豫奉命镇守北疆，屡立奇功，还打败了东吴的入侵，对魏国贡献甚大。
　　
　　田畴更是三国时代的一位奇人。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袁绍和韩馥等人曾经想另立刘虞为帝，用来对抗董卓。刘虞忠于朝廷，他觉得斥责袁绍和韩馥等人，让他们死了这条心还不够，万一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对自己产生怀疑怎么办？所以，他决定派一名专使去长安向皇帝表明心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但是拍谁去好呢？幽州到长安相隔千里，沿途大大小小的军阀又在混战，必须找一个既有胆识，又能随机应变，还能保住性命完成任务的的人前往。这时，有人向刘虞推荐了田畴，说他可以胜任。田畴接到命令后，立刻从玉田赶往蓟城。
　　
　　那一年，田畴22岁。
　　
　　一经接触，刘虞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于是就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他。刘虞本打算为田畴准备车马护卫，护送他前往长安。田畴坚决不要，理由也很简单：现在是非常时期，大队人马上路，是很容易被沿途的山贼马贼土匪军阀打劫的，搞不好还会丢掉性命。办大事，还是低调一些好。所以，田畴谢绝了所有的排场，只带了20多个信得过的兄弟，轻装疾行，出居庸关，避开了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绕道口外，经由河套南下长安。
　　
　　我们不知道这一路田畴和他的兄弟们是如何走下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避开大漠草原上的胡族骑兵，从出发到抵达长安，他们足足走了一年多……一年多的风餐露宿，一年多的不离不弃，当又黑又瘦、英气勃勃的田畴风尘仆仆的出现在汉献帝面前时，这位困居宫中，形同囚鸟的少年皇帝狠狠的感动了一把。
　　
　　当时董卓已死，长安城被李傕、郭汜等董卓旧部把持，关中大地一片混乱。田畴的到来，让汉献帝意识到，这个天下，不光有董卓、李傕、郭汜这样的乱贼，更有像刘虞那样心存汉室的忠臣！
　　
　　汉献帝喜极而泣，马上封田畴为骑都尉，要他留在朝中为官。人才是乱世的稀缺品，不但皇帝想要田畴，朝中大臣也想要他。可是，田畴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理由也很充分：他必须回去复命；而且国家多难，他不能无功而受禄。当他得知刘虞被公孙赞击败，放弃蓟城，退保居庸城的消息时，便迫不及待地辞别天子，带着皇帝的复旨连夜赶往幽州。
　　
　　还没等回到幽州，田畴就收到了刘虞已被公孙赞所杀的消息。按理说，田畴已经完成了刘虞给他的任务，刘虞一死，他就成了自由身，可以重新选择新的主公。然而，在田畴身上，有着一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诚信。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他觉得，自己必须要给刘虞一个交代，不论他是死是活，是否还能听见自己的复命。
　　
　　于是，田畴冒着巨大的风险，潜入已经被公孙瓒控制的幽州，找到了刘虞埋骨之处。对着刘虞的墓碑，田畴拿出皇帝的复旨，大声朗诵了一遍，然后放声痛哭，拜倒在刘虞墓前。田畴的忠义之举感动了无数人，却把一个人惹毛了。这个人就是公孙瓒。
　　
　　在得知田畴公然祭奠刘虞的举动后，公孙赞大为震怒，立刻派人将田畴缉拿归案。公孙赞觉得田畴对一个死人尽忠，而不把皇帝圣旨拿给他这个胜利者，实在是不可思议，也不可饶恕的罪过。面对杀气腾腾的公孙瓒，田畴镇定自若：“方今天下大乱，汉室衰颓，各路军阀无不居心叵测，只有刘虞以忠义自持。皇帝在复旨里并没有表扬将军，我担心将军看到会不高兴，所以不报。现在将军已经占据幽州，将来是一定要去争夺天下的；争夺天下，就需要广求人才。如果将军先杀了无罪的长官（刘虞），又要杀为其守义的部属（田畴），这样一来，燕赵之士宁可跳东海而死，也不会跟着将军去打天下的。”
　　
　　一番话，有理有据，从容不迫，说得公孙赞惭愧不已。可是诚如田畴所言，要是杀了他，就等于给自己已经很坏的形象上再抹上一把黑，以后就没法混了。因此，公孙瓒只好把田畴拘禁起来，不准他和外界接触；后来经人劝说，才释放了田畴。
　　
　　田畴获释后，就带着几百个宗族和乡邻向北迁徙，最后在徐无山区（今河北遵化附近）挑了一片水土肥沃之地耕种开荒，开始了自给自足的避世生活。田畴是个有眼光的人，他的避世，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是躲避战火，为老百姓寻找一片可以安居之所；二是积聚实力，讨伐公孙瓒，为刘虞报仇。
　　
　　遵化的风水就是好，当时幽州境内一片混乱，公孙瓒四面受敌，唯有徐无是个例外。田畴开辟的这片屯垦之地，就成了远近百姓躲避战火的世外桃源。很多年以后，一支从关外而来的蛮夷也看中了这片风水宝地，然后开始大修陵墓，是为东陵。
　　
　　由于田畴的名气太大，短短数年间，前去投奔他的人竟达五千余家。人多了就需要管理，不久，田畴就被百姓推举为“新区”的长官，负责处理境内一切事务。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者后，田畴大搞民主，与百姓共同制定法规，严禁打架斗殴，移风易俗，兴办学校，使得境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各行各业生机勃勃，甚至连时不时就来幽州境内扫荡一番的乌桓鲜卑各族也是避而远之。
　　
　　公孙赞败亡后，幽州为袁绍所统治。田畴见公孙瓒已死，也就打消了报仇的念头，一心开荒拓边，发展生产，希望在边塞山区为乱世百姓保留一片净土，让他们都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袁绍见田畴把徐无边区建设得欣欣向荣，就起了招贤纳士的念头，几次派使者前往，还打算任命他为将军，希望田畴能投靠自己，却被田畴接连婉拒。袁绍死后，其子袁尚又派人邀请田畴入伙，再次遭到拒绝——我连你老爸的账都不买，更何况是你……幽州境内最NB的一个人，就这样依旧我行我素的带着几万人在山区轰轰烈烈的开展生产运动。
　　
　　直到袁氏统治在河北地区土崩瓦解，袁熙、袁尚两兄弟投奔蹋顿，曹操率数万精兵北上，田畴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军主力在无终集结完毕。但曹操很快又发现一个问题——不认路。再精锐的大军，一旦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下作战，也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有人就向曹操推荐了田畴。
　　
　　这一次，田畴没有再拒绝，而是欣然前往。他的兄弟们就觉得很奇怪，袁氏父子三番四次来请他，封官许愿，他就是不搭理；如今曹操一到，他却立刻出山，要是哪一天曹操也被人干掉了呢？
　　
　　田畴只说了一句：“此中道理，非君等所识。”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原来，从避世到开荒，看似隐居山野，实则眼观天下，一切，都是田畴的权宜之计。不论是公孙瓒、刘虞，还是袁绍、曹操，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而今，河北初定，除了西北的韩遂马超，北方再无可堪与曹操争夺霸权的对手，曹操北伐，打得不是自己人，而是异族——乌桓！不论是谁坐天下，如果听任乌桓坐大，必成中原大患。内乱可避，外患必除！因此，打内战时，田畴审时度势，避乱安民；当曹操把锋芒对准了乌桓，田畴方才果断出山，倾力相助。
　　
　　田畴者，深明大义也！
　　
　　然而，麻烦并没有因为田畴的到来而结束。
　　
　　从幽州进入辽东，必须走滨海道，也就是辽西走廊。滨海道虽然是东汉时期通往辽西的主干线，但这条在明末被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修成关宁锦防线的滨海道，在当时却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要塞，是有名的三不管地区。当时山海关尚未修建，天气较好时，胡族骑兵就会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沐浴海风，长驱直入，深入右北平和渔阳、上谷等地，轻轻松松的打个来回，满载而归；一旦遇到恶劣天气，这条路就会变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极难行军。
　　
　　曹操本打算沿着滨海道途经碣石，进攻乌桓的老巢柳城。可当他把一切都准备好时，老天爷又来捣乱，让他遇上了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气。一时间，滨海道上“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进军时间一拖再拖，一直到了阴历七月入秋时才逐渐转好。这时，蹋顿和乌桓各部都已得悉曹军即将杀到的消息，纷纷“遮守蹊要”，严阵以待，就等着曹军自投罗网。
