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煮酒论史->[评论随笔]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刚结束了红军林彪一个帖子，续写不知何时，又不愿销声匿迹。所以把个一年前的文稿发出来，已经由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有其它想法的朋友就不要再有想法了——（还是愿意相识的）。

　　老枪易走火，估计可能更新没有规律，不过，大家如愿意欣赏名家给你阅读的滋味，可以自行搜索：本书已经由北京广播电台特聘评书名家刘纪同先生播讲。
　　
　　还是欢迎有人“拍砖”，再版时能修正么。
　　
　　说明一点：这里发出的版本与出版的不同，甚至连章节目录也不一样，老孙故意把目录搞成了一首百句叙事诗，这点子曾遭“东胖”奚落，所以出版版本恢复了原稿的调侃风格，但老孙心有不甘，还是一心在网络上显摆“诗词功夫”，这里发的就是老孙固执己见的一稿。
　　
　　极为欢迎不管啥理由的顶贴——实在担心沉下去：那样岂不太难堪了？
　　
　　不说闲话了，大家且看正文。——注明一句：每段空格太劳烦老孙了，所以请朋友原谅老孙原稿复制，不再费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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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这哥们儿》章节目录：
　　
　　正文前的闲篇
　　一、 大器晚成苏老泉
　　二、 神童出世枯眉山
　　三、 天才少年逐风斜
　　四、 夜来幽梦情绵绵
　　五、 大宋科举文官路
　　六、 仕途起步多跚跚
　　七、 孤帆影摇恋故土
　　八、 再抒宏论夺魁元
　　九、 一皛三白待业饭
　　十、 凤翔通判家妻贤
　　十一、 行文辩理龙王庙
　　十二、 心诚不灵懒神仙
　　十三、 顶头上司冤家会
　　十四、 天子兼顾也枉然
　　十五、 王朝动荡根源久
　　十六、 奇相奇人奇风范
　　十七、 七品中丞斗宰相
　　十八、 变法之初多创痛
　　十九、 只因言政远朝政
　　二十、 书生戏谑犟相公
　　二十一、人间天堂西湖秀
　　二十二、和尚妓女巧相通
　　二十三、西湖妓女添诗韵
　　二十四、杭州和尚多才情
　　二十五、职守通判词荟萃
　　二十六、苏门夫人多温馨
　　二十七、湖边判案情重法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
　　三十、 起落更知世薄情
　　三十一、升官未必真升职
　　三十二、苏子起舞弄清影
　　三十三、多变朝局多事秋
　　三十四、抗洪却需建黄楼
　　三十五、诗人好客多雅客
　　三十六、高徒名师趣闻稠
　　三十七、伟人未必皆善类
　　三十八、不惹大祸誓不休
　　三十九、枷锁临身讲笑话
　　四十、 审讯大堂话春秋
　　四十一、皇家牢狱好驿馆
　　四十二、天子足踏两叶舟
　　四十三、生死只在一张口
　　四十四、此灾何必深追咎
　　四十五、三教合一贯太虚
　　四十六、孤独诗客独清悠
　　四十七、最佳居地纳居士
　　四十八、东坡原本出黄州
　　四十九、一首短诗两成语
　　五十、 两个诗人分僧俗
　　五十一、佛印和尚斗才子
　　五十二、小妹水浸光葫芦
　　五十三、一对冤家两挚友
　　五十四、道家道教不同途
　　五十五、绝代文章赤壁赋
　　五十六、文虽同名意境殊
　　五十七、千古风流浪淘尽
　　五十八、也无风雨也无晴
　　五十九、玉液色香润佳句
　　六十、 江鱼味长留美名
　　六十一、松竹风泉三益友
　　六十二、千里相牵却非情
　　六十三、思过罪臣享三陪
　　六十四、堂前细柳剪欲轻
　　六十五、横看成岭侧成峰
　　六十六、善有善报皆是空
　　六十七、从公已觉十年迟
　　六十八、落叶随风难归根
　　六十九、开口两年劳役苦
　　七十、 乌纱偏赐厌戴人
　　七十一、东坡速度升职路
　　七十二、金紫高位平常心
　　七十三、身居官场不由己
　　七十四、幽默戏谑皆诗人
　　七十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七十六、绝地反击不为私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七十九、欲把西湖比西子
　　八十、 太守断案如赋诗
　　八十一、仕途登顶举步间
　　八十二、颍州大雪凝佳词
　　八十三、社稷次之民为重
　　八十四、执法违法两难之
　　八十五、兵部未必掌兵事
　　八十六、人鬼殊途再丧妻
　　八十七、文人诗客披甲胄
　　八十八、少年天子得意时
　　八十九、诗意人生南北路
　　九十、 东坡到处有西湖
　　九十一、天女维摩王朝云
　　九十二、诗人远色痴情足
　　九十三、忧国忧民不忧已
　　九十四、佛祖处处有且无
　　九十五、穷困潦倒一富翁
　　九十六、海外仙山有仙窟
　　九十七、孤岛诗人不独孤
　　九十八、带水相隔却通途
　　九十九、北宋天涯海归路
　　一百、 大江东去浪亦哭
　　附、　 长眠不知身后事
　　后记、 从此惭愧不侃苏
　　
　　正文开始前的闲篇：
　　
　　侃苏东坡这哥们可不是什么好活路，原因明摆着：
　　一、 这哥们的名头太大，“粉丝”如麻，千年不断，多少MM以近乎舍身的壮举喊出“愿意千年等一回，下世能嫁苏东坡！”。所以，任何人选中了苏东坡为话题，舌头都要小心点：嘴下积德捧场还好说，若是损几句这位千年前的帅哥？估计众人骂你的吐沫星子也能把你淹个半死！
　　二、 这位大宋苏学士人气高的令人咋舌，自宋之后，包括宋朝当代，为东坡作传追记的名家多多，想在苏东坡身上扯出点另类的新话题几乎没有可能！就光说近代，就有大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那儿摆着，书中对东坡先生已经做了近乎全面的定论，其后扯苏东坡的各位大家、名师基本上就是在捡出林大师碗里的剩饭再细嚼若干遍而已，虽然有些香味，但终究淡了许多，现在子金山就是再加些佐料烹炒一番，估计也不易打发难调的众人口味。
　　三、 就现存的史料而言，有关苏东坡的记载，正史极为简略，但野史、笔记又可谓丰富，尤其是轶事传说，简直可称海量。所以，就算在百家讲坛上开侃东坡的教授们，也难免陷入是正说还是戏说的两难，不时掺和点民间传说凑数逗乐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 对苏东坡履历、名篇能数若家珍的人们不计其数，而且绝对不是仅限于专家、大师，侃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当然难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就算万幸得到大家的关注，估计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居多。
　　无奈“东坡肉”好吃是举国闻名的，老孙还是决定品尝一次，或者称为尝试更为确切。
　　原因出自内心：老孙的童年是伴随着东坡先生的大作渡过的。曾经多少次因为背诵苏子美词嘴头嗑绊而遭家父训斥，有时甚至是几个耳光；又有多少次因为故意顺口带出几句东坡的名句而引得小伙伴们啧啧连声，尤其是女娃们的羡慕目光，实在令人至今难忘；年龄稍长之后，又是一本《苏东坡诗词选集》将我的无数个无聊的夜晚变成滋味无限；宭困的时刻我想起了苏子落难的日子而心情坦然；翘尾巴的一瞬间是东坡大作使我羞愧脸红！
　　苏东坡曾令我激动，苏东坡曾让我向往，苏东坡曾使我从心灰中解脱，苏东坡曾诱导我走向文学的快乐旅途。
　　标题中称呼苏东坡为“哥们儿”决不是有什么大不敬之意，而是打心里觉得东坡并未逝去千年，其实就活在脑海的深处，他似乎就在身边、前面，在亲切的与我打招呼：“喂，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这哥们儿鲜活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苏东坡不需要老孙为其树碑立传，那座闪光的丰碑其实已经在人们心中竖起了近千年！
　　中国正史中的人物，大多是经后人篡编过的名人档案，读之味同嚼蜡，自《史记》之后难得一见趣史美文，有时竟是些野史笔记读着尚觉过瘾，只可惜猜测臆断居多，有关东坡先生的更是如此。
　　所幸东坡这哥们生前勤快，留下了数千篇诗词文章，中国自古有文如其人之说，我们不妨从东坡文中寻找鲜活的东坡身影，大概这个苏东坡更接近真实，更为妙趣横生。
　　其实不管是谁炒苏东坡的话题，都离不开东坡的那些千古绝唱、旷世文章，那是东坡先生留给地球人的共同遗产，已经使我们无数人受益终生，肯定还必将惠及我们的后代。
　　不过老孙侃苏东坡这哥们儿却没打算惠及任何人，目的就一点：让大家品尝一下老孙加工过的“东坡肉”，让诸位能与古人碰杯，多灌上几盅老酒黄汤，于愿足矣！
　　再啰唆一句：文中自称老孙，其实出于无奈，本人在侃《曹操》中曾自我介绍：笔名为“子金山”的这个家伙，论说应该自称“老子”才是，可总觉得有点那个，为避免大家误会，还是再自贬一辈，称呼自己真姓氏“老孙”算了。
　　（请看首篇：一、大器晚成苏老泉）
　　
　　　　一、 大器晚成苏老泉
　　国人向来有“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之宏论，不乏有人以苏氏父子做为此论的依据，但实际上，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典故形容苏东坡与其老爸苏洵更为确切。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这幅对联是四川眉山三苏祠的楹联，清代人张鹏翮所题，上下联简洁概括了老苏家所创造的宋代文坛一门辉煌！
　　上联所述的一门父子即苏家的老爸苏洵、儿子苏轼、苏辙，意思是说三人均为填词名家；下联四大家是指韩、柳、欧、苏四家，四家文章领袖天下，苏门又占其一！至于文冠当时的宰相王安石？直到明代的朱右弄了个《八先生文集》，老先生才算排上了座次，后来的唐顺之也搞了个《文编》，也只选用这唐宋八人的文章，一个叫茅坤的古文家整理后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从此成为定论，没人再能挤进去。
　　了不得！唐宋两代排出散文名家八人，老苏家竟然囊括三席，估计除了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大概能称得上“前无古家，后无来家”！附带说明：另外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
　　但此联上联的内容却是在胡侃：要说给宋代的词人排座次，大概排上三百名也未必轮到苏家的老词客苏洵，从史载到传说都没见这老头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词。当然，也可能是撰联人因老苏传下了不少散文、政论精品，也算作了词客。
　　就算如此，撰联人还是有点偏心眼，那苏洵虽留下了不少能上眼的散论，但真正能称冠古今的却只有一篇骂架绝唱：《辨奸论》！
　　此文几乎把老头骂人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文风犀利，精彩绝伦，而之所以能以骂功标青史的关键，却是因被骂的人非同小可：一代文豪、政治大家、后来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也！
　　至于老苏与当朝重臣王安石有何过节？老孙后文自然会另篇详述，眼下先给大伙尽量简单的介绍这“三词客”居首的苏洵，此老的确给中国文坛的辉煌立下了盖世功勋！
　　先说名气，民国之前中国私塾、官学，教科书的入门之文便是《三字经》，而这苏洵却是被选入中国数朝小学教材的人物，《三字经》中这样介绍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就像苏轼的别号苏东坡一样，苏洵字明允，这苏老泉就是苏洵晚年的别号。
　　后人们把苏洵称为大器晚成的样板，列入了教科书来告诫后代，这充分证明了苏东坡的老爸苏洵苏老泉少年时代绝对是个问题儿童，如放在今天兴许是位成天泡网吧的主儿，而且看来屡教不改，差点被动员进了少管所，并且可以肯定：从少年到青年的黄金岁月大都是在与街头的混混撕打中成长起来的，那绝世骂功看来就是在该时期打下的扎实童子功。
　　有句真言是这样说的：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以此推论：只有问题家长，决无问题子女。
　　问题少年的制造者其实都是他们的爸妈或者更上一辈的施宠者，别看所有的少年法庭都是由成年人审判少年犯罪嫌疑人，实际上受审的更应该是成年人！
　　苏洵这从少年到大龄青年的不争气，责任在谁？莫非苏洵的老爸――也就是苏轼、苏辙的爷爷常年外出打工，以至于孩子沦落为“留守子女”无人管教？实际情况正相反，苏东坡的爷爷苏序字仲先，粗通文墨，性情豪爽，家境小康，轻财好施，且老实本分，从未有过在国家公务员铁饭碗里捞饭吃的妄想。
　　据史载：苏序“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发于言，比没，得数千首”。
　　从至今没发现苏序老先生的一首大作来看，这老先生玩弄诗词最多算是个“票友”，数千首诗竟无一首传世，难道还不如那段顺口溜上得台面？哪段？多年前华国锋的题词：
　　“高高山上一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从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
　　从苏序老先生吟诗“敏捷立成”来看，其人聪明是无疑的，而且极明事理，应该精通儿童教育的真谛！这是怎么训导的子女？
　　这就是苏序老先生的高明之处了，苏序实行的是自然成长理论，强拔高的小苗难说将来成材，树大自然直；望子成龙的父母大多得到的是虫样儿女，让生活自身来教育少不更事的儿子兴许更见成效。
　　苏序老先生太过理想主义了，儿子在花季之前究竟还是没能明白老爸的苦心，在等待苏洵浪子回头无望之后，苏序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请个绝对会负责任的人来管教这顽劣的儿子。
　　措施奇绝：给苏洵找个媳妇！
　　一则这小子成家后必然会专心立业，二则让儿子又多了位管教：给苏洵找个严厉的老丈人。
　　婚事很快张罗成了，苏洵的新婚妻子出身官宦之家，娘家姓程，程氏的父亲程文应赠大理寺丞，对管教不良之徒绝对是业务精通。
　　果其不然，苏洵的岳父程文对女婿的教导可谓苦口婆心，但是没有用，逆反心理极重的苏洵依然是我行我素，甚至玩乐不思娇妻。程文无奈，只好认定自己瞎了眼，误了女儿的终生啊！
　　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也就干脆来个破罐子破摔，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随他怎么去吧！从此冷眼向洋看世界，一脸寒霜对女婿。
　　谁知苏洵竟没有辜负老爸的苦心，在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出生以后，苏洵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爸爸了，可以不理睬包括自己老爸在内的他人，但总得给自己的儿子们立个学习的好榜样吧？
　　压力产生动力，动力支配了行动，竟然自觉收起玩心，开始发愤读书，决心在科举之路上奋力拼搏一番，混个一官半职，不说光宗耀祖，也要惠及儿孙。
　　后来苏洵学业大成，虽然笔下生花没能比得上两个儿子出彩，但能混到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一席之位，也算终于千古留了英名！
　　只可惜苏洵实在官运不佳，从19岁开始连考了近二十年，也没中回进士，一生也没能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最后只能无奈的自嘲：
　　“考进士对我来说如攀蜀道，难于上青天！但我儿子们偏能如履平地！”――当然，这话是说在两个儿子同榜登科之后。
　　世界级的文学大腕中，父子都能挂名其中的唯有小仲马与其老爸大仲马，大仲马以一部《基督山恩仇记》名扬全球文坛，而儿子小仲马则是以一部《茶花女》一举成名。
　　据说儿子小仲马在初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明星身份时有些忘形，骄傲的对老爸大仲马显摆：
　　“我这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这部《茶花女》！”。
　　大仲马不屑的回答儿子：
　　“我这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就是造出了你！”。
　　看来苏洵也绝对有资格提早八百余年对儿子们说出大仲马的话！
　　苏洵生出的苏氏兄弟，尤其是成功培养出了旷古奇才苏轼，才是真正给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的辉煌立下了盖世功勋！
　　（请看下篇：二、神童出世枯眉山）
　　　　二、神童出世枯眉山
　　按照基因遗传的概率推论，大器晚成的苏洵的后代，理应也是少年顽皮，中年发奋，老年成名。但事情在苏洵这里被扭转了180度，儿子苏轼、苏辙却都是：少年成名，中年坎坷，老年……大家耐心看下去就是。
　　是苏洵苏老泉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来了个与老爸苏序截然相反的方式：苏洵总结自己少年失教的经验教训，对自己的儿子们来了个鞭打快牛的“严师出高徒、棍下出孝郎”加倍传统教育，其结果大获成功！
　　这绝不是说苏洵的家教有什么可取之处，一般说来，如遵循中国这个延传了两千余年的传统，成材率兴许高些，但却是需要付出剥夺儿童快乐的惨烈代价，而且惯出偏才，有时收获的是学问，丢失的兴许是人性。
　　不过不要紧，咱们大人们通常是不大在乎孩子们的身心感受的，痛苦与否与成人无关。
　　这点老孙自己就深有感触，至今梦里思念的都是儿时游嬉的快乐，至今梦里恐惧的都是被父母严责的情形，少年所经受的体罚会深刻在心灵，那烙印永难抹去，将陪伴终生。
　　就连东坡哥们儿也不例外，哥们儿成了老先生之后，还是常被恶梦吓醒，这有东坡晚年在儋州时所留的《夜梦》诗为证：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
　　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
　　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
　　本篇不是诗词鉴赏，就不详细解读了，但东坡少年时常因完不成家庭作业而被严训是肯定的，到老年回想起来仍有被挂在鱼钩上的感觉！这也实在太恐怖了！
　　没办法，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这是当个中国优秀少年儿童的宿命，看来还应该再流传一句：做儿童难，做个神童更难，做个中国的神童难上加难！
　　不过老孙是在无谓的替古人担忧，东坡小朋友少年时的书包也兴许不是如想象般那么重，不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的下令减负，而且苏洵这“父师”也不是光是动用大棒政策，而是经常以身作则，给儿子们当伴读。儿子们日后的成功与老泉的身教胜于言教是分不开的，这点从东坡成名后诗文中多次被追忆。
　　先说明一下：苏东坡这个字号是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自取的，少年时的苏轼别字“和仲”，弟弟苏辙别字“同叔”，古人以伯、仲、叔、季为序来表示兄弟排行，“仲”就表示是老二，苏轼这实际的老大被安排为名誉上的老二，这是因为他有个夭折的大哥景先，所以连同弟弟苏辙一块被往下赶了一个排行。