　　
　　是进？是退？曹操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强行进军，势必会遭到乌桓联军的顽强抵抗。曹军远道而来，水土不服，在人数上也不占优势，强攻无疑会遭到极大的损失。退兵，就等于前功尽弃，对士气也会造成严重的打击。袁熙袁尚等人也会趁机与乌桓联手反攻幽州。到那时，北方边境将永无宁日。
　　
　　成功者，往往是能咬牙坚持到最后的人！
　　
　　曹操深知这个道理，他不甘就此罢兵，于是找来田畴。田畴是右北平无终人，对当地的山川地理民风民情相当熟悉，他告诉曹操，从无终出发，还有另一条小路可直通乌桓老巢。这条路就是《三国志》记载的“卢龙塞”：“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
　　
　　如果在今天的地图上寻找，“卢龙塞”就是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这条路在西汉时期一度是汉军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作战的要道，但是到了东汉就被荒废了，甚至连乌桓都不清楚有这样一条捷径的存在。
　　
　　“卢龙塞”并不好走，出塞后，需要穿越500里的崇山峻岭，越过白檀（今河北承德西南古北口东北140里的滦河）后，一直要行进到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才能离开山地，然后直趋乌桓老巢柳城。曹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他打仗也经常出奇制胜。从军事角度看，滨海道是大道，为正；卢龙塞是小道，为奇。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曹操的用兵之道。卢龙塞在战略价值也因曹操的这次奇袭行动而为后世兵家所重视。
　　
　　在这里补充一句，柳城，就在今天的辽宁朝阳附近，既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的发源地，还发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带毛的恐龙化石。一百多年后，鲜卑慕容氏崛起于辽东，建立前燕政权，在柳城北面不远处修建了一座新城，起名龙城，并在此定都达半个世纪之久。龙城一名，或许不是慕容氏在修城过程中发现恐龙化石而得，但是后来慕容儁挥师进军中原，走得正是此时曹操走过的卢龙塞。
　　
　　七月，辽西酷暑难耐，郭嘉再次向曹操进言，全军当抛弃辎重，立刻发动奔袭！
　　
　　“我们受不了酷暑，乌桓同样受不了酷暑，谁能咬牙坚持到最后，谁才能获胜！”曹操当即拍板，命田畴为向导官，大军轻装疾行，从无终出发，直扑乌桓老巢！
　　
　　出发前，曹操突然想戏耍敌人一把，于是就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了个木牌，上面写着：“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
　　
　　乌桓斥候看到木牌后，以为曹军已经撤退，立即回报蹋顿。蹋顿大喜过望，便放松了对边境的警惕。
　　
　　曹军是撤退了，但不是撤向幽州，而是撤向你的家门口！
　　
　　　　
　　在田畴的带领下，曹军翻山越岭、兼程急进，一直到离柳城不足200里的白狼山（今辽宁建昌以东黑山）附近时，袁熙、袁尚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等人才得到了曹操大军压境的消息。匆忙之下，蹋顿与袁熙、袁尚兄弟集结数万骑兵，从柳城向西进军，与曹军在白狼山相遇。
　　
　　这是一场遭遇战，也是曹军与乌桓主力的决战，双方都已没有退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曹军把全部辎重都丢在了后面，曹军步兵也因为要承担修桥铺路为骑兵开道的任务而落在了后面，跟随曹操和一班大将率先冲到白狼山的，是曹军的主力骑兵和田畴率领的数百名当地步兵。这支骑兵大约有万余人，数量要少于数万乌桓骑兵，一旦战败，曹军就会在狭长的辽西走廊上陷入乌桓骑兵的合围之中。然而，在数曹军骑兵数量虽少，却有着一支堪称当时特种兵的神秘部队——虎豹骑。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简简单单一句话，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虎豹骑的指挥官，是曹氏宗族猛将曹纯；第二，虎豹骑中一旦有人战死，就会从其它部队的百夫长中挑人来补充。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虎豹骑，就是由成百上千个连长谷子地那样的战场猛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其战斗力可见一斑。
　　
　　“虎豹骑”的统领历来都是曹氏将领，据《三国志》记载，虎豹骑的历任指挥官分别是：曹真、曹休、曹纯。曹操派自己最信任的曹氏将领来担任虎豹骑的指挥官，可见其在曹操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虎豹骑是曹操的嫡系精锐，也是曹军的王牌军、杀手锏。虽然《三国志》中关于“虎豹骑”记载不多，但是就在曹操平定河北的战斗中，曹纯就在南皮“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急攻之，（袁）谭败。纯麾下骑斩谭首……”
　　
　　狭路相逢勇者胜，尽管十几天的长途跋涉已经让全军上下疲惫不堪，但来到白狼山的都是曹军中百战余生的精锐猛士。面对生死，他们浑然无惧，很快，步兵兄弟们就会赶来增援。所以，尽管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曹操有着必胜的信心，更何况，曹军的神兵天降，也让蹋顿等人仓促出战，准备并不是很充分。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此时，曹操表现出了一代名将的风采：只见他带着众将不慌不忙的登上白狼山，凭高远眺——远方，是乌泱泱毫无阵法的乌桓骑兵；山下，是静悄悄蓄势待发的曹军精锐。
　　
　　曹操笑了。在山风中手扶剑把，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很快，曹军中的两员猛将——张辽、张郃，便各率一支骑兵，率先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张辽、张郃的指挥下，曹军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乌桓人很快发现，在这场数万骑兵的混战中，这些来自中原的骑兵的战斗力是如此之强，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鏖战之际，曹操亮出了杀手锏——大将曹纯率虎豹骑自斜地里杀出，直插乌桓骑兵侧翼，将乌桓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混战中，曹纯一马当先，斩蹋顿于阵前。主帅一死，乌桓骑兵溃不成军，全线大败。
　　
　　曹军以少胜多，取得了白狼山之战的完胜。
　　
　　白狼山之战后，曹军乘胜东进，一举攻占柳城，荡平了三郡乌桓，被袁氏兄弟裹挟而来的原河北百姓和辽西当地的汉族、少数民族军民共计20余万人悉数归降。美中不足的是，袁熙、袁尚兄弟再一次在乱军中逃脱，投奔辽东公孙康。然而他们的逃亡之路，很快就将走到尽头。
　　
　　白狼山之战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并不惹人瞩目，但却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曹操听从郭嘉之计，千里奔袭，一举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和乌桓主力，彻底铲除了幽州地区的最大隐患；另一方面，这次军事行动也肃清了辽东与中原之间的缓冲势力——乌桓，让盘踞辽东的公孙康见识到了曹军的实力，也迫使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或归顺，或被消灭。
　　
　　从民族的角度看，白狼山之战加速了乌桓——这一古老少数民族的消亡。白狼山之战后，乌桓骑兵被曹军所收编，大大充实了曹军的骑兵实力；乌桓族人则进一步被当地汉民和其它胡族所同化，乌桓已不再作为一股独立势力而存在，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就在这时，跟随大军一同出征的郭嘉却因水土不服而身患重病。郭嘉自知命不久矣，于是就给曹操献上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条计策——大军无需追击逃亡辽东的袁熙、袁尚兄弟，只需就地休整，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这一年九月，曹军从柳城班师，此时天气转好，滨海道大路畅通。曹操途经碣石，策马上山，远眺渤海，豪气勃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然而就在班师途中，郭嘉病逝，年仅38岁。就在郭嘉去世的同一年，远在荆州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两位汉末三国历史上最重量级智者擦肩而过，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仗打完了，曹操论功行赏，死了的郭嘉增邑八百户，谥贞侯，活着的田畴也被封为亭侯。然而，田畴拒绝了。曹操不吃这一套，他爱才如命，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功之臣，于是“强行”把田畴和他一家老小三百余口人统统迁到了邺城。田畴也不是吃素的，尽管被强行拆迁到了邺城，可他还是那句话，老子就是不愿当官，说不当，就是不当。最后，曹操被逼急了，田畴也被逼急了。就在曹操准备再一次逼田畴接受封爵时，田畴突然拔出佩剑，把剑横在了脖子上，意思是，你要是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这下，曹操没撤了，人家死都不愿当官，总不至于真让人去死吧……
　　
　　曹操只好暂时放弃了重用田畴的念头，等待郭嘉预言中的来自辽东的好消息。
　　
　　　　
　　乌桓败亡、二袁来投、曹操大军压境——所有的难题一下子都摆在了新一代辽东王公孙康面前。公孙康没有什么大才，却继承了父亲公孙度临危不乱的性格——袁氏兄弟既然来投，就先把他们安顿下来，看看曹操那边有什么动作再做决定。
　　
　　白狼山之战后，就有人向曹操建议，大军应该以追击二袁为名直扑辽东，顺手把公孙康也解决了。曹操没有答应，一方面是因为相信郭嘉的判断，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公孙氏在辽东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也有一定的战斗力，而自己的军队在长途跋涉和白狼山血战后已经十分疲惫，不宜再发动一次长途奔袭。所以，曹操既没有下令军队向辽东运动，也没有派人去暗示公孙康做些什么，而是大张旗鼓的下令全军从柳城撤出，摆出南下撤军的姿态。
　　
　　知曹操者，莫过郭嘉；知郭嘉者，莫过曹操。郭嘉此计之妙，正在欲擒故纵：倘若贸然出兵或威逼辽东归顺，公孙康很可能会与袁氏兄弟联手抗曹；按兵不动，为的就是让公孙康安心，继而生出“异心”。
　　
　　这下又轮到公孙康为难了：他本想先看看曹操的态度，再做下一步打算，可曹操既没有派人来所要袁氏兄弟，也没有进军辽东的迹象，反而打算撤军了，竟把自己这个“辽东王”给晾在一边不管了。
　　
　　公孙康思来想去，觉得曹操足智多谋，岂会放着一个唾手可得的辽东而就此罢手？袁氏与曹操有仇，两兄弟来投奔自己，摆明了没按好心，就是想借助辽东的力量东山再起。俗话说，送上门来的是祸水，两兄弟投奔乌桓，乌桓完蛋，现在来投奔我，难保不会让我也完蛋……为了两个丧家之犬去得罪曹操，划得来，划不来？
　　
　　与此同时，袁熙、袁尚两兄弟也处在极为尴尬的境地中：公孙康实力有限，即便能够说动他站在袁氏一边，可仅凭辽东一地，也难与曹操抗衡；况且，公孙康又怎会为了他们兄弟二人与曹操翻脸呢？如果没有动作，就这么灰溜溜寄人篱下，非但不能为父兄报仇，还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到时候曹操一封信就能让公孙康献上两人的人头；公孙康如果想继续占据辽东，也会杀了二人向曹操献媚。兄弟二人左思右想，觉得夜长梦多，不能就这么干等下去，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两人打算趁公孙康宴请二人之机，由擅长打架的袁尚突然出手，把公孙康抓住杀掉，然后夺取辽东兵权，取公孙氏而代之。
　　
　　姑且不论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即便袁尚能够凭借武艺当场格杀公孙康，就凭他兄弟二人和手下那点残兵败将，也很难就地夺取辽东大权。公孙氏在辽东势力庞大，一个公孙康死了，千千万万个公孙X就会站出来，哪里还有他们说话的份儿。
　　
　　就在袁氏兄弟打算先发制人的同时，公孙康也已下定决心——他不能为了两个亡命徒得罪曹操，为了继续在辽东称王称霸，为了公孙氏在辽东的百年基业，唯有痛下杀手！也就是说，即便袁氏兄弟老老实实的呆在驿馆里，没有别的想法，公孙康也会杀了他们讨好曹操。
　　
　　现实就是这般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那场双方都准备动手的宴会上，公孙康一声令下，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蜂拥而上，将袁氏兄弟乱刀砍死。袁氏兄弟，随增辽东乌桓单于苏仆延，三颗首级被装在盒子里，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曹操面前。识时务者为俊杰，公孙康用态度和行动为自己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曹操笑了，欣然笑纳了公孙康的这份厚礼。他让人把三颗首级挂在邺城城头，并派使者前往辽东，以朝廷的名义封公孙康为左将军、襄平侯，间接承认了他辽东王的地位。
　　
　　公孙康的目的达到了，郭嘉的遗计实现了，曹操又笑了。
　　
　　然而，有一个人却在放声大哭——田畴。
　　
　　田畴不管曹操“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的命令，毅然来到袁尚的坟前，祭奠、吊唁。
　　
　　这，就是田畴做人的原则：只要你曾对我有恩，对我有过赏识，我就要报答你。
　　
　　至于曹操，就让他继续去争夺天下吧；而我，只是一介本色布衣，功名权势，于我而言，不过粪土。
　　
　　田畴，真义士也！
　　
　　　　
　　平定北方后，曹操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南征大计。从公元208年（建安十二年）的赤壁之战到公元220年（建安二十四年），在这12年间，曹操从长江打到关中，从关中打到汉中，60多岁了还被射掉两颗门牙，终于从大汉丞相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魏王。伴随着中原地区战火的南移和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处在中国版图边缘的辽东再次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公孙康继承了老爸公孙度的遗愿，忠实的执行着不独、不统、不武的方针政策，继续逍遥自在的当着辽东土皇帝。为了让曹操放心，他还主动把长子公孙晃送去洛阳，美其名曰读书，实际上却是人质。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我没有用任何词汇来形容曹操，因为这实在是一个不好描述的人。他做了一个乱世英雄所能够做的一切，在距离最高峰只差一步的时候，他停住了，然后洒然一笑，后面的事，就由后面的人来做吧。
　　
　　曹操去世后，世子曹丕承袭了他的一切：魏王、丞相、冀州牧，并且与北方高门士族的代表陈群做了一笔交易：我承认你们的地位，你们支持我当皇帝。
　　
　　为什么要做交易？原因很简单，因为曹操是个革命者。
　　
　　在我看来，刘备不是正统，他代表的只不过是汉室遗老遗少，蜀汉，苟延残喘而已；孙权是个英雄，但他顶多就是个极品地方割据势力；而曹操，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汉末群雄中最具革命色彩的一个。曹操出身不好，但才干出众，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一步步发展壮大。发展需要人才，在那个清流君子、大小岳不群汗牛充栋的年代里，他大胆的喊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千万不要小看这句口号，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时的应急之举，它冲破了中国传统意识中最大的一层桎梏——道德，对当时人们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什么是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你有才能，哪怕你是一个品行十分恶劣，有着各种缺点毛病的人，也能得到重用，也能一展所长。这就打破了西汉独尊儒术后逐渐形成的“唯德是举”的禁锢，让三教九流的人都拥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曹操的用人策略：真小人可用，伪君子滚蛋。