　　古代中国文人的“号”是随便自起的，就如同今人的笔名、网名，只要你喜欢，尽管自称就是了，多起几个也不妨，大多古时文人都有诸多个“号”，这玩意不像如今的车牌号码般需要花钱竞买，是不收费的，肯定也不需要到户口原籍派出所备案。
　　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给自己起的字号就多的让人眼晕、清代大画家石涛曾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等等，字号多的就连郑板桥都看不下去了，曾专文指责。
　　不过古人字号多也难比今人，据我所知，现在的网友们给自己起的字号或“马甲”早就能令古人们瞠目结舌了，好像在天涯网站就有个哥们给自己注册了两万四千多个“马甲”，估计能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苏轼又字子瞻，后来的弟弟苏辙另字子由，是这两兄弟对老爸给包办的字“和仲”、“同叔”不甚满意，擅自另起的？
　　而这个“轼”字与“辙”字都是有些讲究的，在解释这两字的因由之前先说明苏轼生年的一点疑论。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把苏东坡的生年定为1036年，而其它资料则记载为1037年或1036年不一，这点容易理解：苏东坡生于中国旧历的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应该是1037年的元月8日，所以准确的说还是应该是1037年为是。
　　估计老爸苏洵属车迷一族，当然不会是今天的“宝马”“奔驰”一类，是宋代的高级代步工具马车；并且爱好旅游，给两个儿子起名都没离了马车和道路，苏洵后来曾写过一篇叫作《名二子说》的文章，专门解释儿子们名字的含义。
　　原文摘要：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大意是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在一辆车上各有用途，缺一不可，而车轼作为用来作扶手的横木则可有可无，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也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这里苏洵还是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对于小儿子，苏洵取名为“辙”。“辙”是车轮子在路上辗过的痕迹，虽然苏洵解释为是希望儿子能不求福祸平安一生，但老孙觉得还是显露出了父亲既希望儿子规矩如“辙”，又包含着对儿子留下人生轨迹的期待。
　　苏轼与苏辙相隔三年先后降生了，俩兄弟的第一功便是鞭策了老爸改邪归正，而且竟然促成了老爸跨入中华千古名人行列！这情形的确像少林寺的老和尚没丢功夫，能保持老当益壮，其实大多是因为有徒弟缠着学武的缘故，被逼着偷编暗练的，以便转卖出好价钱。
　　苏轼接受了父母的优秀基因是无疑的，虽然不像一些史载的大人物那般：出生既能感动的大自然风雨际会，又或来自于老妈被神仙甚至怪物强奸，但还是有一些传说证实了东坡哥们儿出世的不凡！
　　据明代人袁中道在《珂雪斋集》记载，这苏老泉也曾戴过只有名人的老爸才有资格戴上的绿帽子：东坡的漂亮妈妈程小姐有一天闺房酣睡，梦中突然见到一个和尚进了房间，以下的事情就说出来不免脸红，不说更使人想象无限了，反正从那天程氏就怀了孕，再后来就生出了苏东坡。
　　中国文人的无聊绝对是世界级别的！宋代、明代文人的诸多笔记不顾老爸苏洵的感受来渲染东坡是神仙留种无疑，有的甚至把这出处栽到苏东坡身上，说是已经东坡本人证实：不是神仙，啥样的和尚能走进少妇的梦中做爱？或者钻进肚子里投胎？
　　神仙播下或自变的种子，长出的苗苗能是啥宝贝？当然是如假包换的神童！东坡家居四川眉山，据宋人谢维新编撰的《合璧事类》中说，东坡出生时附近彭老山的花草树木一夜枯死。这种非正常现象必然要被后世推到刚下生的婴儿苏东坡身上，等到几年后苏辙出生，当然也分担起了神童哥哥的责任，眉山乡里传唱起了儿歌：
　　“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传说竟然也有旁证，宋代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中也这样记载：
　　“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则青”。
　　这不是要追究苏家一门破坏绿化的重大责任，而是在向后人的后人宣告：苏东坡能夺山川之灵气，吸天地之精华！
　　一个神童从此开始了他的尘世流浪记，你还别说，这个传说中的神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的确非凡，从六岁步入小学门槛起，大宋朝就出世了一个真正的神童！
　　　　　　
　　（请看下篇：三、少年不屑随风斜）
　　　　三、 少年不屑随风斜
　　老祖宗传下来一句俗话：从小看大，三岁看老。
　　姑且不论此话是否具备科学道理，例如从苏洵的成长就难以套上这句俗话，但今天的父母们肯定是相信这论断的，预防儿女不成材的措施甚至提前到了播种之前，胎教的优良新风也逐渐传到国内，并且迅速地从城市的人群中向农村的广阔天地流行起来。
　　苏东坡在胎儿时是否无意中受到兴许宝贵的胎教不得而知，但从他呱呱落地到步入学堂之前却未闻发生什么故事，直到六岁被送到一所道人办的私塾后才算渐显与众不同。
　　据说在一百多个学童中，这个姓张的道士老师唯独喜欢东坡和一个后来据说成了仙的学生，那个学生叫陈太初，后来虽中科举却并未做官，而是坚决出家做了道士，一心去圆神仙梦了，要不，为啥后世有首歌里这样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再后来终于在一个朋友家的门口梦想实现，好像是忍了几天不吃饭，才咽气成仙了。
　　为什么大家都承认他白日飞升了？原来在大家抬这陈太初的尸体时他竟然突然活转回来，自己走后，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成仙到了天上能去了哪里？
　　但对于刚接受启蒙教育的东坡小朋友来说，这可不算什么好事，道人老师的心爱弟子当然对老师的职业引起了绝大兴趣，以至于从此少年东坡着迷上了学道仙业，竟至到了青年时代还不对女人产生兴趣，拒不找媳妇。
　　好在老爸苏洵挺有耐心，经无数次做工作才算使儿子明白了女人不是老虎，成仙不如做官，更没有传种接代重要，东坡总算留在了俗世。
　　与今天的无数小朋友着迷电子游戏不同，人家东坡虽迷道业，却不误学业，据载，东坡少年时代爱好广泛，尤对诗文极有天赋，十岁时便经常口吐不少惊人的诗句；书法才能几乎如同天授，据《名胜志》载：小学阶段的苏东坡，就读于栖云寺，便给所在的连鳌山题了“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
　　大概宋代的眉山没有现成的学堂，那几处有名的书院又路途遥远，苏东坡幼年就读的地方不是道观就是寺院，以至少年东坡不但倾心道家老庄，而且对佛理也颇有兴趣，禅学更见功力！看来儿童的启蒙教育了不得，环境影响更厉害，竟然成就了一个集三教学问于一身的旷古奇才！
　　估计是因为那个道士张老师对自己的本职比较敬业，在诱导儿童专致科举学问的同时也不少夹带道教知识，东坡的爸妈也大概发觉了苗头不对，教孩子尽心当然莫过于父母，就干脆让10岁的苏轼缀学回了家，今后自己当儿子们的老师吧。
　　这个决策对极！苏洵高考科举不怎么样，但绝对是个超级合格的小、中、大学教师！能一包到底教出两名进士来，升学率百分之百，而且事实摘了高考状元的桂冠，从古至今，哪个教师能做得到？
　　就连东坡的妈妈程氏也不愧为优秀的小学教师，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苏洵进京参加高考冲刺进士，结果皇天负了有心人。落榜之后的考生没有几个心情愉快的，苏洵也不会例外，懊恼之下便到江淮一带散心旅游，这期间两个孩子的教育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肩上。
　　老妈程氏的教学方法是灵活多变的，除了以背诵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外，还经常与学生们开展启发式的“讨论”教学活动，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成功的课堂活动：
　　程夫人正教孩子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书中记载：后汉时的范滂因反对宦官虐政而遭通缉，范滂为不连累县令以及母亲而主动投案，范母送行则大义凛然：
　　“你今天能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得盛名，又求长寿，岂可兼得？”
　　范滂跪拜而辞老母。母亲叹谓儿子：“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这时十岁的东坡小朋友竟然对老妈提问：“妈，我长大之后若做个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
　　程氏慨然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可见苏母对东坡的德育也抓得挺扎实。
　　实际上苏洵夫妇的亲自教学也没有坚持到底，苏东坡十三岁那年，就和弟弟苏辙一起被送到了寿昌书院读书，老师姓刘名巨，字微之，据说这刘老师就是被东坡同学给羞吓辞职跑掉的。
　　事情起源于刘巨老师做了首《鹭鸶诗》显摆给学生：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
　　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刘老师得意的按照当时前俯后仰拉着长腔的阅读规矩把诗读给弟子，唯有不懂事的东坡同学举手发言，给老师的大作改了此诗收尾的三字：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
　　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
　　也就是说，小东坡把刘老师诗中的“逐风斜”改成了“落蒹葭”，而刘巨则听后大惊，也有人说刘巨听后大喜，反正刘老师最后是又惊又喜辞了职，当场表扬天才学生：“吾非若师也。”
　　宋后好多诗评家认为东坡的“落蒹葭’比“逐风斜”要形象贴切有意境，用此例来证明东坡哥们儿打小就是个神童。老孙也跟着琢磨过这“六字真言”，却总觉得还是“逐风斜”三字灵动顺眼，是老孙的诗词功夫还处于幼儿园阶段？
　　刘老师被羞走，苏氏兄弟又回到了家，还是由爸妈亲自继续中学阶段的教育，在家读书的亭院当时名号“南轩”，后来被苏洵改成了“来风轩”，这里便成了东坡的“三味书屋”，苏东坡对此地感情尤深，后来东坡的《梦南轩记》一文中这样记载：
　　“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纱谷行宅，遍历蔬园中，已而坐于南轩。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来风者也。”
　　人生最念少年时！
　　这是因为少年时代是一生的花蕾阶段，凝聚芬芳而待发，无限绚丽而待绽，都说十六岁是人生的花季，我说万紫千红的季节尚在其后，青春只要能怒放一回，又何必在意明天未知的果实？
　　可惜少年时的生物钟走得最快，花蕾的阶段也好，怒放的季节也罢，回忆之际，莫不犹如白驹过隙。
　　慷慨挥毫，气贯犹吞月；怆然对镜，鬓角已沾霜！
　　本文中东坡的少年时代也是匆匆即逝，岁月如水，流到了东坡十九岁的年华，这年值得一书：眉山这年挂彩，南轩这年披红，东坡这年娶亲了。
　　东坡的另一半是家住青神的王弗姑娘，按中国人的虚岁计算法，年方真正二八。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的小河边，在当时肯定没有遭到污染的环境下，应该属山明水秀润佳人。
　　这王弗品貌绝对没得说，能在辞世十年后以一座荒坟牵东坡断肠搜句，留下千古绝唱《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王弗功不可没！
　　（请看下篇：四、夜来幽梦情绵绵）
　　　　四、 夜来幽梦情绵绵
　　有关苏东坡新婚后的幸福生活正史空白，宋人笔记则不管真假记载了东坡婚前的许多传说，有些甚至是些少年风流逸事。这也难怪，炒作名人的绯闻近代人类向来传统悠久，其历史看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
　　就连大师林语堂也竟然考证出了东坡少年时曾暗恋自己的堂妹，并且对这个初恋情人毕生念念不忘。
　　不过老孙也曾专门琢磨过林大师用作证据的那两首所谓“情诗”，却没能感悟到苏子这堪称乱伦的情怀。
　　这两首诗一首是写给好友刁景纯的，一首是写给杭州太守陈襄的，苏东坡怎能会把自己的“邪念”显摆给自己的朋友？至于东坡晚年闻堂妹逝世的消息而‘心如刀割’，以及身染重病还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估计也只能证明东坡极重亲情。
　　祭奠堂妹夫妇能与爱情挂钩，中国文人的联想天份应该傲冠全球！唉！要是中国的科学家也有此敬业精神，中国岂不万幸？
　　东坡哥们儿成年后在男女情事方面的绯闻不少，诸多宋代及后人的笔记给今人提供了海量的书证，其实东坡自己在作品中也经常旁证自己有携伎玩酒的爱好，正史也记载东坡在陆续娶了三个妻子的过程中收了数名侍妾，事实上东坡的第三个妻子王朝云一直是侍妾身份，后来也只是代理妻子工作。
　　不过，一个人生在什么时代是不能由自己决定的，当时的社会道德观不会放过任何社会人，宋代士子大夫的生活作风之觉悟哪能比得今天的官员廉洁亮节？要是宋代才子都如王安石、司马光一般坚决执行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法，那历史岂不缺少了些情趣，多了些古板与遗憾。
　　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是当代（宋）时尚。
　　但苏子对首任妻子王弗的痴情可谓感天动地！
　　王弗嫁给东坡十一年撒手西归，令而立之年的苏东坡几乎肝肠寸断，以至十年后不能忘情于梦中，一曲《江城子》道尽恋念之苦，相思之痛，而成千古绝唱，催后人眼涩鼻酸，泪从心出！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东坡其时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虽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远离朝阙，但仕途尚未遭受重大的坷绊，以一州太守之尊，虽未必适意，但心情应该绝对好于日后被贬黄州之时。
　　提笔挥毫的东坡当然是在以真情怀念那十六岁的新婚妻子，是在追忆与之卿卿我我的十一载欢乐，是在描绘十年中人鬼殊途的悲痛！能于梦醒时分，洒墨香对话前妻，且道尽婉柔，痴情如涌，应是王弗深刻在东坡心头的倩影所致。
　　东坡在这首情词中没有流露出一丝 “花间派”的“绮怨”之文风，真率的情感充灌字里行间。
　　自首句“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一声长叹，至末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的无限苍凉，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生死相隔的纯情伴侣在对话，在相互倾道思念，虽然“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但却注释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之真谛！
　　东坡用二十年后的“夜记梦”，告诉了我们东坡、王弗少年夫妻之情深，东坡没有在词中直接描述王弗蕙质兰心，明事达理，但却使我们看到了王弗当年“小轩窗，正梳妆”的妩媚，那一瞬间，我们理解了东坡“不思量，自难忘”的源由。
　　其实当时东坡已经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据说此女颇有其堂姐风韵，或许这正是出于对爱妻王弗的眷恋？
　　不惑之年的东坡惑于情中未脱，哪怕“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这是东坡在娓娓细语，是在向亡妻倾诉自己十年的艰辛，这时，我们谁能感觉到东坡的爱妻已经辞世十年？
　　如梦如幻、似真非真之际，我们触摸到了东坡用文字铸就的深情，我们曾欣赏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其实是由于我们不曾留意东坡已经告诉了我们情为何物，情，就是四十岁时两鬓斑白的东坡的吟唱！情，就是内心深处的歌！
　　一瞬间，我们看到了一轮冷月当空，看到了“千里孤坟”幽怨倾诉，岂止于“无处话凄凉”？这“年年肠断处”其实留下了词人的孤影、我们的魂魄！
　　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士铭》记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这时的东坡是在以心托于梦境，再一次携妻重游少年时的故乡，那里有爱，那里有梦，那里有情，那里有诗！
　　无怪东坡告诉爱妻：“夜来幽梦忽还乡”！东坡是期待爱妻能够随行，去重温那如梦如诗的情爱，去收拾那溢流在故乡的感动，去体验那魂牵梦绕的“相顾无言”，去品嘬那“唯有泪千行”涩咸的甜蜜！
　　阅读之间，黯然魂消；吟唱之时，亡灵重生；感动之中，词人活现；盈眶之际，穿越时空！
　　仿佛瞬间被词人带到了大宋！与苏子、佳人同行，啊！那种久觅的人间真诚！多少人从这里收获了多少不同的感慨？我瞬间理解了：生命其实有独特的永恒！
　　这一曲绝唱实际就开始于东坡十九岁那年，东坡用豪放吟唱了十一年幸福，这是绝唱的全部，又以词人的细腻概括出感受，里面再掺兑上十年的凄苦，最后则把思念挂在了那明月下荒岗上的短松枝头。
　　由这首词可以肯定，苏东坡的婚后生活是惬意的，不过这种惬意东坡也就只享受了两年，仁宗嘉佑元年（1056），爸爸苏洵在给次子苏辙成婚后决定，儿子们要继续老爸未竟的科考大业，别说结婚两载的苏轼，就是新婚的苏辙也要随老爸一起出发。
　　目标京师汴梁，初步任务是参加礼部的殿试选拔考试。
　　这是一条艰难的求官之路，此路的尽头挂着诱人的乌纱帽。
　　事实上就是老爸自己也没有放弃对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追求，不过，苏洵是没打算与儿子们一同步入同一考场，而是准备走捷径去摘那顶够巴了二十年的乌纱。
　　不是有句名言吗？朝里有人好做官！宋代也是如此，并且与今天不同，那时跑官是公开化，合法化，跑来的官也是官。
　　（请看下篇：五、大宋科举文官路）
　　　　五、 大宋科举文官路
　　苏门爷仨要去参加高考了，所以不得不介绍一下北宋时的高考――也就是科举制度，这是北宋国家公务员队伍组建的主要保证。
　　宋代治国方略被后世称为“文官政治”，就是因为宋代的皇帝重文轻武，大概是生怕武将权重，步了宋太祖以武力夺取后周政权的后尘，举国官僚大多文人出身，所谓文人出身就是指做官的大多是经过高考筛选合格的。
　　之所以说“大多是”，是因为大宋选取国家公务员的规定比起今天来还是宽松的，并不是你没有那张本科以上文凭就断绝了被称作干部或者公仆的希望。宋朝规定：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也就有了被任命为官员的资格，苏洵就也是具备这个资格的。