　　
　　曹操是个性情中人，他看不惯一切虚伪造作的东西，他喜欢调戏那些自诩名士的卫道士，他慷慨大气、率性而为。这样的人，无疑是个另类；这样的人，是为主流价值所不容的。谁是主流价值的代表：刘备、关羽、诸葛亮。好了，历史的评价，就此盖棺定论。
　　
　　然而，正如王守仁的心学在理学的重重封锁下依旧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一样，曹操的唯才是举，曹操的改革时弊，也如一阵罡风，为汉末动荡的年代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仁义道德不可丢，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人，关键，便在于要有人性，而非存天理、灭人欲的行尸走肉。人性的自由，人性的释放，大气而无拘无束，才是曹操的一生，还有他的诗文所能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震撼。
　　
　　易中天先生曾这样形容孔融、荀彧、陈群三人：孔融高傲，荀彧高尚，陈群高明。孔融才学出众，却没什么真本事，还自以为了不起，祢衡也是这样的人，所以都被杀了，活该。荀彧曾是曹操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帮助曹操扫平天下的目的是匡扶汉室，而不是取代汉室，所以当曹操要当魏王时，他选择反对，他是为理想而死，值得我们敬重。两个榜样摆在面前，陈群看得很清楚，政治不是少吃一个梨、脱衣服骂人，也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交易和妥协。
　　
　　很巧的是，曹丕也看到了这一点。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所以高门名士在他那里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特权，可大家都没什么话说，因为曹操太牛了。曹丕的本事比他老爸差了一个档次，但要胃口却比他老爸更大。他需要寻求帮助。最好的外援是谁——高门大阀。所以，曹丕不能再和曹操一样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了，因为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给的甜头越多，获得的支持也越大。所以，曹丕跟陈群一拍即合。
　　
　　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高门大阀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世袭地位，曹丕则得到了当皇帝的最大支持。经过三次假惺惺的推辞后，曹丕赶走了汉献帝，结束了东汉王朝的历史。
　　
　　公元221年，也就是曹丕代汉的第二年，第二代辽东王公孙康病逝。由于公孙康的长子公孙晃在洛阳当人质，次子公孙渊年纪还小，辽东大权便落入了其弟公孙恭之手。公孙恭才具平平，一边延续父兄保境安民的政策，一边恭恭敬敬的向魏国称臣，同时不忘打击周围的鲜卑、高句丽人。
　　
　　公元228年，魏明帝曹睿即位第二年，公孙康的第二个儿子、长大成人的公孙渊在辽东发动了一场政变，成功的从叔叔公孙恭的手里夺取了辽东大权，成为新一代的辽东王。公孙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重拾父亲公孙康向辽海地区扩张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公孙氏的势力迅速膨胀，不但成为魏蜀吴三国之外的第四大势力，还成为了东北亚地区鲜卑、高句丽、三韩，乃至大海对面日本列岛诸国的宗主国。
　　
　　如果公孙渊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公孙氏在辽东的统治或许还能延续很多年；正是他的野心，让公孙氏的势力达到顶峰，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离公孙渊造反还有十年，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东吴。
　　
　　公元219年，关羽率荆州军主力进攻襄樊，围城打援，一边困住樊城的曹仁，一边打败了前来救援的于禁、庞德。孙权见刘备势大，马上改变了赤壁之战以来联刘抗曹的策略，转而与曹操结盟，派都督吕蒙突然发兵偷袭荆州。不久，关羽为徐晃曹仁所败，在麦城被吴军擒杀。吴军夺取荆州，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同时册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荆州牧。
　　
　　公元221年，刘备在汉中称帝，亲率大军攻打东吴。孙权果断任命39岁的陆逊为大都督，迎击刘备，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在彝陵用火攻大破蜀军。
　　
　　公元222年，曹丕见东吴势大，于是发兵三路讨伐，曹军先胜后败，无功而返。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东吴群臣第一次劝孙权称帝，被孙权拒绝。蜀国派邓芝出使东吴。
　　
　　公元224年，孙权派张温回访蜀国，双方关系进一步缓和。
　　
　　公元226年，曹丕病逝，吴军攻占江夏，大将全琮讨平山越。
　　
　　公元228年，周舫诈降，陆逊于石亭大败曹休。
　　
　　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
　　
　　从魏王到皇帝，曹丕用了不到一年；从汉中王到昭烈帝，刘备用了两年；而从吴王到皇帝，孙权却足足走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东吴国势蒸蒸日上。取得荆州后，孙权意识到，想要继续在陆上扩张已经十分困难，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大海。
　　
　　公元229年，孙权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利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吸引魏军主力的机会称帝，然后调动军队在江淮一带活动，呼应蜀军；第二件就是开始实施他的海上大计。
　　
　　孙权的“海上大计”分为南下和北上两个部分：南下，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都学到过，就是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一万，乘坐二百艘战船，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港出海，向夷洲（台湾）、亶洲进发。不过这次“南征”却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成果，抓回来的夷人还不及病死的吴军多，两位将军也因此被杀。然而，这次远航却很好的检验了东吴的海上力量和远洋航行能力。北上，就是绕过魏国驻守在淮南的数万精兵，不走陆路，改走海路，与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取得联系，从海上对魏国实施南北夹击。
　　
　　孙权的这个计划在当时看来确实有些荒诞——东吴与辽东相距甚远，徐州、青州、渤海各港口都在魏国控制下，吴国船队根本不可能在沿途获得补给，还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海上天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据《南州异物志》记载，东吴广州生产的海船“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随船大小式作四帆。”按照现在的算法，东吴的海船长60余米，高6至9米，有4张帆，可搭载600余人，还可载货100吨，秦汉时期采用的观望信风、牵星过海等航海技术也更为成熟精进，再加上有了南下夷洲、亶洲、南洋等地的经验，东吴船队根本无需靠岸补给，就能自行导航北上。
　　
　　有了远洋航行的经验，又有技术上的保障，孙权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决定开始实施“北上”计划。
　　
　　　　
　　
　　公元229年五月，孙权派人从海路前往辽东与公孙渊进行试探性的接触。但是，孙权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公孙渊根本不理他。
　　
　　公孙渊也有自己的难处：夺得辽东大权刚刚一年，公孙恭的人要清洗，老百姓要安抚，自己人要安插下去，周围不听话的鲜卑人、高句丽人也要打一打，哪里有空去与跟孙权眉来眼去。当然，对于公孙渊这种野心家而言，孙权的“暗送秋波”，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看来老子还是很有国际知名度的嘛，连NB哄哄的孙权都主动前来讨好，是时候做些准备了。
　　
　　有了这次接触，公孙渊的心思活络起来——没必要一门心思的跟魏国混了，现在的辽东，已不再是边陲蛮荒之地，而是左右天下大局的一颗重要砝码，就好比韩信之于刘邦、项羽，他站在哪边，哪边就能夺取天下！而且，公孙渊强烈认为，韩信太笨了——不论投靠哪一方，到最后都免不了被干掉的下场，与其如此，不如挑起、利用双方的争斗，然后来个渔翁得利，自己当老大！
　　
　　当然，现在还不到起事的时候，公孙渊决定先晾一晾孙权，看看他的反应。
　　
　　事实上，早在孙权派人前往辽东之前，江南和辽东之间就已经有了广泛的接触，不过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的贸易往来。辽东盛产皮毛、药品、木材，江南盛产丝绸、茶叶、瓷器，两地在贸易上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于是，辽东的貂皮人参药材通过海路源源不断的运往东南沿海，东吴出产的丝绸、茶叶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也为辽东士民所喜爱。经济上的互补，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基础。
　　
　　三年后，孙权再次派周贺等人出使辽东。这次出使的等级更高，规模也更大。
　　
　　孙权的积极姿态终于等来了公孙渊的回应。这年冬天，公孙渊派人回访东吴，还给孙权送去了一份大礼——向东吴纳贡称臣。孙权大喜过望。一直以来，东吴向魏国称臣，公孙渊也向魏国称臣，两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似乎是相等的。可是现在，公孙渊居然主动向自己称臣，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天下人眼中，东吴已经能够与魏国平起平坐了！
　　
　　孙权高兴得太早了。纳贡称臣，可以说是公孙氏的一贯策略——魏国派使者来，就向魏国称臣；吴国派使者来，就向吴国称臣，既不得罪两个大国，又能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来争取战略空间。
　　
　　急于在海上称霸的孙权误会了公孙渊的意思，他觉得辽东在立场上已经倒向东吴，在经济上也离不开东吴，是时候实施宏伟的“海上大计”了！次年春天，孙权不顾群臣反对，毅然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人带着一万水军和大批珍宝前往辽东，还准备封公孙渊为燕王。
　　
　　当这支由数百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来到辽东海面时，公孙渊慌神了。他显然没想到孙权真会派大军前来辽东，落实所谓的“夹击魏国”之计。在他看来，通商遣使只是出于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是为了捞取更多好处，谁知孙权这个二愣子还真觉得自己打算跟魏国翻脸了！
　　
　　既来之，则安之。公孙渊如是想。当年老爸公孙康不也一样收留了袁熙、袁尚兄弟，现在收留一支送上门来的水军，何乐而不为。孙权把公孙渊当成值得信赖的亲密战友，公孙渊却把吴国舰队当成了丰盛的午餐——这可是数百艘当时最先进的战船啊！
　　
　　吴国舰队靠岸后，公孙渊亲自相迎，盛情邀请张弥、许晏、贺达等人上岸，然后大摆宴席，狠狠款待了这些送上门来的“羔羊”。接下来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场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歌舞不绝，宾主尽欢……就在张弥、许晏、贺达等人被灌得醉醺醺将将欲倒之际，歌声停了，身边倒酒的女子也不见了，原本满面春风的公孙渊一声大吼，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来，亮出明晃晃的钢刀，把这些自投罗网的吴国人剁成了肉泥。
　　
　　公孙渊的目标可不是杀几个人，而是停靠在海边的吴国舰队！干掉张弥、许晏、贺达等人后，公孙渊立刻派出大军，将群龙无首的吴军包围缴械，收编了这支渡海前来的庞大舰队。这还不够，公孙渊还派使者向带着吴国使臣的首级，星夜赶往洛阳向魏明帝请功。
　　
　　说翻脸就翻脸，而且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公孙渊可比他的爷爷爸爸心黑手狠多了。
　　
　　公孙渊这么做，很可能是出于三点考虑：
　　
　　其一，由于当时魏国已经有人意识到了逐渐辽东强大起来的辽东是魏国的一个潜在威胁，公孙渊也清楚跟魏国翻脸的时机还没到，杀吴国使臣，既是请功，也是表明立场——辽东是站在魏国一边的。
　　
　　其二，公孙渊有野心，但辽东的人口有限，无法迅速增强军事实力，尤其是称霸东北亚所必需的海上实力，当他看到庞大的东吴舰队后，便动了“黑吃黑”的念头，正好将其收编。
　　
　　其三，东吴的实力强于辽东，这次派兵事件就表现出孙权已经把辽东当成自己地盘，这是公孙渊所不能忍受的；现在需要辽东作为战略盟友的是孙权，是孙权在求自己办事，所以很有必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辽东离东吴那么远，你要是敢派大军来收编我，我就倒向魏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公孙渊的出尔反尔让孙权暴怒不已。领导都是要面子的，孙权倒不是心疼那一万远征军，而是公孙渊让自己太下不了台了。要知道，他是顶着吴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实施海上计划的，这么一折腾，损兵折将不说，真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嘲笑自己所托非人，眼光太差！
　　
　　不过，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孙权很快就平静下来，没有让愤怒冲昏了头脑。公孙渊的举动让他意识到，从背后夹击魏国的计划并不可行——辽东与魏国接壤，与吴国只是遥相呼应，公孙渊更怕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忍下了这口气，没有贸然发兵讨伐公孙渊。
　　
　　孙权的计划虽然没有成功，却把魏国上下吓出了一身冷汗。据《三国志•魏书》记载：“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也就是说，在魏国君臣看来，孙权的这个计划已经能够与诸葛亮对魏国的威胁相提并论了。此后，吴军虽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远洋作战，却曾多次从海上骚扰魏国边境，足可见孙权对大海的向往并没有因为这次黑吃黑事件而消退，反而愈发强烈了。
　　
　　
　　　　
　　
　　称霸海上，对孙权而言，才刚刚起步，当他还在读书习字的时候，公孙家族的人就已经在为成为辽海地区的霸主而努力了。他们利用辽东海陆便利的条件，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野心。
　　
　　公元209 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第二年，一直很不安分的高句丽爆发了内乱。当时，高句丽政权已经进入了丸都•国内时代先后定都于丸都山城（今吉林集安丸都山上）和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这一时期，统治高句丽的是第九代国王故国川王男武（又名伊夷谟，公元179-197年在位）。故国川王在位期间，利用东汉末年中原战乱、无暇顾及辽东地区的机会，整顿内政，并逐步蚕食玄菟郡的土地，使得高句丽的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由于故国川王没有儿子，他死以后，王位就由他的弟弟延优来接任。
　　
　　长兄无子，兄终弟及，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大有文章。
　　