　　不过这种特奏名出身的进士也就是给你个心理安慰而已，真当官还是排不上号的，这是宋代的“专科”，与货真价实的“本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混不上“本科”毕业，钻进干部队伍几乎没有可能。
　　不要紧，为了鼓励你考到老，学到老，宋太祖就说了：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坚持到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
　　宋初高考每年一届，后来改成了两年一次，再后来固定为三年考一回，大家自己可以算这简单的帐：十五次高考还不得考得的举子们毛须纯白？
　　不过，这是在给人们希望，有利于安定团结，落榜的考生若能都当复课生，准备再次、再次……冲刺官位，自然对社会的和谐大有好处。
　　而且对高干子弟还有一条特殊待遇：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竞争高低。
　　当然，也有少数官宦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还有个别争气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参考求官。
　　不仅如此，大宋还有个特殊惯例：只要有位够分量的名人或者大官推荐，朝廷也可以破例封官。老爸苏洵这次就是要去走这条捷径，宋代文人的当官之路还真不是独木桥。
　　宋代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都必须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宋初的科举仅有这两级考试，“取解试”由各州的判官及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
　　直到开宝六年（公元937年），宋太祖在召见新科进士时无意中发现有猫腻，下令在在讲武殿由太祖亲自主持出题重考，从那干脆形成制度，这样才有了以后的殿试，省试与殿试被分为了两榜，加上各州的“取解试”一榜，到了苏东坡赶考时，也就成了必须三榜才能“及第”了。
　　省会成都的“取解试”第一关，对于小弟兄俩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不必赘述；四十七岁的苏洵的“通关”之路也挺顺利，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对苏洵十分器重，并且专门写信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请他出面向朝廷推荐老苏做官，这样父子三人都抱着吃皇粮的伟大希望奔赴向了京师，正是：
　　万里迢迢应科举，百倍信心摘乌纱！
　　剑阁秦岭崎岖路，难阻皇恩沐苏家。
　　但是，其年怀着同一希望去汴梁的考生可不止苏氏父子，仅眉州一地来京的考生便有四十五名之多，天下来京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年曾多达一、二万人，而仁宗皇帝颁令录取的名额上限为四百人，要说势在必得，谁能有这个把握？
　　至今有句俗语：真金不怕火炼！这倒不是说黄金就真的不能用火化开了，不然那些金器是怎么铸造而成的？而是指经烈火冶炼过的黄金损耗甚微，几乎令古代器衡无法觉察。后人便套用了这句俗语，形容肚里有真货的“牛人”。
　　苏氏兄弟就是胸揣真金的“牛人”！
　　礼部考试要等到第二年春天，父子三人便寄宿于僧庙备战，做最后的冲刺，老爸苏洵也正好趁空进行他的跑官工作，老爸对自己也是信心十足，苏洵怀揣着三大法宝开始了他的跑官之路。
　　三大法宝其一便是四川巡抚张方平写给欧阳修的推荐信，信中当然对三苏极为推崇。
　　其二份量也不轻：乃雅州（今四川雅安）太守雷简夫之推荐，雷太守的信中认为苏洵有“王佐之才”，并且提醒朝廷：
　　“用之可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
　　其三则是苏洵自己撰写的一部论为政之道、谈兵论战的重要著作。
　　老苏当时认为自己对兵家战事精通，文既不成，武就也可，只要能做上官，管他文官武官？凭自己书中的真知灼见，老苏兴许能先于自己的儿子成名做官！
　　苏洵跑官的路子的确跑对了庙门，只要能做通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工作，当官自然不再话下。
　　这欧阳修何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实职，文章公认冠绝天下，天子视为臂膀，天下士子欲见其一面便足可炫耀半生！而若能获得他的恩宠，那乌纱帽其实就已经攥在了手中，只需要再举手戴上脑袋便万事OK也!
　　一切顺利，以求才育才为己任的欧阳修对苏洵接待热诚，并主动把苏洵介绍给了枢密韩倚，这样，一些高官显宦也开始进入了苏洵的社交活动范围，看来拿到一纸委任状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是否三喜临门现在就看苏轼、苏辙小兄弟的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由欧阳修主持全国贡举考试，副考官有梅尧臣、韩绛、范镇等人。
　　考试日期定在二月三日至五日，苏氏兄弟寒窗十余载等的就是这个日子，那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地方啊――学士院！
　　这是成功者的殿堂，但能有幸走出殿堂的成功者是极少数，因为所谓殿试到了正规化以后是不再淘汰考生的，只不过是通过复试重新排一下名次，分出个三甲六等来，一甲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了。
　　贡院考试之所在，被称为“学士院”，又称“贡院”，其实这考试时期啥院也不是，确切地说：这最像是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甚至贡院内的小房间也被命名为“号舍”，又称“号房”、“号子”！是不是真有点监狱的味道？
　　号舍以几十间一列，形如长巷，故又称“号巷”，每巷以《千字文》中汉字编号，但圣人名讳和“荒”、“吊”等凶煞诸字是避韪不用的。
　　当年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进了“号子”里一蹲，再出来已是三天之后了，在里面能是啥滋味？号舍的标准长、宽、高分别是五尺、四尺、八尺，大概如同一个单面透光的动物园的兽笼，也算是运输中的国宝大熊猫的待遇吧。
　　不光是考生们考试不散场就得被武装关押，连监考、出题的考官们也是这“监狱”中的囚徒：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三月初放榜公布名单，所有的考官都不得再跟外界接触，吃喝拉撒睡全在学士院，这就是史书所称的“锁院”。
　　就在这兽笼般的优越环境中，苏东坡却随意地开了他仕途中的第一个玩笑，而且就在这次关键性考试的答卷中，可称旷达，可称潇洒，可称另类，正应了一句老话：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
　　（请看下篇：六、 仕途起步多跚跚）
　　　　六、 仕途起步多跚跚
　　礼部各科考题，皇帝并不参与，但五场考试之中，其中一场策论却是货真价实由皇帝亲自出题，这样一来所有考中的进士也就成了“天子门生”――宋朝的皇帝严禁考官把进士们视作自己的门生，日后要报“师恩”？那当然就只有报给皇帝这唯一“座师”了。
　　这说明了大宋皇帝对朝臣们借科举树“山头”的恐惧，也显示了仁宗对治国之才的特别重视。
　　考题拟出后连主考也蒙在鼓里，临近开考，皇帝才会派贴身近侍把题目送到考场，最后一刻改变题目也是说不定的事，这样自然避免了主副考们舞弊，造成考题泄露。
　　虽然考场舞弊古今常见，但总的趋势还是古人没有今人聪明，今天的考生们与时俱进，早就把“高科技”尖端舞弊产品带进了考场，古人没有这个条件，考官们对考生也容易防范的多。
　　考官们更被防范，朝廷为了防止考官纳贿舞弊徇私，也是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为预防改卷考官认出试卷的笔迹，考生的试卷在改卷前要由专门的“书记”重抄一遍，隐去考生的名字，再由考官们批改在重抄的试卷上，称为“糊卷”。
　　说明一点：宋代的书记比不得今天的书记，那时是真正在干书写抄录的本职工作。
　　考生参加这种高考必须半夜起身，自带饭食进入考场，没考完是别想走出考场一步的。考试过程中，那“小号”外也是有皇宫的侍卫看守，相当于今天的高考考场由中央警卫团出动监考，您想那是啥阵势？
　　考生在交卷释放后，考官们则代替考生成了这“监狱”的“囚徒”，绝对不能与外有任何接触，不到放榜日，“刑期”决不会满。
　　这届考试的策论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也就是考生被要求做一篇论述刑罚奖赏政策的政论文，这不是东坡的强项，但东坡恰在这策论上出了大彩。
　　苏东坡的高考答卷大约六百多字，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形也。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 “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 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 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 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故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请留意中间的这段：“……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尧帝时有人犯了法，主掌刑法的皋陶列出了三条理由要杀他，而尧帝却列出了三条赦免的理由，这个人的脑袋才得以保住。皋陶严于执法，尧帝宽以待人，宽严相济天下才得太平。
　　问题是这句“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却是苏东坡给考官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
　　这个典故是东坡杜撰的。这在讲究出典有据的宋代可是了不得的事，一经被考官看出，那就算“烤糊”了，被立马淘汰出局的可能性都有，苏东坡这次的玩笑开大了！
　　芝麻有时就是能掉进针鼻里！
　　改卷考官梅尧臣实在想不出这个典故出自何处，看来还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但作为前辈宿儒，对考生出典的古籍未曾读过？却是难于承认，事实上就算梅尧臣欲不耻下问也不可能，抄卷上不会有考生的名字，总不能召集大家开咨询会吧？
　　梅尧臣干脆把这篇看来学问高于自己的考生卷子推荐给了主考欧阳修，欧阳修见此“生僻古典”也有些发蒙了，但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实在欣赏，竟私下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考卷。
　　作为当届主考，一旦自己的弟子中了头名状元，就难免遭人诽议，避点嫌疑吧！他把本来已经列为榜首的这篇文章，改列为次榜，这下苏东坡没继续走运，头名状元本来是只嘴边煮熟的鸭子，一眨眼振翅飞走了，结果苏东坡名列第二。
　　这事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写出了一篇状元文章，所以得了个榜眼，而欧阳修看好的弟子曾巩实际上连探花郎也没能当上。
　　不过，放榜前几位主副考都没有穷追东坡胡编的典故，这却又是苏东坡极为幸运之处，否则名次就不好说了。
　　总归还是东坡的实力使然，这事实上的“状元卷”后来被欧阳修传给同辈激赏数日，众人无不交口称赞，也没见有谁指出那考卷中的杜撰之处。估计“皇帝的新衣”那则寓言故事揭示的道理在起作用，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学问不如学子。
　　揭榜之后，这文章出自谁手终于大白天下，东坡名声大噪！京师文人官宦无不叹服，苏门一榜两进士佳话远播，尤其是苏轼，顿时成为当时“超男”！朝野“粉丝”队伍中竟然囊括了几位主副考。
　　主改东坡答卷的梅圣俞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疑惑了，熟悉之后，就是承认自己的少见也不会令学生多怪，直接询问东坡：
　　“尧和皋陶这典故见于何书？老夫实在未曾读过。”
　　东坡回答得甚是随意：“典故？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顿时傻眼：“杜撰？”
　　东坡回答一本正经：“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不过梅圣俞毕竟不愧鸿儒高人，不仅未曾责怪，反而大为赞叹苏轼这年轻后辈，活用学问，正是真才！
　　欧阳修得知苏东坡此事，态度与梅圣俞无二，东坡高中后曾书谢欧阳修，欧阳修读后惊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据传欧阳修曾告诉子侄们说：三十年后，人们当只知诵读东坡文章，没有人再关注欧阳修了！
　　得到文冠当时的欧阳修如此评价，真真非同小可！林语堂先生曾转述一个作家的话：“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
　　苏东坡看来前程一片光明，仕途开门红也！
　　这年来到京师参加八月礼部初试的考生4700余名，只录取了388名参加下一轮的礼部复试，东坡兄弟都在榜内，二人均轻松过关。儿子们出手便超越了老子，须知，仅这一关老爸苏洵便忙了足足二十年，却还未能在榜上找到过自己的名字。
　　实际结果比老爸盼望的还要好，苏东坡这个第二名仅在几天后便荣登榜首：在被称呼为“殿试”的礼部复试中，苏东坡的答卷文章“春秋对义”被取为第一名，事实上夺得状元郎。
　　却不知中国历来有人算不如天算之说，高考得意并不等于仕途得意，苏门兄弟进士及第，论说按宋代规矩，理应双双被立即委任官职，就在一家兴奋之刻，从老家眉山传来噩耗：苏氏兄弟的母亲程氏病逝！
　　命运的大喜大悲，霎时让父子三人目瞪口呆、泪洒京师！
　　因为宋代的规定：父母过世，朝廷官员即便是贵为宰相，也应立即开缺回籍守孝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丁忧期间停薪停职，苏东坡兄弟的仕途还没有迈开第一步，便被命运狠狠地摔了一跤！还没上岗先举家下岗待业了。
　　是否是冥冥之中老天在给东坡示警：这做官之路对于苏东坡始终都是坎坷崎岖……
　　（请看下篇：七、孤帆影摇恋故土）
　　　　七、 孤帆影摇恋故土
　　满怀期待与信心而来汴梁的苏家父子痛彻心扉地赶回了家乡眉
　　山，往返之间，翻山逾岭，徒川涉河，万里之遥，正是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只不过父子来回路上的心情却成了天渊之别，喜悲两重天！
　　自家中的男人们远赴京城科考求官之后，眉山的苏家其实仅剩下了一个婆婆领着两房儿媳过日子，婆婆程氏于丈夫、儿子们出门之后，身体急转直下，直至重病不治中年殒命。
　　最值得遗憾的莫过于程氏直到咽气也没等到儿子们双双高中的喜讯，程氏含辛茹苦服侍丈夫，教育儿子，却没能等到告慰的一天，世间所哀，莫过于此！
　　程氏的早逝与丈夫携子离家却是有点干系，尤其是丈夫苏洵离家前的一次“苏氏族谱亭”落成活动，给程氏在心情上的打击相当残酷！
　　事情起源于苏东坡的姐姐八娘早夭。
　　古时兄弟姊妹排行一般是扩大到族内本家三服，苏家长女因为在堂姐妹中排行居八，所以被称为八娘。八娘嫁给了母舅家的表兄程之才，在苏东坡18岁那年即抑郁而死。
　　关于八娘到底是怎么死的，生活得是否幸福，史书未载，也许是在程家受了委屈，也许是她自己有点儿忧郁症倾向，反正她在程家生活得不快乐。其实仔细想来也难怪：丈夫一直在外做官，留下刚通晓夫妻人事的妻子守活寡，心里委屈无处诉说排解，忧郁成疾是极为自然的事，八娘出嫁不到两年就病死了。
　　这下程家算是把性情孤傲偏激的苏洵给惹着了，苏洵断定女儿是被岳丈程家虐待死的，这位日后连宰相之才王安石都敢血口痛骂的不遇才子哪里能受得了这个？　　
　　苏洵做事向来嘴上说绝！他公开宣布与女婿家也可以说是岳丈家断绝一切来往，并且写诗责骂殂咒程家，但这样还没能使苏洵解恨，于是便借“苏氏族谱亭”落成刻石立碑之际大大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愤怒。
　　苏洵近乎指名道姓痛骂程家：
　　“……乡中“某人”——也就是他的大舅哥――恶行贯豪门，道德尽沦丧；逐幼侄独霸家产，宠侍妾欺压正妻。父子同饮纵情淫乐，家中女子丑名远播；全家势力小人欺下媚上，本人嫌贫爱富使人侧目；以金钱勾官府欺压良善；“是三十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
　　苏洵泄愤辱骂程家，自己虽然痛快了，却没有顾忌自己的妻子，也是“丑名远播”的程家的女子呀，夹在中间的程氏夫人既悲哀女儿的早逝，又痛心两家成仇，以至不久病重去世，只可怜闭眼之刻丈夫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怎能安然瞑目？
　　估计程家挨骂有点冤枉，要不然日后苏家兄弟和程家的表兄弟们也不会言归于好。
　　苏家父子三人赶回家中之后，只见失去了程氏的家中已经“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林语堂语）
　　古时儿子在给父母守孝期间，各种礼法规矩繁多，不光所有工作不能干，婚嫁更不允许，就连夫妻同房睡觉也是不孝行为。所以林语堂先生描述：“……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看来此语略有不妥，为母守孝，破家恢复之时，哪来得快乐的心情？
　　 苏洵的心情也是悲哀见于言表，他在祭妻文中说：
　　 “……有错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混，不日来归。”
　　程氏被安葬在一个名“老翁泉”的地方，苏洵其后即字号为“老泉”。再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像世界上许多名胜之地一样，这地方因收容埋葬了名人而得以列为名地。
　　儿子们需要为母亲守礼丁忧，这与当老爸的苏洵关系并不大，丈夫不需要为过世的妻子守什么礼节，若有官当，也是能照当不误的，所以这时的苏洵就巴望着一件事了：朝廷的一纸任命书。
　　京师的欧阳修等巨官显宦显然已经答应了苏洵的当官申请，这使做官心切的苏洵望眼欲穿的等待京城的信息，巴望一年余，望断南归雁！　　　
　　圣旨终于盼到了：来京师吧，再参加一种特殊考试！盼任命书竟然盼来了苏老泉最怯阵的参考通知书？
　　真是怕啥来啥，老苏的愿望是做官，可不是那再挤进那征战了二十年的常败考场！怎么办？若违皇命，唯有装病！
　　老泉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应考，年老多病么，不过能直接当官是没问题的。
　　这种怕考的心理，苏洵在给梅圣俞等的信中坦然承认：“……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但辞考不等于辞官，老泉向朋友抱怨：咱不是那积极要求做官的人，更不是求个职位不佳的官位就知足满意之辈，咱的策论连欧阳修都赞赏，政府决策人能听信欧阳的就干脆用咱，还费事考试干吗？