　　原来，故国川王一共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叫拔奇，其次是延优，最小的叫罽（ji，第四声，意为高级羊毛织物）须。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应该由拔奇继位，但王位为何却落到了延优手中？
　　
　　原来，故国川王去世的时候是在深夜，但是他的宠妃于氏却秘不发丧，而是连夜赶到拔奇家，对他说：“国王没有后嗣，你应继承王位。”请注意于氏的这段话，她并没有说故国川王已经死了，而是直接提议让拔奇继承王位。
　　
　　只要正常一点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女人一定脑子进水了——国王还在，你让我即位，那不是公然谋反吗？拔奇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不知道故国川王已死的情况下，他严肃的训斥了这位“好心”的嫂子：“谁继承王位乃是天数，怎可随便议论？况且你一个妇道人家深夜来访，既不合君臣之礼，又不合叔嫂之仪，实在是太有失体统了！”
　　
　　于氏听了拔奇的训斥很是羞愧，接着又来到另一位小叔子延优的家里。延优一看嫂子来了，连忙起床穿戴整齐，亲自相迎，还准备了茶水点心——嫂子赶夜路辛苦了。于氏见延优对自己如此“贴心”，大为感动，就把国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还对他说：“现在大王死了，却没有儿子。按理说，拔奇年纪最大，王位应当由他来继承，可他却说我有异心，实在是太无礼了，所以我才来见你。”
　　
　　延优是聪明人，一听于氏此言，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更加殷勤有礼，还亲自下厨，打算为嫂子做一顿好吃的。由于兴奋过头，延优在切肉的时候不小心割破了手指。于氏看到以后，连忙解下裙带（请注意，是裙带，不是撕下一块裙角），为他包扎伤口……
　　
　　该包扎的包扎了，该吃的吃完了，该沟通的也沟通了。
　　
　　回宫前，于氏对延优说：“现在是深夜，我担心会有变故，你还是把我送回宫吧。”于是，延优陪着于氏，手拉手走入宫门。第二天一早，于氏就以故国川王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群臣立延优为王。
　　
　　拔奇听说大哥去世，于氏打算立延优为国王的消息后，一联想昨夜发生的种种，立刻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给耍了，怒火中烧，率军包围王宫，一通狠骂，大致意思是：大哥死了，我就是大哥，国王应该由我来当，你小子不守规矩，竟敢越过老子，简直是罪无可恕，赶紧给我滚出来，否则，老子砍死你全家！
　　
　　故事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儿眼熟？让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
　　
　　拔奇，耿直火爆——武二郎；
　　于氏，三心二意——潘金莲；
　　延优，善解人yi——西门庆；
　　
　　只不过，西门大官人最后是被武二郎给打死了，延优和于氏却是心安理得的呆在王宫里，任由拔奇撒泼辱骂，紧闭宫门，完全不去理他。拔奇骂也骂完了，打又不能打，没有办法，只好带着部族回到沸流水（今富尔江）的涓奴部（今辽宁桓仁一带）。
　　
　　　　
　　拔奇很郁闷的回到了自己的领地，越想越气，可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无法夺回王位。怎么办？他决定借助外援。不久，拔奇就前往襄平拜见辽东太守公孙康，把事情经过对公孙康一说，然后表明态度：只要公孙康发兵帮他夺回王位，高句丽便臣服于公孙氏。
　　
　　公孙康对这个逐渐强大，又不怎么听话的高句丽一直也很头疼，一看有出兵的机会，立刻答应了拔奇的请求。拔奇带着辽东援军回到了沸流水流域为据点，开始攻打延优。
　　
　　延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见拔奇请了外援，心想你不是敢对兄弟动手吗？行，我就派罽须来对付你。
　　
　　这个罽须果然很能打，一场混战，居然把辽东军给打败了，然后一路追杀拔奇。拔奇被追得没办法了，就对罽须喊话：“小子，咱们好歹也是同胞兄弟，你就忍心杀死你的老哥吗？”
　　
　　罽须也不忍杀拔奇，此人不但能勇猛，更是做政治工作的好手：“延优抢了你的王位，固然不义，但你为报一己私恨，竟然引狼入室，借外邦之手跟祖国为敌，你又是什么意思？你死不足惜，可你干了这样的事，死了以后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先人！”
　　
　　拔奇脾气虽然火爆，却是个很单纯的人，听了罽须的话后，他觉得有罽须相助，想从延优手中夺回王位是不可能了，如果国家再因此毁于战火，就更对不起列祖列宗了。想来想去，觉得偌大的天下竟无自己的立锥之地，于是跑到裴州，痛痛快快的自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得罪嫂子。尤其是死了老公的嫂子，更要小心应对，以免被人给算计还落得一身恶名。
　　
　　拔奇死了，公孙康很失望，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拔奇死了，罽须很伤心，说到底，拔奇是被自己骂死的。和田畴哭刘虞、袁尚一样，罽须也跑到拔奇自杀的地方，先为其收尸、下葬，然后痛哭一场，尽到了兄弟的情分。
　　
　　拔奇死了，有一个人很高兴，也很不爽。这个人就是延优。他高兴，因为对王位威胁最大的人已经死了，自己能够安安稳稳的继续当国王；他不爽，是因为罽须对拔奇说得那番话，还有罽须对拔奇的感情，这是很危险的种子。
　　
　　所以，罽须回来后，延优先是客客气气的把他请进王宫，先是款待一番，然后意味深长的说：“拔奇借兵作乱，祸国殃民，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你顾及兄弟情分，没有杀他，我完全能够理解；可他自杀了，你又跑去痛哭一场，难道说，你认为我残忍无道吗？”
　　
　　宴会的气氛到这个时候就完全变了，接风酒变成了批斗会，罽须如果应对不当，很有可能伏尸当场。
　　
　　罽须知道最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所以含着眼泪请求延优听他解释。延优点点头。
　　
　　罽须这才壮着胆子道：“王后虽然以先王名义立你为王，可你却不以礼法让权，是否不太讲究兄友弟恭的礼仪了？”罽须的话说得十分中肯，当皇帝（当国王也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形象。说得直接一些，那些装腔作势、虚情假意、走走形式的东西，在政治上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后来的曹丕，明明很想当皇帝，偏偏还是要礼让三次，显示自己的无私，最后迫不得已才取代汉朝。如果你很想当老大，又不愿意走个流程、表个姿态，当仁不让、毫不客气的就拿过来干了，是不符合老大应有的“形象”的。
　　
　　罽须接着说：“我把拔奇的尸体收敛下葬，然后为他的死痛哭一场，实际上是为了显示大王您的美德，在为大王您塑造形象，没想到反而遭到了大王的责问。我是拔奇的兄弟，大王也是拔奇的兄弟；我是大王派来的，我不忍心杀死拔奇，并且悲痛拔奇之死，实际上就是大王念及兄弟之情，不忍心杀死拔奇，悲痛拔奇之死。有这样一个重情重义，不计前嫌的大王，还会有谁觉得您不义呢？”
　　一番话，把延优感动得一塌糊涂。很快，延优就命人以君王的礼仪重新安葬拔奇。
　　
　　罽须也得以活了下来，继续为延优所重用。
　　
　　
　　
　　　　
　　公孙康当然不甘心就这么败给高句丽。不久，他就带领大军讨伐高句丽，攻陷了高句丽都城国内城，迫使山上王将都城迁到丸都山城。后来，公孙康又将乐浪郡南部划为带方郡，派公孙模、张敞等人率军南下讨伐三韩部落，把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汉民收拢起来，统一安置在乐浪、带方二郡。
　　
　　公孙康在用武力控制朝鲜半岛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和亲的政策，他把宗女嫁给马韩中最有势力的百济，使百济成为公孙氏的属国。至此，公孙氏击败乌桓、高句丽，收服扶余、三韩，整个东北亚地区再也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势力。
　　带方郡的设立更是辽东公孙氏称霸东北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公孙康当然不甘心就这么败给高句丽。不久，他就带领大军讨伐高句丽，攻陷了高句丽都城国内城，迫使山上王将都城迁到丸都山城。后来，公孙康又将乐浪郡南部划为带方郡，派公孙模、张敞等人率军南下讨伐三韩部落，把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汉民收拢起来，统一安置在乐浪、带方二郡。公孙康在用武力控制朝鲜半岛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和亲的政策，他把宗女嫁给马韩中最有势力的百济，使百济成为公孙氏的属国。至此，公孙氏击败乌桓、高句丽，收服扶余、三韩，整个东北亚地区再也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势力。
　　带方郡的设立更是辽东公孙氏称霸东北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带方郡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由公孙氏控制的乐浪郡和半岛南部三韩势力及东部秽人聚居地之间，隔海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另外，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我们在之后的文章中会具体讲到），当时从日本列岛前往中国主要就是在山东半岛登陆，而非直接前往东南沿海。所以，带方郡就成了半岛南部的三韩各国、东部的秽人部落，及在位于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国（主要是指邪马台女王国）与中原地区遣使通商的中转站。
　　
　　公孙康把带方郡从乐浪郡中独立出来，就是要强化带方郡在外交和贸易上的作用。到了公孙渊掌权时期，公孙氏几乎垄断了中国与东北亚其它势力之间的全部联系，海东诸国（高句丽、三韩、倭国等政权都在辽海以东，故统称海东诸国）也陆续成为公孙氏的属国。这些国家向公孙氏称臣纳贡，所有使节往来，都要经过带方郡，由带方太守全权负责。
　　
　　因此，公孙渊基本上不怕与孙权翻脸，俨然以东北亚宗主自居。
　　那么，公孙氏又是凭借什么成为东北亚霸主的呢？海东诸国为何没有选择更为强大的魏国和吴国，而要去依附辽东公孙氏呢？
　　
　　首先是交通。汉末三国时期，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都未达到隋唐宋元时期的高度，各国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陆路进行，对乌桓、高句丽、三韩等国家来说，离他们最近、最强大（相对而言）的势力就是辽东，只要公孙氏封锁交通，这些国家的使节就只能在辽东止步。当时海东诸国的造船水平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横渡大洋的出访活动。所以，辽东公孙氏能够称霸东北亚，很大程度上是占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宜。
　　
　　其次是态度。如果公孙氏安于现状不思开拓领土扩大影响力，那么他们所能管辖的区域也就仅仅是魏国东北部的几个郡而已，起到的也只是为魏国守边的作用。然而公孙氏一族虽无大才具，却有小野心，而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一步步稳扎稳打，慢慢扩张。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辽东成为东北亚的最强势力也不足为奇。
　　
　　再次是人口。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谓司马懿平辽东时“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再加上玄菟郡“户一万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乐浪郡“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人口总数近六十万。但这是辽东之战后的数字，战争会导致人口大量流亡，所以在辽东之战爆发前，其控制范围内的人口数还会更多，这当中既包括自然增长的人口，也包括从中原前往辽东的流民，还有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人口。因此，在公孙氏称霸东北亚的鼎盛时期，其辖境内的人口总数很可能接近70万。而当时高句丽仅3万户，扶余8万户，沃沮5000户，濊2万户，马韩50余国总计才10万余户，弁韩、辰韩24国总计4万余户，邪马台国7万户，其它日本小国总计8万户。
　　
　　也就是说，整个东北亚地区除了公孙氏外都是小国，这些小国不论在经济军事文化上都难以与公孙氏抗衡，而且各自为政、互有仇怨，很容易就被各个收服，成为公孙氏的属国。
　　
　　公孙渊掌权后，公孙氏在海上吞并了东吴的庞大舰队，在陆上击败取代乌桓成为北方第一大胡族的鲜卑人，一个小而强的地方割据势力就此屹立于辽海之滨，公孙渊的野心也愈发膨胀——他不再想做魏国和吴国的附庸，不想再战战兢兢、惟命是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辽东王！
　　
　　公元237年（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幽州刺史毋丘俭，正式宣布与魏国脱离关系。这次叛乱既是公孙渊野心的大爆发，也给了魏国彻底解决辽东问题的机会。当时诸葛亮已经去世，魏国西部战争压力大大减轻，魏明帝当机立断，决定派太尉司马懿率大军远征辽东，同时派遣使者联络与公孙氏有仇的鲜卑人和高句丽，命令他们配合作战，一场事关东北亚霸主地位的战争就此拉开。
　　　　
　　河西走廊，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片重要的战略区域。河西走廊的具体位置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地处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东西长约1200千米，南北宽约100多千米，是一片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因为位置在黄河以西，所以叫“河西走廊”。
　　
　　从西汉起，河西走廊就是连接关中和西域的咽喉要道。在狭长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众多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重镇，由东往西依次是：金城（今兰州）、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安西（今瓜州）、敦煌、玉门关……
　　
　　汉唐以来，河西走廊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拱卫关中的军事屏障。
　　
　　　　
　　
　　卢龙塞，就是现在的喜峰口，地处徐无山的最东面，坐落于两山之间。左侧是梅山，右侧是云山。田畴在徐无山区大搞生产，所以才会对卢龙塞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
　　
　　卢龙塞是依山修筑的城池，有三道城墙构成一个“日”字形的防御体系。外围主城墙高五丈，宽三丈，长一百丈，由石块从里到外整体码堆而成，中心竖有一两丈高城楼，叫望日楼。在主城墙两端，依着山势修建了辅墙，城墙上也各有一楼。矗立在梅山上的叫梅楼，修建在云山上的叫云楼。由两边辅墙开始，向更远的山上延伸。
　　
　　汉朝在卢龙塞修建了一道大约两百多里的城墙，用以防止胡族入侵。由主城墙向后一百步，在两山之间，再筑了一座高大城楼，城墙高宽皆与主城墙一样，长五十丈。上有一楼名卢龙。两边以石墙与主城墙相连。两侧是两列士兵营房。再往后，相距一百步，就是面对官道的新月楼。这道城墙高四丈，宽两丈，长八十步，上有一楼叫新月楼。这里两侧都是堆积粮草的库房，马棚和治疗伤兵的木屋。
　　
　　白狼山，就是今辽宁省喀左境内的大阳山。大阳山汉代称白狼山，北魏时称白鹿山，清时称大羊石山。在山的主峰以西分水岭上，有一巨大的白石砬子，远看象一只绵羊，也似白狼和白鹿，所以得名。山上还有“白鹿山祠”遗址，是曹操北征乌桓时所登的白狼山。《史记》中关于孤竹国的记载。据喀左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和器物上的文字考证，孤竹古国的统治中心就在喀左。
　　
　　汗，公司网速太慢，图片上传了几次都不成功，悲剧啊。。。
　　
　　　　
　　公元238年，司马懿率魏军再次踏上了曹操北征乌桓时曾经走过的那条滨海大道。司马懿的运气比曹操要好得多，他采取的是海陆并进的进军策略。路上的主力是由他亲自率领的四万精锐。六月，当魏军进驻辽西无终时，老天爷也很帮忙，一场雨都没有下，滨海道的交通状况十分理想，根本不用像曹操那样绕道卢龙塞小路前去偷袭。魏军大张旗鼓，一路浩浩荡荡杀奔辽东。
　　