　　苦苦又等了一年，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六月，朝廷的圣旨又到了，可惜朝廷还是坚持老泉非参加考试不可，老泉愤怒了：宁不当官，决不参考！
　　苏洵干脆上奏：读书人谁愿意贫困终生？但若这样入仕，有损隐逸贤达之清誉也。年近五十，怎再报国？不过下月儿子们守孝期满，将随子入京，到时再说吧。
　　辞考决然，辞官口气疲软，并没有堵死门，否则中年发愤，壮年苦读，所为何来？
　　守孝期间东坡也常到青神的岳丈家去，岳父王杰加上其两个叔叔，全家计三十余口，这里面有一位姑娘，名叫“二十七娘”，便是日后成为了东坡第二任妻子的王闰之，但此时的王闰之尚初幼年，是不会想到，自己命里注定与这位姐夫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洵不是陶渊明，不会甘居林下归隐眉山的，相反，妻子已死的苏洵已准备从此离乡而不复返，大丈夫要四海为家了。
　　此时的希望还是在京师，两个儿子已中进士，朝廷肯定会给安排工作，自己吃皇粮的愿望能不经考试实现否？
　　在居丧满期之后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了，这一次是连同两个儿媳举家迁往了京师，苏门全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之古风！
　　临行之前，苏询向妻子亡灵告别，祭文告诉妻子：我老苏从此不再回来了，老婆你愿意去哪就自便吧！原文：“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老苏决然抛弃了故土，儿子们也只好随老爸携妻去拼搏仕途，人都说故土难舍，也有说叶落归根，但苏东坡却身如浮萍，从此飘零他乡，重回眉山之时，竟是扶父亲棺木归葬眉山！再后来只能是“夜来幽梦忽还乡”时分了！
　　此次苏门全家出川，没有再从剑阁翻越秦岭东下，而是经嘉州、顺长江、出三峡、达江陵，然后北上汴京（今开封），千里水路凶险也许能减少东坡一行人对故乡的依恋，沿途的山光水色无疑将缓解东坡对亡母的无限思念。
　　激流中的舟船内，东坡提笔挥毫留句：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荣迂收浩渺，座缩作涧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堕崖鸣卒卒，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请看下篇：八、再抒宏论夺魁元）
　　　　八、 再抒宏论夺魁元
　　这年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苏家父子重返京师，由于两年前苏门兄弟同榜中举的佳话，尤其苏东坡那才华横溢的高考答卷，苏家虽久别京师两载有余，名气不但未被人们遗忘，相反经过二年多的口笔相传，名声日隆，逐渐远播。
　　苏洵领着东坡兄弟两对夫妇在京城安家落户了，从所购置的房产来看，苏家虽然还未领过国家的一文薪俸，应该也是小康偏上的水平：一座附带着近三百平方花园的优雅住宅。
　　如果在今天，那价值绝对超过一个相声演员的私家别墅，在宋代，价值几何不好说，反正决不会是普通城市贫民所能买得起的。
　　父子三人现在的任务都是一样的：等待朝廷的委任。不过老爸要比儿子们心情急迫得多，儿子们是科举高中，做官属水到渠成；老爸是自荐跑官，用不用你取决于掌权人的心情如何，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等官的日子苏东坡兄弟俩不会像老爸那样心中忐忑，生活过得适意安然，尤其东坡的妻子王弗之前还顺产一个大胖小子，起名苏迈，更增喜气。
　　不过按宋代礼法，守孝期间怀孕生子总有些说不过去，看来东坡也没拿这些儒家古礼当多大真事。
　　果然，苏家兄弟很快接到任命：苏东坡被派为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苏辙是渑池县主薄，刚参加革命工作，九品芝麻官是谁也免不掉的历练。
　　所谓“主簿”，也就是一个七品知县的文书，属于秘书没挂长这样的级别。苏东坡兄弟大概觉得实在太委屈了，坚持没有赴任，不过大宋朝的人事部门安置政策倒是宽松的很：不愿干也没关系，以后有了闲缺还可以再安排的。
　　这次的嫌官小不做却是做对了，新的工作岗位虽没等来，倒是等来了一个再次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这年八月，仁宗皇帝准备搞一次制科策试。
　　“制科”与正常科举不同，“天子之命为制”，考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的一种非常规考试。
　　制科策试，举无常科，时间不定，录取极难，能参加考试也是不易。不过一旦录取入等，却是仕途从此光明，而且待遇从优，日后升迁极快，要远远超过如今“博士后”的风光吧。
　　光彩历来伴随着难度，两宋310年间，得以名列进士的有四万多人，但制科开了22次，入等者只有41人，平均每科入等不到两人。
　　虽然从条文上讲：“太祖设三科，布衣可自荐”，但实际到了宋仁宗时已经废除了自荐应试，并规定参加策试的必须有朝中大臣推荐，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往届不过数人而已。
　　但这届参加制考的却有二十多人，苏东坡的推荐人是欧阳修，苏辙的推荐人是龙图阁直学士杨畋。这些考生的推荐人也是要担着风险，一旦看走了眼，举荐人也是要受到“举人不当”处分的。欧阳修就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说道：
　　“……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欲望圣慈诏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谬举，臣甘伏朝典。”
　　这届制考，仁宗皇帝出了道怪题：让考生挑自己与政府的毛病！简直等于请人来骂政府，这难题就难在你怎么把握分寸：挑不出毛病来就是考生无能无知，扯闲篇就是跑题，真指责朝廷不当又有对现实不满之嫌，谁敢说将来不会给你扣上个“右派”帽子？一旦是皇帝“引蛇出洞”呢？　　
　　苏东坡这次多了个心眼，开篇先给仁宗皇帝戴了顶高帽！原文摘要：“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风向，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故未足以忧陛下也……”
　　夸了一阵天子圣明，苏东坡笔锋一转，开始了考题要求的指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最后干脆点名是皇帝不懂御臣之术，尽忧那些本该由大臣们该忧的事情。
　　这篇要求皇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洋洋五千言，内容涉及边防战事、皇帝宫闱、政府政策、朝臣昏庸，直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朝野’万户侯”的味道与风采！
　　但东坡毕竟还是先夸了皇帝，反而是性格内向沉稳的兄弟苏辙胆子更大，矛头直接按题目要求对准了皇帝本人，并且没给皇帝留一点脸面，答卷摘要大意：
　　“……古代圣人无事则深忧远虑，临事则不惊不惧，陛下却行事相反：天下无事则不忧不虑，吃喝玩乐，一旦有事则既惊且惧，这是圣的哪门子人？
　　尤其近岁，宫中妃嫔千计，华歌艳舞，您老人家酒色无度，疏理政事，既少听大臣忠谏，又不问朝野民情，如此日久，臣下必怠，百姓日苦，国将何存？”
　　这些堪称“反革命”的言论要是发表在了近代某时期，那苏辙这条命就算交代了，但仁宗皇帝却度量非凡，发话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最终录取入等四人，苏东坡反而以“文义灿然”被选入了制科考试的三等，连大逆不道的苏辙也入选了第四次等。
　　宋代制科选士分五等，一二等实际上跟今天的有奖购物能得百万大奖相似，也就是忽悠着傻冒的顾客玩玩，从来都是空缺，以下三等又分为：三等、三次等、四等、四次等、以及等于没及格的第五等。所以东坡的第三等其实就是第一等。
　　宋朝开国以来入第三等的，也仅有过叫吴育的一人，而且吴育入的还是第三次等，而苏东坡是第三等，比他高了半格，所以，这次苏东坡得到的，是大宋朝开国以来百年余唯一的实实在在状元郎！
　　不但如此，兄弟俩通过这次制考终于被皇帝见识到了他们的才华横溢，发榜后仁宗皇帝曾兴奋的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
　　将来的两个宰相啊！不是有皇帝张嘴金口玉言之说吗？苏门看来要一门出双相了！
　　其实这次苏门兄弟再次高中是朝野高人们意料中事，这次考试前苏辙突病，宰相韩琦为此专门奏明宋仁宗说：“今岁应召制科之士，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染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
　　为了让苏辙能参加考试，韩琦请求皇上将考期推后，仁宗皇帝还竟然真的同意了，将考期后推到了九月！苏门名气可见一斑。
　　尤其据李方叔的《师友谈记》记载：考前，宰相韩琦曾对下人感慨：“我就纳了闷了，二苏在此，竟还有这么多人敢来和他们较量，看来缺少自知之明的人还真不少啊！怪哉！”
　　宰相此言传出，原打算请人推荐报考的人竟然弃考了十之八九，看来苏家之才名从朝堂已经扬遍天下！
　　苏氏兄弟――尤其是苏轼这下做官的资本更足了，东坡仕途眼看又是一片灿烂如锦！历来好事多磨，现在时光已经磨去了五个年头，官运也该到苏家了吧！
　　实际上苏家官运已经提前到来了一年，早在去年苏氏兄弟等待制考之时，老爸苏洵的跑官就终见成果，未经考试被封校书郎，其后又被命修礼书，也就是专职为皇家作传，这正是苏洵的特长，老苏家的运气来了！
　　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兴奋的莫过即将结束近期半年的苦捱了。
　　之前的半年，自嘉祐六年的正月，东坡和苏辙为了集中精力复习备考，便从家中搬到了清静的怀远驿，在这儿闭门读书，这半年多俩兄弟看来从老爸手里要钱不易，连最爱吃猪肉的苏东坡都吃了半年斋。
　　（请看下篇：九、一皛三白待业饭）
　　　　九、 一皛三白待业饭
　　苏家小康可不等于东坡手里有钱，这时期苏家的财权肯定控制在老爸苏洵手里。
　　据传东坡此期间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多年后苏东坡与好友刘贡父扯起了这时的饭食，得意的调侃：“那时我兄弟俩每天进餐都以“三白饭”为主食，味道鲜美，赛过人间八珍，至今难忘啊。”
　　刘贡父也是位馋猫，闻听“三白饭”美味？当下不禁口内生津，连忙追问东坡是何名家菜肴？　　
　　苏东坡一本正经：“一碟白萝卜、一小撮白盐、一碗白米饭，三白也。”
　　哦，生萝卜蘸盐巴下白饭呀，刘贡父大笑之余决定让东坡再次领略三白饭妙味，这是个比苏东坡还喜欢开玩笑的家伙，不几日便发专柬请东坡到府品尝美味“皛饭”。
　　东坡早就忘了自己吹嘘过的“三白饭”，又天生喜好新鲜美味，当然兴冲冲的去赴宴了。刘贡父热情非凡，领苏东坡上了餐桌，饭菜早就摆好了：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
　　刘贡父笑咪咪的解释：“知道你喜欢吃“三白饭”，今天特地请你解馋，这不就是你说的“三白饭”吗？在我这里把三个白字摞到了一块，雅号：“皛饭”！”
　　苏东坡心里明白，被哥们儿给涮了，却不动声色，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口中直夸：皛饭，好吃！
　　辞行时邀请刘贡父：“兄弟明天答谢哥哥一餐“毳饭”，务必赏光啊。”
　　刘贡父知道东坡饶不了自己，但心中却难以忍耐对“毳饭”的好奇，三种长毛的东西总得是个荤菜吧？第二天便兴匆匆地到了苏府。
　　苏东坡也是热情招待，沏上清茶，一通胡侃，时已过午，腹内如鼓，却不见饭菜上桌，苏东坡却是聊兴不减。
　　刘贡父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只得提醒老苏：该开饭了呀，吃完“毳饭”咱再聊？
　　苏东坡像是刚被提醒，连忙抱歉慢待，领客人到了餐厅，刘贡父一看桌子空空，东坡却举筷热情相让，赶快品尝啊！
　　啥也没有，莫非来啃桌边？那“毳饭”呢？东坡也是笑眯眯的解释：“饭也毛（冇），萝卜也毛（冇），盐也毛（冇），三样都毛（冇），这不是‘毳饭’是什么？”
　　“冇”乃南方的方言，意思是没有，读音为“毛”，苏东坡用谐音回敬了一桌“毳饭”给刘贡父。刘贡父捧腹大笑：“早知道你会报复我的皛饭，没想到是这种“毳饭”，老兄可谓一毛不拔！”
　　两人玩笑开过，这才叫仆人端出酒菜来，开怀畅饮，尽欢而散，不过东坡却算扳回了一局。
　　这种非载于正史的故事无法追究它的真实与否，但是却极附和东坡幽默豁达的性格，尤其能侧面告诉我们：苏东坡对于贫富并不大在意，就算影响了自己的口福也能苦中求乐，坦然面对。
　　等官的日子终于到头了！皇帝都说话了，苏东坡是否能从此一步登天？
　　不容易！宋代皇帝的金口并不是像今天戏台上表现的那么有效，别说是后宫的一句聊天闲话，就是明令颁旨也未必能使权重朝臣百依百从，莫非宋朝的法规对皇帝的权力有什么法律上的制约之处？
　　首先是宰相这一关，官吏的提拔任用推荐权归宰相，而宋朝对宰相的职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谓“宰相”的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一般还设有两位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 下面的户部（财政部）完全独立，御史台独立，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独立，这些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它各机构，一般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
　　宰相通过“知院”来领导全国的行政部门，“知院”由三省侍郎、枢密院太尉组成，通常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由宰相兼职。与其说“知院”是政府内阁还不如说更像个小型“国会”，所有的内阁成员“知政”们都有权提各种“议案”，在这里，包括宰相在内的大家身份是平等的，意见的重要性同样分量，决议做出，最后决定权仍然在皇帝手中。
　　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当宰相的能力大于皇帝太多时，情形就会变化，尤其是宰相能在思想上左右皇帝时，真正的决定权就成为宰相了。
　　这时的宰相权力就大极了，皇帝的所有政令不经宰相同意是不好意思颁布的，看来古时的宰相不大像“我大清朝”时，动不动对皇帝自称奴才，朝堂上由于君臣政见不合当场吵嘴是常见现象。
　　别说宰相，就是负责起草诏令的知制诰，如果对皇帝的某项任命有意见，也可以拒绝撰文，根据规定，就算是皇帝也不能强行命令。　
　　可见中国古时候的皇权在大多时候也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当然，也有强势的皇帝不理睬这一套，这也不稀奇，中国没有了皇帝之后，不也是出了几个比皇帝还皇帝的横人吗？
　　苏东坡开始也认为自己终于能开始一个辉煌的前程了，语言非常自信：“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论说苏家兄弟参加制科策试，苏轼还入了第三等，应是翰林院的当然人选，可是等到任命书颁下，他被授的第一个官却是“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大理寺评事为正八品衔，而且只是个虚职，苏东坡具体的实职工作是“凤翔府判官”，是凤翔府的二把手。
　　苏辙的职务还不如哥哥，仅被委了个商州推官的头衔，这与负责起草诏令的“知制诰”王安石有点关系，他觉得苏辙在制科策试时“专攻人主”，锋芒过于外露，应该压段时间再委以职务。
　　后来苏辙因为父亲年老，觉得不能留一个老头独处京城，就干脆辞不赴任，留在了父亲身边，一边尽孝一边等待时机吧。　　　　
　　“知制诰”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评价还算可以：“尔年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不过评价归评价，具体到安排工作还是必须从基层做起，那年代还没发明出“直升飞机”突击提干法，当官还是要由小到大慢慢的升。
　　宋代官员外放任期通常为三年，也就是说，东坡在此后的三年中将久别父兄，父亲、兄弟血肉手足之情只能深埋在心底，苏东坡携妻带子奔赴凤翔府任上，开始了仕途的第一步。
　　苏家兄弟情感非同一般，两人自小朝夕相伴，同窗共读十数载，现在身入官场如人在江湖，一切都身不由己，可谓“相见时难别亦难”！
　　苏辙送兄嫂赴任直送出京师四十里，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还是要经受平生第一次分手的悲痛。东坡望着弟弟逐渐模糊的背影，犹如心裂，不由句从口出：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扰自念庭怖，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后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侧，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多雨何时听萧瑟，
　　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请看下篇：十、凤翔通判家妻贤）
　　　　十、 凤翔通判家妻贤
　　古今官场上的职务，二把手是个相当微妙的角色，一般人都有个一般概念：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也就是说：要做就做老大，“老二”这个称呼太有点……那个――有些挨骂的味道。
　　例如当年的林彪元帅，从见习排长干起，一路拼杀上来，就从来没有任过副职，晚年终于就任了一生唯一的一回副统帅，结果一下从天上被摔倒了地上，看来老二这个角色确实不易干。
　　初涉官场的苏东坡现在所干的就是凤翔府二把手的角色，毫无工作经验的东坡能适应这个职务吗？
　　其实老二不好当还有一说：只要你别显得本事高老大一头，保持谦虚谨慎的良好工作态度，勤快别争功，这二把手的座位还是比较舒服的。
　　当然，要是你若眼里一直盯着老大那把交椅，内心深处权欲无止境，那就不好说了，所以归根结底，舒不舒服在于坐在这第二把交椅上之人的心态。
　　苏东坡初任的这个判官职务是个凤翔府的副职不假。但宋时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与其它朝代略有不同，各省、府的判官也是有相当权力的。
　　大宋王朝接受了唐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对各省长官考核节制甚为严格，其任期通常为三年便轮调它处，而且副职判官直接由中央任命，称为“通判”，通判负有监察本州官员的责任，所有公文、奏议也需有判官连署。
　　至于有些专家在电视里说通判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角色，大概是在臆断或想当然，北宋通判之职是有相当实权的一州副职，并且有着监察上级主官的重任。宋朝老赵皇家武功不怎么样，文治偏才还是有一套的。
　　东坡就职的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由于紧挨强邻西夏，陕西省其实担当着卫戍边境的重任，举省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治下人民生活也甚为困苦。
　　但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便建了一栋前有水池，后有亭子的庭园，作为自己的官舍，另有一处上好花园，园内养花三十余种。
　　由此可见：苏门积蓄甚富，决无家境清贫一说；还有就是，初涉国家公务的苏东坡此时并没有像有些传记中所赞：一心扑在工作上，忧百姓之所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倒是有，不过那是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不是苏东坡。
　　这是苏东坡的天性使然，吃了皇粮也不忘寄情山水，工作繁忙也善于忙里偷闲，不然，日后遭贬被难的东坡怎会照样苦中求乐？
　　尤其是，东坡乃性情中人，远离老父、胞弟的亲情寂寞，更使他需要自我排解，这从他自来凤翔任职后，几乎每月一封书信来往中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就在这些往返需要近月的书信中，东坡兄弟用诗词唱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忘的佳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
　　这首寄给弟弟苏辙的佳作便是一例：诗中前四句，东坡形象地表白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应对“雪泥”般的尘世，理应“飞鸿”般潇洒，那雪泥上偶然所留的趾爪印记，有必要那么执着地挂在心头么？人生应如志在九天的飞鸿，不去“复计”这些地上的“东西”，未来就在高处、远处！
　　年方二十四岁的苏东坡，这时的兴趣不会专注在一个好官常爱表演的那些程序――出镜访贫问苦的具体行动上，翻越游览太白山和黑水谷的乐趣肯定大于翻阅山积的案卷；有时他甚至远赴西安附近的终南山，去看一个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
　　难以想象，东坡会像那个在荧屏上火爆的“我大清皇上”，被经常吹嘘到老农的稻田泥里，去检查颗粒是否饱满？百姓是否小康？
　　当然，在基层历练的苏东坡也决不会做了和尚不撞钟，判官的本职工作还是不能让上司挑出毛病的，所幸判官之职也没什么繁重公务，到南部东部山中旅游数日，对于一个地方上的二把手来说，不会是什么“难得浮生半日闲”的奢望。
　　这是东坡生平第一次独立生活，虽然能相伴娇妻稚子，但已尝到的做官味道，却并不是如他梦想的那般美妙。不甘寂寞的苏东坡并不讨厌京师的骚扰杂乱，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等公务，使东坡感到索然无味。
　　这时期的苏东坡心情矛盾多变，有时难免感觉寂寞，只得举杯在手面对月影婆娑；但有时又极为关注京城的政治风云变幻，苏东坡是个诗人，他以诗人的独特目光遥望着动荡多变的朝局。
　　诗人们涉及政治通常都是件可悲的事情，这时的苏东坡还没有成熟老练的居官技巧，他需要忠言箴劝，需要有人能不时的能将他从浪漫的天空呼唤回扎实的大地。
　　妻子王弗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当然对丈夫是钦佩的，但她更知道东坡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而诗人在处理人情世事方面却往往是愚人。
　　林语堂先生在评论东坡夫妇时这样说：“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这话对极！伟大的诗人在政治上通常难有伟大的业绩，在理财上一般更是表现的一塌糊涂！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尤其是那个诗人兼备了疯子的性格时，更可怕的是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时！这时恐怕只能会出现两个结局：其一：国破家亡人离索，只留佳句醒后人！如：南唐李煜、当代的徽宗；其二：国穷民贫天下乱，五湖四海全神经！例如……多了去了。
　　说明一下：两种结局一种现象，都是老百姓倒霉。
　　还有一种惯例：诗人们在家庭婚姻上少有幸福结局的。这倒容易理解，诗人只能与爱情结缘，而现实的婚姻却多是爱情的坟墓，诗人进了绝不需要浪漫的家庭，也就基本如同进了坟墓――不过这倒不一定是悲剧，因为诗人首先是人，然后才能谈诗。
　　也有一些幸运的例外，但这时的诗味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由共同参加的夫妻双方表演出来的，那些金婚喜宴上的一对白头，就是这种立体的无言诗歌！
　　再一种例外，就是遇到了王弗这样的妻子，诗人也能获得长期的幸福，只要她活着――离去又是一首诗！
　　有了王弗，苏东坡得到了男女相辅相成的幸运。王弗了解东坡那坦白直爽、浪漫有余、而又沉稳不足的性格，她用一个妻子的明智与贤惠来中和丈夫的过激之处。
　　妻子经常提醒丈夫，现在是自己独自生活，在外没有父亲照料提醒，出门靠朋友的前提就是必须能识别真正的朋友！苏东坡有次与来访的朋友谈话被王弗听到，客人走后她告诉丈夫：“你竟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可是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尽说好话迎合你的意思啊。”――王弗在知人之明方面胜于丈夫。
　　苏东坡不大善于发现别人的短处，这其实说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但能有位贤内助时常提醒却是件绝对的幸事。
　　枕头风有时也不一定刮的全是歪风，可以肯定，现实中所有一清到底的官员，枕边都有一位王弗那样的好妻子，只可惜小报记者不关注这个，致使现代王弗凤毛麟角！
　　不过，王弗始终遵守妻不干政的格言，对于东坡处理政务从不干涉，而这时期的苏东坡却不免干些自以为是的荒唐公事，有些竟然还错打错着，被百姓们视为功德无量，被朝廷当作了看得见的政绩。
　　（请看下篇：十一、 行文辩理龙王庙）
　　　　十一、 行文辩理龙王庙
　　中国古时候没有设置气象局这类的管理机构，当然也不会有气象站这种业务部门，这种高科技业务通常是由政府或军事主要官员兼职代劳的。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小说中就大大渲染的诸葛先生的业务精通程度――能道装登坛借来三天的东南大风！
　　其实这活路是周瑜干的，只不过不是借，而是参考了现代气象站的技术，或是求访了当地的老农、渔民什么人，不然也不会把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计划制定在一个说不准的撞大运上。
　　宋代的官员也要兼职气象预报的活路，尤其是遭遇大旱时，无知的老百姓只能坐等苍天慈悲，地方官员有一方守土安民之责，当然不能视人民于涂炭而不顾，怎么办？求雨呀，老天或者是龙王爷或许是卖给当官的面子的，这时候地方主官就要以身作则做榜样了。
　　这时候当官的就体会到气象预报工作的重要性了，那何时投身参与祈雨就是一门大学问！
　　你要是公开带头行动了，但龙王――不一定，有时要看各地的风俗而定，像凤翔有些地方就是把这布云行雨的工作安排了给山神，这些神灵们一旦偷懒怠工怎么办？做戏做了大半天，头也磕了，香也敬了，老百姓捐献的猪头三牲等供品，官员们也与龙王什么的一块分享了，那雨却不见下到地上来，这怎么向上头及面子交代？
　　这时候就是朝廷也会把不落雨的责任栽到官员们头上，肯定是你这个地方主官不那么勤政爱民，惹怒了值班下雨的什么神灵！没说得，下岗吧，先给神仙、百姓们出口恶气再说！
　　你还别不信，据史书记载就是皇帝也免不了受这冤枉官司，历史中就有不少皇帝因为亲自求雨未果而下过罪己诏，看见了吗？连皇帝都动真格的，何况你一个低级小官？
　　你要是精通了气象预报这门业务，那就当然潇洒的避免了这个风险，明天有中到大雨？得！出马吧。第二天雨点子一落，大功告成！太守功高！
　　这活路东坡哥们儿就爱干，小时就拜过道士当过老师，那时练的还绝对属童子功，求雨是道士们混饭吃的重要业务，东坡应该不会忘光打小的功夫。
　　再就是东坡与干凤翔府一把手的宋太守关系不错，属通家世交，这种脑力兼体力的工作也理应替太守分担，所以一般有了这显摆机会，都免不了东坡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年陕西大旱，好久不雨，庄稼人忧心如焚。除了去向神灵求雨，还能有什么妙招？带头求雨当然是父母官的神圣职责。
　　东坡意识到自己出手的时机到了，心里也在纳闷：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哪路神灵呢？不然神怎么会发怒不下雨？百姓有难，理当出头，不能让黎民百姓身受其害。
　　苏东坡这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采，决心以他那雄辩滔滔之奇才，为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具体措施如下：写一份状子呈递给神仙，与主管神灵辩理一番。
　　太白山上有一个道观，据说司雨龙王就住在观前的一个小池塘里，东坡看准了一个该出手的日子来到了池塘前，开始说服龙王工作了，当然，祈雨文中是免不了几句奉承话的，爱戴高帽，人神一理，不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不下雨是害人害己的蠢事。
　　祈雨文条理分明：“……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注意听着啊：给了你龙王一旬的宽限，再不下雨，那可就是你无理了，“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大家都忙活，这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工作，“神其局以鉴之？”――你怎么能旁观？干活吧，上别负圣明天子，下别负愚夫小民。
　　当月十一日回到城里，十六日下了点小雨，也算没过期限给了点面子，但对庄稼还是不能解渴，原因何在？有人告诉东坡这次在祈雨效力不大是山神的缘故，是山神嫌宋朝皇帝封的侯爵太小了，生气了。
　　东坡翻开唐书一查，发现果然如此：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到了宋朝竟给封为了侯爵，等于被皇帝降级了，那当然换了谁也不高兴了。
　　找到病根就好下药，苏东坡便代当地主官向皇帝草拟了一个奏本，请皇帝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又与宋太守共同斋戒沐浴，并派特使敬告太白山神，说已经上奏皇帝为山神平反昭雪，恢复山神封号。
　　这下山神应该谅解了吧？东坡亲自再赴太白山，从庙前的池塘里取“龙水”一盆，这下山神、龙王双保险，让哥们来个竞争上岗，有竞争工作才有动力。
　　十九日苏东坡上山迎“龙水”，一下吸引了百姓几千人陪同期待，也巧了――不，也怪了，“龙水”将到，阴云先来，天空昏黑了！
　　可是等了好久，雨却硬是不肯下到地上，这是还缺哪道程序？东坡又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来了个龙、神、佛三管齐下。这还不算，东坡又亲自追上地面浮漂的乌云，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
　　并且赋诗祷告乌云：“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
　　伴随着远处隆隆雷声，一盆“龙水”放在了祭台之上，东坡开始亲念祈雨妙文，这篇祈雨文至今还保存于东坡文集。
　　果然有求必应，暴雨终于落地，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庄稼终于得救了。
　　后来东坡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来纪念这次喜事，并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上。这篇文章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特征，文中一派与民同乐的精神，后世的老师们经常把它作为范文让学生阅读受益。
　　东坡对山神的承诺也果然兑现，由皇帝重封为公爵，忽悠谁也不能忽悠神仙不是？
　　这次成功祈雨活动，东坡哥们儿总结了经验，四个常见字：心诚则灵！
　　（请看下篇：十二、心诚不灵懒神仙）
　　　　十二、 心诚不灵懒神仙
　　心诚则灵！
　　这句真言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此四言真经一经祭出无不灵验！生了病去庙里虔诚的舍钱上香，一旦病体好转，看：心诚则灵么！没看好，甚至病人翘了辫子，那当然是病家心不诚所致。
　　义和团风光时，一般都要上香吞符，据大师兄们说这样能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一对阵，那洋枪照样往肉里钻，师兄们说了：看，小师弟心不诚吧；对侥幸全身而归的那部分拳民来说，那当然会被树立为心诚则灵的样板了。
　　就是到了现代，也不乏名人们倾心这一套。东邻日本国的靖国神社香火不断，一些位登首相高位的政治家前往虔诚参拜战犯恶鬼，也是相信心诚则灵，大东亚乐土会共荣如昔的。
　　你还别说，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就是能多捞不少国民的选票――小日本民心可悲！须警！
　　但啥事都有其另一面，有些事情就是越心诚越麻烦。
　　例如你上了赌桌，你要是坚持心诚则灵，不及时收手的话，你最后的一条短裤估计也不会剩下；混股市你若是对那些电视里的股评家心诚则灵，最后兴许就走上了跳楼之路。
　　去那挂着“福利”、“体育”牌子的彩票摊子前碰运气，若是坚持心诚则灵也免不了等于给玩庄家的输血，据报载：邯郸两个银行职员偷了金库五千多万全送到了彩票箱，心不可谓不诚，结果连一声响也没听到，还不如成叠的扔在黄河里呢，也能溅起个把浪花不是？
　　东坡却甚为相信对待神仙们心诚则灵，对行文祈雨这种冒身险、稳民心的伟大把戏乐此不疲，这种给神仙打嘴官司的习惯一直坚持了数任，看来他是真的相信神仙能给人消灾造福。
　　在日后的文章中，东坡解释：懂道理是人的最起码本性，神仙当然更懂道理，当然也会听劝，当然也能以理服神。
　　勤于神事的苏东坡也并没有懒于政事。
　　其实刚到任时苏东坡便做了一件令下级差役都竖大拇指的好事。
　　凤翔府兼着为朝廷运输岐山贡木的任务，办法是顺渭水扎木筏放下，押运的就是凤翔府的衙役们了，历年来因为水势湍急丧命了不少押运差役，到了苏东坡到任时，押运贡木已经成了大家畏惧如虎的凶险活路，不识水性的衙役到了木筏，几乎等于等待人亡家破的结局。
　　苏东坡了解其害后，主持重修了衙规，使衙役们可以自择有经验的水工上伐押运，仅这个措施就减少了一半事故。
　　不过后来关于自然灾祸的看法，东坡的思路有了进化，他在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都指出：朝廷如果不废暴政缓民困，向神明祷告也不会有用。――看来东坡明白了神仙只会照顾以人为本的政府，解决天灾的有效手段莫过先除人祸。
　　凤翔任上，东坡在次年七月逢旱时又曾虔诚祈雨，但这次却心诚也不见灵验了。直到最后苏东坡把那在幡溪钓鱼的姜太公的神灵都给求到了，难道宋时就有了那句老话？――姜太公到此诸神退位！
　　至于神通广大的姜太公是否令雨神降雨？史书未载，看来太公也没给面子，若是灵验了，东坡等文人焉会埋没姜太公的功绩？
　　东坡深信，自己的义正言辞能感天地、动鬼神，冥冥中的神鬼们也善恶有别，所谓妖魔鬼怪也是能被说服感化的，个别顽固不化的凶神恶煞也是惧怕正人君子的，自古有句：邪不侵正也！
　　有次正在白华山行走，所带随从中有个士兵突然精神病发作，竟然开始当众表演起来脱衣裸奔，那个年代的大家都认为：这肯定是触怒了当地山神，山神让这个家伙那中了邪。
　　苏东坡便当场行文与山神辩理：“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
　　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
　　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据说苏东坡一行刚离山神庙，山神便兴山风扑向众人，风势之大竟然飞沙走石，使人无法睁眼。
　　对待这不听劝导的恶神，苏东坡干脆声明：“神还余怒未息？我偏不怕他。”说罢继续前行，那不讲道理的山神还不更加生气？风势愈大，有人建议回庙去向山神求饶。
　　苏东坡傲然回答：“吾命由天定，山神若执意一发怒，也只好由他。且前行照走，看山神能奈我何？”
　　据说果然是邪不侵正，风势渐息，那个裸奔的哥们也清醒了过来。
　　别笑话东坡愚昧迷信，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是如此，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人们在道德的约束之外在给自己加上诸多神鬼来监视自己的行为，对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利大于弊。
　　就是今天，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诸神身上的人们，在地球上也占多数，政党与宗教，科学与迷信，双方矛盾不断，又相互妥协，有时相互借鉴，有时相互利用，一切都会以现实需要为准则。
　　说实话，至今老孙也没弄明白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何在，只知道宗教活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人们享受自由民主的象征之一；但迷信活动又是受到明文打击的。迷信，着迷相信也，但前面给戴上了“封建”的帽子，味道立即变了，立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对宗教活动和迷信活动的判断定性，决定这两类活动参与者的命运，掌握判断权的一帮人太了不起了！权威绝对大于一切神仙！
　　但身在官场的苏东坡信神却不信权，对神仙尊敬，却难得对上司尊敬，这大概是由于东坡刚入官道的原因，还不明白上级领导要比神仙厉害百倍！
　　苏东坡的运气突然被断气，他运气碰上的直接上司苏家世交宋太守被轮调出凤翔，接任的新太守陈公弼，脾气比东坡还大，名声比东坡还牛，关键是：此人是个武人出身。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说文人啥时也得瘪给武人，苏东坡这位货真文人又怎么伺候这价实的武人？尤其是这两位货真价实的牛人还脾气相抵，性情相克，东坡初入官场便遇上了克星！
　　很难判断这对初出茅庐的东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现在的苏东坡最需要的是历练，尤其是经受一些不伤筋骨的挫折，将无疑对苏东坡将来的仕途生涯有益无害。
　　问题在于苏东坡能否学会适应这位以严厉无情闻名的直接上司。