　　海路，司马懿派刘昕、鲜于嗣率一支偏师渡海出击，目标带方郡。之所以要另派一支军队去攻占带方郡，就是为了防止公孙渊兵败后向流窜朝鲜半岛，继续为祸边境，同时从公孙氏手中收回海东诸国的控制权。刘昕、鲜于嗣渡海出击，率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后，很快就拿下了带方、乐浪二郡，成功的切断了公孙渊的退路。
　　
　　公孙渊听说魏军压境，连忙命令大将军卑衍、杨祚等人率数万步骑在辽水西岸布防，还修筑了20多里长的防御工事来阻击魏军。尽管公孙渊自以为很NB，可是论打仗，他完全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采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水工事，同时命魏军主力偷渡辽水，直取辽东郡治所襄平。前线的燕军一听说襄平被围，忙不迭的放弃了辽水防线，星夜回援襄平。夺取战事主动权后，司马懿围城打援，在襄平城西南的回首山痛击回师的燕军，三战皆捷，歼灭了燕军主力。
　　
　　这时，憋了很久的老天爷终于开始下雨了，一下就下了一个多月，辽河水位猛涨，将燕军牢牢困在了襄平城中。一个多月后，雨季过去。养精蓄锐的魏军起土山、挖地道、造楼车，对襄平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围攻襄平城的军队中，就有高句丽人的身影。当时山上王已经去世，即位的东川王痛恨公孙氏，所以对攻打辽东十分热衷。不久，城中粮尽，公孙渊部将杨祚率部出降。八月，襄平城破，公孙渊率数百骑兵突围，被魏军追杀于太子河畔。
　　
　　公孙氏败亡了，辽东重新回到了魏国的版图；公孙氏败亡了，压在高句丽头顶的大山被掀翻了，高句丽人走出山区，争夺辽东的美好时代似乎就要来临了……
　　
　　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司马懿平辽之战一点也不为过，战斗的过程也没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引起了我的注意，很能说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一些问题。
　　
　　就在司马懿率大军击败燕军主力，围困辽东首府襄平时，一个来自倭国、由大夫难升米率领的使团也在同一时间横渡大海，在带方沿海上岸。当时带方、乐浪二郡刚刚被魏军占领。为了避免公孙氏余部向朝鲜半岛逃窜，同时阻止亲公孙氏的三韩势力支援襄平（当时三韩的实力都很弱，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带方太守刘昕下令封锁了所有从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去路。因此，难升米的使团没能继续北上，而是被刘昕客客气气的挽留在了带方城中。
　　
　　带方是公孙氏接待海东诸国来使的第一站，其作为“外交使节城”的历史也长达数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公孙氏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以免海东诸国的使节越过辽海地区直接与魏国、吴国接触，让海东诸国觉得公孙氏就是东北亚唯一的老大。可以说，在司马懿讨伐辽东之前，这一封锁行为一直实施得很好，直到刘昕率魏军攻占带方。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很难在史籍中找到公孙氏与海东诸国交往的记录。这部分有着极大历史价值的档案资料，极有可能在魏军兵临带方城下时就被公孙氏的官员销毁了，也有可能毁于战火之中。
　　
　　尽管如此，带方城的收复，也就意味着魏国从公孙氏手中收回了与海东诸国外交往来的权力，中原地区与海东诸国的交往也是从那时起才恢复正常。
　　
　　八月，司马懿率军攻破襄平，公孙渊兵败身死，刘昕这才派人护送倭国使团前往洛阳。平定辽东、远国来朝，魏国双喜临门。魏明帝不但盛情款待了这些来自大海对岸的客人，还赐予了大量财物，让难升米等人带回倭国。
　　
　　　　
　　
　　公元239年正月，魏明帝病逝，齐王曹芳即位。次年，接替刘昕出任带方太守的弓遵才派建中校尉梯俊等人携带诏书、印绶等物渡海前往倭国，册封倭女王。倭女王卑弥呼接受了魏国的册封，然后上表谢恩。
　　
　　这次前后跨越三年的互访最终让魏国和倭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整个出使事件发生的经过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难升米一行人渡海前来，从一开始就是是打算与魏国建交，还是误打误撞促成了这次互访？
　　
　　三国时期，海东诸国与中原（主要是辽东公孙氏）的交往受环境和地理影响很大。从地理位置上看，带方郡大体在今朝鲜沙里院附近，倭女王所在的邪马台国在今日本北九州山门郡一带，而难升米使团登陆的带方海则在今朝鲜海州湾处。从北九州山门郡出发前往海州湾，以当时海船的实际航速来测算，起码需要40天以上的航程，所以难升米一行应该是在公元238年的五月初启程出发。而魏国出兵辽东是在当年春天，以当时的通讯条件看，远隔重洋的倭国不可能这么快得到魏国发兵辽东的消息，就算有内应和飞鸽传书，作为弱势一方的倭国也不会在大战将开、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派使团出海。
　　
　　因此，难升米一行最初所要出使的不是魏国，而是当时雄踞辽东的公孙渊。
　　
　　使团在海州湾登陆后，难升米才得悉带方、乐浪二郡已经易主，以前的“宗主国”公孙氏危在旦夕。作为一名成熟的外交官员，难升米见机行事，立刻改变了出访的目标，误打误撞的让倭国找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友邦。这是一次大胆的外交“押宝”，对三国时期的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权之所以与公孙渊联盟，除了夹击魏国，从海上牵制徐、青、幽各州外，也是想利用公孙氏三代人半个世纪来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起来的霸主地位，通过强大的海上力量对臣服于公孙氏的海东诸国施加影响，进而寻找机会，取代公孙氏成为海东诸国的宗主国。而此前公孙渊突然翻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东吴的海上力量会威胁到公孙氏在东北亚的宗主地位。
　　
　　于是，辽东就成了魏国、吴国、公孙氏和海东诸国角力东北亚的焦点——魏国失去辽东，不但会腹背受敌，还会彻底失去对东北亚地区扩张影响的可能；东吴控制辽东，就能为称霸海上取得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对海东诸国而言，谁是辽东的主人，谁就是他们的宗主国。
　　
　　公元239年春，也就是公孙氏灭亡后不久，孙权再次派军队从海上偷袭辽东，试图切断魏国与海东诸国的联系。东吴的行动让魏国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辽东的重要性。所以，带方太守刘昕才会专门派人护送难升米的倭国使团前往洛阳，并主动向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示好。而倭国作为第一个向魏国示好的海东国家，也受到了魏国的格外礼遇。
　　
　　那么，东吴为什么没能成为海东诸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首选呢？
　　
　　其一，吴国地处东南，离海东诸国相距较远，再加上航海技术和季风洋流的限制，使得海东诸国的船队前往东吴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其二，吴军在夷洲等地掠夺百姓，恶名远播，海东诸国担心东吴取得海上霸权后会故技重施，对本国不利。因此，态度友好、且更容易到达的魏国就成了海东诸国的首选靠山。
　　
　　公元238年，盘踞辽海之上的公孙渊自立为王，反叛魏国，最后被消灭；1390年后的辽东，另一个盘踞在辽海之上的人被某人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无缘无故的被砍了头。
　　
　　一股力量消失了，势必有别的力量取而代之，这是历史的规律。公孙氏的覆灭，从表面上看，是维护了魏国主权的统一，可它却打破了三国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势力平衡，种下百年动乱的祸根。
　　
　　那个被某人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的人死后，辽海地区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敌人的敌人死了，敌人笑了，杀人的人也没落得好下场，最后断送了整个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