　　（请看下篇：十三、顶头上司冤家会）
　　　　十三、 顶头上司冤家会
　　新来的凤翔府太守陈希亮，字公弼，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为官以来，颇负刚正不阿之美誉。曾在长沙任上捕获一与权要交往密切的恶僧，一时令全境之人，无不惊异。
　　解释一下：太守即一郡太守，是前代郡的行政长官的称号。宋代废除郡制，有州无郡，所以并无太守这个官称，一州的长官叫知州，全名是知某州军州事。不过，北宋时州官们乐意复古官称，在同僚书信来往时大多自称“太守”，咱也就“入乡随俗”吧，以下都尊重宋人习惯，皆称“太守”。
　　陈太守公弼大概是位无神论者先驱，对于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的大师之类深痛恶绝，曾坚决捕获号称大师的男巫七十余名，这些大师们平素愚弄乡民，欺压良善，陈公将他们强行收容，遣返原籍，从不见手软。
　　身为习武出身，公弼执政治军都有一套，据说经他训练的部队堪称“铁军”！士兵们奉命站定不动之时，敌人箭矢如雨，兵卒们仍能甘当箭靶，木然屹立不动！能把人训练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遥控木偶，这政治攻心的业务可谓精通！
　　其实这陈公弼与苏东坡还是同乡，老家四川青神，与苏东坡的妻子王弗同一地方。但陈公对东坡这位暴发户后辈同乡却甚为不屑，认为他无非是一个少年得意的书生罢了，出水才看两腿泥，有本事还得看你的工作成绩，捣鼓个豪华广场、超宽公路什么的能算什么搽粉政绩？
　　巧了，苏东坡偏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主！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才名冠天下，又怎会对这位不苟言笑的直接上司俯首贴耳？要较量胸中才学你陈公弼够资格吗？
　　尤其是发觉这陈太守往往改动自己草拟的上奏文稿，东坡更加内心气愤――这东坡看来此时尚不熟悉领导们的优良习惯：不对秘书们的底稿改动上一言半语，哪怕是一两个标点符号，那还要领导作甚？
　　所以，两个都不善于妥协通融的硬汉碰在一起，出点火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向；陈太守也往往在苏东坡拜访时不予接见，或者故意使他久候，甚至后来竟发展到太守向朝廷上告苏东坡持才抗命的情形。
　　苏东坡时年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力方刚，又怎会服气这兵大爷出身陈公弼？人虽在屋檐下，却偏不低头，平常除非不得不应酬的公务，便来了个尽量不见面，惹不起还躲不起？
　　人在屋檐下，不低头必然碰头；下级想躲避上级？没那个可能。一次太守设宴，苏东坡借故不去，老陈毫不客气下了罚单：八斤铜。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罚款”，金额也不算多，不足现代官员的一场家宴酒钱，但却是记档的行政处分，尤其是这等于轻轻扇了这苏才子一个不疼却响的耳光！苏东坡恨极却无奈。
　　这倒不像大多数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主副职之间的矛盾是天生固有的，但谁不是保持表面的客气？大面子还是需要维持的，暗地相互踢几脚那是免不了的现象，世上少见像陈、苏这样坦荡作对的领导班子。
　　这阶段的苏东坡还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遇到能损几句老陈的机会决不放过，不久，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太守在公馆造了一座“凌虚台”，也许是要考察这苏状元是否才名如世之所传，便吩咐苏东坡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的竣工纪念石碑上，这活路对苏东坡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东坡却借机发扬了家传绝学：学老爸苏洵借碑文骂程家，让陈太守也领教一下老苏家传旷世骂功！
　　作文刻石留念之雅习传统悠远，目的无非是为了传之后世，行文当然必须庄重典雅，若能富有诗情画意自然更为得体。但苏东坡却不愿意做歌功颂德的工作，碑文中他与太守开起了玩笑。
　　地位所限，当然不能点名攻击上级，苏东坡在这篇叙事碑文中隐藏了对太守的巧妙嘲弄，拐弯抹角的骂人不难，难在恰如其分、把握分寸，既能出气，又不致翻脸最难，绝难之处还在于必须让挨骂者体会得到，还无话可说！
　　至于文章是否被采用？东坡压根就没想这一节，还能有人愿意将损自己的文章刻上石碑？
　　东坡的《凌虚台记》文中通篇不乏对太守的嘲讽：“……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亭台落成的喜庆之作，被苏东坡尽情描绘出了将来必然的坍塌毁坏之状，文中还含有嘲笑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的讽刺，确属罕见碑文。
　　偏陈公弼身居太守却有宰相大肚，竟毫不在意，吩咐工匠对此文一字也别更动，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
　　这就是东坡的幸运之处了，陈太守为人磊落，心地并不坏。
　　从这件事之后，东坡也体会到了这位陈领导不是个凡品，开始了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开始变为惺惺相惜，几年之后，他甚至为去世的陈太守写了一篇碑铭。
　　碑铭这种文字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悼词，人死为大，不损光夸，所以没有悼词是说真话的，你应人家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文字当然必须多说亡者好话，所以也就必然陈词滥调满篇，言不由衷。当然，谄媚死者是行文本分。
　　苏东坡本来最厌恶写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坚决不伺候。在东坡一生之中，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那是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为陈太守写的碑铭就是其中一篇。
　　二人不打不成相识，以至最后似乎成了隔世钦佩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这个仕途初步还算开头不错，这期间的苏辙却还没有在自己的为官路上迈开第一步，自东坡离京后，苏辙便一直在京偕同妻子侍奉老父苏洵。
　　而苏老泉苏洵的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宰相韩琦与富弼等人与苏洵交往一段之后，对他的看法有些变化：一个喜欢妄论朝政的书生而已，夸夸其谈，道理十足，激情有余，不顾实际――这不是活脱一个现代愤青吗？
　　这种人才历朝都不敢委以重任，也“不能”委以重任，书生误国，古来有之！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天才诗人终一生也难混成高干？就如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做了皇帝――他的国家倒霉。
　　假如让杜甫、李白这种不世天才执政宰相，对人民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欲“使天下寒士俱欢颜”？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与梦想，比廉洁奉公、杜绝贪官还难。
　　苏洵的日子过得是：
　　愁眉紧锁眼前事，苦味从来久后甜。
　　痴情报国终不悔，只把雄心寄明天。
　　苏洵曾留句为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不过苏洵还是以无比的耐心等来了出头的希望，在宰相韩琦的照顾下，苏洵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注明：前面有个“试”字――也就是说，只是试用。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字：“行”、“守”、“试”、“权”。高职兼低职称为“行”，低职任高职称为“守”，“试”则是“试用”，“权”即“代理”。老苏苦心、耐心、恒心换来了被宽大免试录用，却还是没滑掉“预备党员”的必要程序――试用。
　　“校书郎”为从八品，老苏能就此满意？犹豫几天还是推辞了，不过这次辞职的理由干脆给朝廷挑明了：官太小，工资太低，高新方能养廉么！辞职书原句：“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
　　可是官还是要做的，苏洵还是一事不烦二主，又给韩琦写信：“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
　　最后索性向宰相长叹：“……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天下这么多的好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一个适合我的官儿呢？
　　韩琦的确够意思，又帮他弄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官，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是留在京城编礼书。好歹也算是国家公务员了，老苏终于收心安分编书了，这本书就是《太常因革礼》。
　　苏洵有了稳定的工作，北宋朝局却陡然不稳，老皇帝仁宗驾崩了，新皇帝英宗上台了，儿子苏轼也到了任期，回京述职，尤其可喜：那新皇帝英宗也是东坡的“粉丝”之一！
　　苏东坡看来终于熬到了时来运转的辉煌！
　　（请看下篇：十四、天子眷顾也枉然）
　　　　十四、 天子眷顾也枉然
　　北宋的人事政策挺严格，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就要依法将他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 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
　　让官员在职掌权时对他考察？那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尤其是让下级来纪检上级？更是花活。
　　东坡任职期满当然也要回京，他的回京使弟弟苏辙获得了自由，老爸能有人照料了。苏辙不久被委任为大名府推事，当时的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一百余里。
　　苏东坡在离开凤翔府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提起一下：一件事是数月前王弗的哥哥自川中来到凤翔投奔妹夫，这与苏东坡将来的生活关系甚大。
　　第二件则是在凤翔任上所结识的两个人，其一是苏轼与之不大对眼的陈太守的儿子陈糙，此人一身好武功，张弓射得天上飞鸟；其二是邻县的太守章惇，其人富有才华，豪爽大方且胆略过人。
　　这二人都是在此时与东坡结交为朋友，我们日后将会不断的熟悉他们。
　　新皇帝英宗，是老皇帝仁宗的堂侄，只是由于仁宗无后才幸运的被收养到宫中做了太子，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是出身基层官场。
　　英宗赵曙从闲诗文章中早就对苏东坡十分倾慕，在加上太后从老皇帝那里转来的那句“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的御言闲谈，心想：新朝新气象当用新人，破格提拔这已空缺的苏轼吧，便与宰相韩倚商量，要把苏东坡委任以翰林之职，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官名就是“知制诰”，若如此，东坡便将如同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大宋中央的决策班子。
　　但是宰相韩倚却反对，老头认为让苏东坡突然居此高位，对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文才不等于老练，重用未必适用。这的确是韩倚居官多年的老道之处：一个世界冠军让你突然给提拔成了国家体委主任，其实等于毁了他。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提拔自己心仪之人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便又一次建议授苏东坡翰林修注，掌管宫中公务以及记载。
　　结果还是没能过了宰相韩倚这一关，韩倚的理由还是与前次差不多：“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这就是说，宰相也认为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应该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不过要提拔的让天下士子信服，让他坐直升飞机直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害了他。
　　修注这个工作与“知制诰”类似，还是工作在中央决策班子内，所以不能这样擅越提拔。
　　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反驳宰相：“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考试的目的是因为不知道这人的才干，像苏东坡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吗？不明白为何要考苏东坡！
　　这话够重的，等于当面斥责宰相多此一举，有指责宰相老眼不识人，甚至故意设绊妒才的味道！
　　但是没有用，新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如老宰相的话灵光，最后还是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必须依法参加上岗考试。由此看来宋代的人事任命制度几近赶上今天，今天不是都要走组织考察、民心测试那套程序吗？上级的意见只能是参考，个人跑官没用，卖官更是谣言。
　　考试结果早在预料之中。苏东坡顺利三试过关，被正式任命在国家史馆任职。
　　苏东坡乐意这个新职务吗？恰如鱼儿得水！
　　原来，在史馆工作的官员，有在宫中图书馆轮值的条件，而苏东坡正能趁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等等，这对苏东坡将来文学上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东坡文学日后得以辉煌，宰相韩倚功不可没！
　　但毕竟此时的韩倚当了东坡仕途上的绊脚石，阻人官路难说积德，要在今天，还不远大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苏东坡心里能对这讨厌的韩老头没点看法？
　　东坡何等人？岂能是我们一般凡夫俗人能预料！据宋史载，苏东坡后来听说了宰相韩倚当时的表态，慨然感叹：“公可谓爱人以德矣。”――韩公这才是真正的用德行爱护我啊
　　能得以干上恰投自己兴趣的工作，实在是人生莫大幸事，这期间苏东坡寄情诗书，专趣书画，操琴怀古，曲酒对月，生活的可谓适意。
　　东坡不仅诗词书画承古创新自成一派，对音乐琴律也是造诣颇深，一生留下数十首曲论琴铭，见解独特，新意频出，借琴吟诗抒情怀，苏子常留佳作。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时， 二十七岁的苏东坡所作《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使我们略能感觉到他早期作品不涉政坛纠纷的潇洒。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
　　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但现在朝阙就在身边，苏东坡还能自娱于琴棋书画之中吗？事实是不光“天有不测风云”的政坛风云他躲不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的厄运他也绕不过。
　　自古有“花无百日红”之句，快乐总是暂短不及流恋，命运总是在岁月的流水中打旋，苏东坡适意未久便突然遭遇了人生的绝大悲痛：自己中年丧妻，儿子幼年丧母！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东坡心爱的妻子王弗以二十七岁之芳龄因病早逝，遗下六岁的幼子王迈，苏东坡这年正是古人所称的而立之年――三十岁。
　　突然失去了人生的另一半，给苏东坡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十年后发芽的《江城子》绝世之作，便是此刻埋下的思念种子，苏东坡一时面临国事即将堪忧，家事却先苦愁！
　　就连以不近人情著称的苏洵也对儿媳早殇表达了悲哀，他对儿子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
　　将妻子尸骨送回故乡，让她安息在母亲身旁为伴，当然是东坡所愿，但他却没料到，陪伴妻子亡灵回乡的竟然还有自己的老爸！
　　朝廷没有丧妻给假的规矩，东坡送妻回乡的打算还未及付诸，父亲苏洵便于治平三年病逝于京师开封，享年五十八岁，苏氏兄弟又必须辞官丁忧了。
　　仿佛苏门家事纷扰预兆着大宋王朝的政局动荡，东坡送父亲回故乡眉山安葬的次年，三十五岁的英宗仅坐了三年皇帝御座便一命呜呼，看来命运这东西向来不照顾官职大小。
　　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了，年号也随之改为熙宁。
　　不过老孙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皇帝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没找到过有皇帝停职丁忧的记载，看来圣人的礼法还是要屈从于皇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惦念着当皇帝，官大到顶点就是好！
　　（请看下篇：十五、王朝动荡根源久）
　　　　十五、 王朝动荡根源久
　　趁苏氏兄弟送老爸灵枢回乡安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政权发生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误不了叙述东坡正文，东坡此行不比往年赶考被时间催促，需要日夜兼程；现在尽可以趁远行沿途游览，丁忧期要长达两年另三个月，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苏氏兄弟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王安石变法动静之大，事实上摧毁了北宋王朝；影响之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新法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行业垄断政策的雏形、甚至国有经济实体与国有银行的影子。
　　所谓变法，也可以称为改革，就是废除当时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实施一些被认为能富国强民的新法律，具体到被后世称为的“王安石变法，即王安石所建议实施的九条主要新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本文不是探讨王安石变法，所以也就不详细解释这些几百年来争议不断的新法了，只谈点自己对这些新法的感觉：接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
　　均输法类似国家贸易垄断；市易法即对全国的商贩进行统一管理；保甲法即把老百姓编成十家一组的单位；这是否有些像近代的集体经济雏形？另一证据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就对王安石极为欣赏，把他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但变法的源由却需要交代一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的百年期间，由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已经混得国家近乎赤贫，但北宋王朝外表却曾是全球最富的政府，首都东京汴梁的繁华绝对当时全球第一！日子怎么会越过越穷呢？
　　中国自五代残唐纷争杀戮之后，国力尤其是民力其实一直没能真正恢复，大都市的繁华不过是由农民奇高的税赋装饰出来的，尤其是北宋的军事力量，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与北方、西方的三大强邻（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相较总是处于弱势。
　　短期交战之后虽订约言和，但那些和约却是由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大量财帛的外流虽然得到了花钱买来的暂安，却使政府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政府行政队伍的那个““三冗”，大宋皇家实际上处于穷极思变之时刻！
　　富国强兵谁不盼望？但钱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自持为财务奇才的王安石就是借此内外亟需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主要九项新法其实就是九项生财有道的法门，但具体分析却难冠以“生财有道”四字。真能“生财”的无非仅“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两项，其它逐项应该称为“敛财”更为确切些。
　　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样既避免了原来由农民轮换服役组成军队战力难强的弊端，又使政府几乎凭空得了一大笔收入，确属一箭双雕。
　　国家军队原来由农民工组成的义务兵，现在成了近乎专业化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其战力当然能大大提高。所以说，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还是老百姓多出银子，政府增加了收入。
　　至于其它几种新法，制定者的愿望也是好的，看条文绝对是利国利民，制定时的口号也无不这样宣传：一切为了天下百姓！
　　事实上从古到今，不论何人做何事，哪怕是发动战争、挑起内斗、排除异己、祸国殃民灭人性，倡导者以及执行者喊的口号大都类似：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上多少罪恶不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大家心里哪个没数？
　　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要追究失败原因就复杂了，新法出台固然有其胎里带的先天疾病，但还是实际执行新法的过程决定了新法的成败，因为不管何法律都需要活人来贯彻执行，而大多数政策从高层到了基层没有不走样的，这就是执行人的原因，唐僧的经文从猪八戒嘴里呱嗒出来，还能不变味？
　　归根结底，一切在于王安石上台后组建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一帮阳奉阴违的官员组成，欺下瞒上成了惯例，工资一般不用动的都成了廉洁样板，那就不管啥好法也成了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即有之。
　　扯苏东坡离不开他从头至尾都涉及其中的变法，谈变法离不开变法领袖王安石，尤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一生恩怨纠葛甚多，甚至达到故人入土也难释怀！所以，对王安石本人不得不费墨细描一番。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堪称北宋当时的火车头王安石，车头质量如何呢？
　　（请看下篇：十六、奇相奇人奇风范）
　　　　十六、 奇相奇人奇风范
　　中国有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也应该归于出身“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被不断的全方位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曹操类似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荆公”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给历史人要么起名“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由于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们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树建。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其实不过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个另类，另类的出众拔类！
　　道德人品：王安石可称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至今罕见。
　　但他却难得看得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有关名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始，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在刚愎自用方面也的确冠绝当时，天下之大，大概王安石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
　　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逢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老王就会毫不客气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却也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极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约取、擅长“工巧”的特点在北宋诗坛卓然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构成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树建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的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着实在令人无语信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担心什么触动贵权，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姑息养奸，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的希望所在，甘当被忠心牧羊犬圈养的动物才是做人最大的悲哀。
　　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东坡的老爸却对他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的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嘉祐四年(1059)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看放在了一边，六年被迁知制诰，不到二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老苏也多事，你关注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仪表邋遢干吗？
　　老苏倒不是凭空捉影，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他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WW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考虑到老王辛苦国事，疏忽性事，专买了个靓妹进献给丈夫，晚上靓妹上床工作，老王突然发觉换人了，惊问：“怎么回事？”
　　靓妹回答：“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纳闷：“你是谁？”
　　靓妹含羞介绍自己：“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的一船官麦沉船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赔款。”
　　王安石追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没说得，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她丈夫退还。
　　看见了吗？老王比大多数官员都有一手：能顶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的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是否介甫最爱吃鹿肉丝？”
　　 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朋友解释：“发觉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依夫人言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的远远的，发现王安石也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在宫中搞了次现场测验：一次宫中赐宴联欢，在用膳之前让大家钓鱼娱乐，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桌子上王安石前面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竟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
　　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哪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就叫“自食其果”？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敬的称呼为“相公”， 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拗相公》，就是说王安石的。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捷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
　　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王安石其时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两个天才之地位虽悬殊，却不可避免的开始碰撞了。
　　（请看下篇：十七、七品中丞斗宰相）
　　　　十七、 七品中丞斗宰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两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一般对东坡词较为熟悉，而对王安石则熟悉在小诗精绝，小学课本里大概就读过他的《泊船瓜洲》绝句：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
　　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荣登过中共中央文件，国人几乎无人不晓！
　　这要感谢当时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副总理了，张副总理在他的日记里全文照录了王安石的《元日》绝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新法，属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的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
　　两人那时还不是同一重量级，没资格一较长短包括各个方面。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十六岁，两人事实上不是同辈人，十六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的选手地位。
　　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舍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的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副宰相）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永久的离开了故乡眉山，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要看王安石的心情如何了。
　　简述一下东坡的这次回乡葬父。
　　苏氏兄弟运送灵枢回川，不惜多费时日，满足了沿途畅游之愿，次年四月才安全抵达故里。老爸的墓倒是不用现修，有先见之明的苏老泉早就自己修筑了死后的安乐窝，墓穴当然与故妻程氏紧挨，入住肯定要靠儿子们了，不过东坡并未潦草送父亲入土，做了两件大事。
　　他在父亲安息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绿化标兵！
　　修了一座专为纪念父亲的庙宇，庙内悬有父亲遗像，另挂上在凤翔任上收罗到的四件“国宝”――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据说仅造庙的建筑一半费用便耗去了家资白银五百余两，另一半还是由日后在此礼佛的和尚们筹募完工的。
　　这苏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史载不详，但反正当时的苏东坡没拿金钱当回事，苏洵病逝时，还没驾崩的英宗皇帝出于对东坡的欣赏，特旨赐给苏东坡白银一百两、绢一百批，被苏东坡坚决的辞掉了。
　　这倒不是东坡不接受皇帝的恩宠，而是儿子有意替老爸实现未竟之宏愿：当回上得台面的官。苏东坡豁上不要钱，也要替老爸讨要个名义上的官职。
　　这帐皇帝算的更清，马上以实际行动答复了东坡的申请，颁旨赠死去的从八品小官苏洵“光禄丞”荣耀职务，苏洵盼官一生，终于在断气后如愿以偿。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居丧期满后的苏东坡在回京之前还做了件大事：再娶新娘。
　　接王弗的班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乳名二十七娘，以前见过堂姐夫苏东坡的润之当时才是个十岁的女娃，对于这么年轻就夺魁天下的姐夫，小女孩当然唯有惊奇，估计连赞赏倾慕也谈不上。
　　但现在她已二十岁了，对才名已经传遍天下的姐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姐撇下东坡早去，闰之芳心暗许也是极为正常的，但不管正史还是逸事都没有给东坡留下什么绯闻，这可以肯定：青年东坡生活作风方面的行为也是端庄的。
　　现在东坡父母双亡，自然可以自己择偶了，而续弦成功应该是由于与东坡同住的润之哥哥之撮合，小东坡十一岁的闰之就正是作了第二任苏夫人，从此她将在苏东坡宦海浮沉的生活里，扮演着甚为重要的角色：一个宁静温馨的港湾！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二十，年轻气傲，自然想有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会陌生，但此时的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对正在实施的新法必须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它？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知政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东坡如此，那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二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与王安石之间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请看下篇：十八、变法之初多创痛）
　　　　十八、变法之初多创痛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了二十五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之时，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在他的辖区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后又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若说他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王安石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脾气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佑五年初来京师，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所作诗文已经流传甚广，且王安石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
　　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之也有，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由英宗接班，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显表示出对他欣赏，王安石才算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年轻皇帝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皇帝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不幸被皇帝预料而中。
　　依照王安石建议，神宗熙宁二年（160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东坡弟弟苏辙便被安排在了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而开始了怀疑，进而由怀疑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实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谈得上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
　　 “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请看下篇：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十九、 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不用翻译解释，东坡的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利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传言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以经济问题作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等高招宋代的官员就掌握的极为娴熟。
　　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做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苏东坡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替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颖州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谢景温那里卡了壳，哪有处理反对派将其提拔重用的道理？任命书呈报皇帝御批时给降了一级：苏东坡就任颖州的判官；意外的是皇帝绕了个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通判就通判吧，亲笔予以改动了任命书，让苏东坡去风景秀丽的杭州做通判。
　　此通判却非彼通判，颖州是安徽的一个小县，民地贫庾不说，论级别也就如同苏东坡的老职务凤翔通判而已，杭州却是当时中国江南的最大都市，苏东坡通判杭州，与其说是被罢黜，还不如说是提升了一级！――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蜜月”，看来此时已经不那么甜蜜了。
　　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理睬，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朝廷继续调查这“假公济私、贪腐案件”，自己携眷径赴杭州。
　　（请看下篇：二十、书生戏谑犟相公）
　　　　二十、 书生戏谑犟相公
　　苏东坡离京之时，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已经公开面世，他的《三经新义》，也就马上成为思想上的官定标准。
　　举人们一时盛行“天天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不过绝对不是为了只觉得心眼里面热呼呼，而是假如不深刻道理仔细领会，那就没得官当，这是朝廷科举经史理论方面的标准答案，不摘出“安石语录”填到高考答卷上，你还想中进士？砌烟囱忘了留掏灰口――门也没有！
　　把官权滥用到学术上，王安石既不是空前，更没有绝后，但实际上却是对学术莫大的污辱。这点上掌权者从没接受过教训，清代学者龚自珍所叹：“万马齐喑究可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演再演！还是“双百”方针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王安石可怜的相信：只有自己能准确的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我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我是在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古人学说，眼中看到的当然就是王安石著作闪金光了。
　　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后来曾写过一首诗，专门表达自己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苏东坡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安石学问上的不屑，好多苏、王之间流传的笑话都来源于苏东坡对《三经新义》的嘲讽，尤其是针对王安石自以为是的“字源说”。
　　王安石学问的确包罗万象，但他的字源学说却是纯凭自己的想当然，称为《狂想字源学》兴许更为贴题，王安石却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苦研不辍直至老年，竟然成书二十五卷，取名《字说》，至今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不过都成了人们茶余酒后的佐谈笑料。
　　苏东坡极为善用“反证论法”来嘲弄王氏“字源学”的荒谬。
　　例如对汉字“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这里王安石疏忽了语音学的道理，只是从偏旁字义上来想象组成汉字的源由，但对“鸠”字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据说苏东坡有一天闲谈时问王安石：“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表情自信神秘：“我能告诉你为什么！”
　　王安石：？？？
　　“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老鸟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王安石当时没回过味来，还在琢磨这苏才子解释的有无道理？东坡离去许久方才醒悟：这小子是在调笑损人呢！
　　这天，苏东坡态度毕恭毕敬，虚心请教宰相：“有两个字令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犇’字与“麤”字，牛比鹿体壮，鹿比牛敏捷，为什么这两个字三字合成一字时，意思全反了呢？”
　　犇字音“奔”，意思也是奔跑快速；麤字音“粗”，意思也是粗暴，据说王安石苦思冥想也终于没能想出个源由，用他的偏旁会意“字说”确实无法解答东坡的“刻意”求教。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组成，皮字做为偏旁无疑表音。但王安石没理睬“波”字中“皮”的作用，以丰富的想象说：“波”者“水”之“皮”也。
　　苏东坡点头称是：“‘波’若是‘水’的‘皮’，那想必‘滑’就是‘水’的‘骨’了。”，令王安石啼笑皆非，无法应答。
　　这个传说还有另一版本：王安石主动戏虐苏东坡，调笑东坡的“坡”字为“土”之皮，苏东坡反唇相讥：“那么‘滑’字便是理所当然的水之骨了？”――王安石无言可答，语塞狼狈。
　　此版本不足信，东坡是数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自号，其时王安石已经被罢黜为民，两人关系已经缓解到几无隔阂，不会再上演这种尴尬笑料了。
　　但王安石当政之时，苏东坡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给这位宰相留任何面子。
　　《汉书》中记载了西汉大文豪杨雄的一件逸事，说杨雄曾经投阁自杀未遂。宋代已有定论：此事乃史家虚妄编造。王安石却没细研此记载的真伪，一天与众官闲谈讨论起了此事，请大家谈谈对杨雄自杀一事的看法。
　　苏东坡起立发言，好像是傻呼呼的问道：“西汉真有杨雄这个人吗？”
　　一时惹得哄堂大笑，王安石之尴尬可想而知。
　　这些宋人笔记中的逸事，显示了苏东坡的机智，渲染了苏东坡的幽默，赞叹了苏东坡不畏强权，但同时也在证实：青年苏东坡的确有点狂傲，有些不近人情。
　　侧面透露了王安石学术领域并非全才，及性格上过于自信的缺陷，但同时又在昭示：王安石不愧宰相风度，肚里的确能撑船！
　　苏东坡在学问上的自信也并非妄自尊大，他自己也是由于“本壮”才得敢不屑王安石，据《耆旧续闻》载，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一位姓朱名载上的教授来看望苏东坡，语言之间顺口问苏东坡闲时作甚，苏东坡答：“抄汉书。”
　　朱教授恭维：“以先生天才，过目不忘，何用手抄？”
　　苏东坡回答已经抄了三遍了，朱教授有些疑惑，求得苏东坡所抄《汉书》一看，浑然不知苏东坡抄的什么，经苏东坡解释才明白，原来苏东坡手抄《汉书》，第一遍每篇就抄三字，第二遍每篇只抄两字，这第三遍每篇仅抄一字而已！
　　这等抄书有啥用处？朱教授不禁想验证一下苏东坡抄书的效果如何，谁知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无论他抽选何字，只要点出那一字，苏东坡随即便能流水般背诵全篇！整部《汉书》，其实都在苏东坡胸中。
　　既惊奇又佩服的朱教授回家便以此例子教导儿子朱新仲：苏东坡这等奇才都不倦抄书，何况你这小子？活到老学到老吧！
　　两位旷世之才的初次相较告一段落，一个留京继续掌舵操弄北宋这艘千疮百漏的大船，一个反而品味起了杭州西湖温馨风流的花船，命运就是这样离奇，这样不公，这样公平！
　　哪个能断言：谁的境遇更好些？
　　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所有人的命运，或者说在平衡着世间的一切更为准确！
　　有道是：
　　西湖水畔风流多，灵隐晨钟荡绿波。
　　白苏两堤今尚在，月印三潭古时梭。
　　柳浪莺闻千年曲，梦泉虎跑百代歌。
　　十里桂花香郁处，犹闻子瞻叹蹉跎。
　　（请看下篇：二十一、人间天堂西湖秀）
　　　　二十一、人间天堂西湖秀
　　谈苏东坡离不开谈杭州，因为苏东坡一生两任杭州，尤其后来曾就任杭州太守，对杭州市政建设颇有建树，至今我们仍得以游览东坡任杭州一把手时主持修筑的长堤――后人命名为“苏堤”。
　　谈杭州又离不开谈西湖，因为西湖被称为杭州的眼睛，形容其清澈妩媚，秀丽动人，但实际上西湖堪称杭州的灵魂！设想：假如杭州没有西湖，还能称其为杭州么？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谚其实是对着苏州之园林、杭州之西湖说的。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携带妻儿来到杭州，新家被安排在西湖南面的凤凰山顶，从此处北望西湖：
　　四周环山，碧水绕翠，犹如一颗巨大的明珠飘浮在山色浮云之中，日烁金光，夜闪银鳞。青天湖底，上下星辰点点；细雨清波，地天水雾茫茫。东西眺望，苍松隐现几处宇庙绿瓦；南北俯瞰，翠竹淹没多少桂树黄花！恍惚之际，谁能分别仙境人间？
　　苏东坡此时近乎因祸得福，从此杭州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据说东坡本人也竟认为自己的前世就生长在杭州，并且把这种想法体现在他的诗中。
　　宋人笔记里就记载过苏东坡初次游览杭州寿星院的轶闻：一进门，东坡便声称所见景物十分熟悉，甚至告诉同游者：再走九十二级石阶便到向忏堂，结果竟然得到证实！
　　笔记所载，无法证实其荒诞或真实，兴许东坡早就暗游此地也说不定，但却可以由此得到苏东坡对杭州情感深厚的信息。
　　一派江南风韵的湖光山色，令初到杭州的苏东坡写下了自己愉快安逸的心情：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诗人居于杭州，歌于杭州，诗于杭州，酒于杭州。已近千年之后，今天你若泛舟于西湖之中，或游于孤山岛、凤凰山之上，或品茗于虎跑梦泉、龙井茶舍之内，苏东坡三字仍会时常不断响起在你的耳边，就好像诗人仍在西湖会酒吟诗。
　　四川眉山的朋友不要心生嫉妒，实际上你如果今天去游玩杭州，杭州人都不一定承认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们更乐意把东坡认同为自己的乡亲。
　　苏东坡爱上这杭州的象征西湖是很自然的事，美丽的西湖也对才华横溢的东坡情有独钟，西湖以她阿娜的娇躯启发着东坡诗人的联想，诗人更不负西湖美色，甚至以一首绝句替西湖另起了一个雅号艺名：西子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古今咏西湖的诗词多的不可胜数，无疑当数东坡这四句小诗为最！
　　寥寥四行短句，画描出西湖的精髓，西湖就如那吴越时代的美女西施，淡妆粉黛也好，浓抹唇眉也罢，都不能增减她靓丽中的妩媚；而西湖不亚千年前的西施，不管晴空艳阳，还是细雨和风，都无时不展示她别样的韵味，另类的风情。
　　诗人赋予了西湖灵魂，非东坡妙思佳句不足以极其美；西湖挑逗出诗人才华，非西湖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西湖、西施，恍惚间穿越千年时空；西子、西湖，泼墨时留下百代雅名。
　　这里，诗人给西湖“注册”了性别，给西湖增添了灵动，读时你会感觉西湖仿佛一瞬间有了生命，她可以与你含情脉脉窃窃私语，可以进入你的梦中，你可以纵情扑入她的怀抱，去嗅吻她那玉体的芬芳。
　　我们需要浏览一下宋代杭州城的大环境了。
　　宋时的杭州故城夹于西湖南岸与钱塘江湾中间，杭州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河道纵横，河上架以桥梁相通。白天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船荡漾，湖边即是王公贵人的猎场，不乏公主贵妇在西湖洗浴游嬉，宋代女子开放的程度不亚于今天。
　　杭州城内喧嚣的街道商贩云集，叫卖不断，这里是富商大贾的汇聚之地，杭州的丝绸、茶叶其时已经名冠中华，宋代杭州的繁华几乎不亚于当时的世界第一都市东京汴梁，这些就是到了元代也没变多少，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甚为详细的记载。
　　而初来通判杭州的苏东坡其实是杭州事实上的一把手，因为朝廷新任的太守尚在来杭途中，由苏东坡暂守郡职，直到数月后苏东坡才亲带一批歌妓舞女去苏州迎来太守杨绘。
　　怎么迎接领导还要出动娘子军？对，这就是北宋独有的官场风气，公务酒筵命歌妓相陪，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私宴游玩更是离不了红袖添香――这里指的是脂粉舌香。新领导来接任，出动西湖的歌舞伎迎接是最大的恭敬，早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
　　兴许由于国家工作的需要，苏东坡养成了携伎泛西湖，甚至携伎游山寺的业余爱好。东坡喜欢携伎旅游是肯定的。
　　实际上宋时的杭州如果没有了妓女点缀，那才是有煞风景呢！尤其那西湖水上花船似锦，实是给西湖胜景增添了无限遐思，别样韵味，另类风情，所谓“花船”，便是配备妓女给游客助兴的西湖游船。
　　这就是宋代杭州士大夫不可或缺的西湖生活，大家那时都把湖上游乐看作雅趣，也是当时官场社交重要的场所，刚步入中年的苏东坡便对诗酒泛舟湖中“乐游不疲”，不过大家不要往歪处琢磨，与妓女厮混也分为两种：雅趣与艳俗。苏东坡属于前者。
　　士子们游湖也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带妻妾举家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这两种东坡都常体验，他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酒的同僚招妓同游。
　　是西湖的魅力吸引了暂时远离中央政局的诗人，反过来，杭州的山水也以她的秀丽多姿安慰了才华横溢的东坡――这位刚在政治大船上主动落水的“票友政客”。
　　（请看下篇：二十二、和尚妓女巧相通）
　　　　二十二、和尚妓女巧相通
　　这里就要介绍一下宋代――甚至今天名城杭州的两大特产了，两种行当的人，一种全是男人，另一种全是女人：和尚与妓女。
　　和尚与妓女能扯上关系？对，不但渊源甚久，而且和尚与妓女关系之密切绝对是你我想象不到的！
　　佛家有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和尚本是空门主人，妓女无疑色门主角，空色既然一体，和尚与妓女还能是两家？
　　在古时，当了和尚称“出家”，做了妓女称“下海”，哪有不出家门能下到海中的道理？“下海”一词进化到现代，已经具有投身“商海”的意思，可见“出家”与“下海”形式上本就是一回事，下欲海与下商海也有继承关系。
　　换个说法：做妓女本来就有极浓的商业气息，也就是“无烟工业”包装的产品，再经商业渠道销售给广大的顾客上帝；而做和尚则是加工思想的店铺生意，香客信士无不是上帝顾客，不交钱店主也是不高兴的，一买肉体，一贩精神，本质没有不同，都是一种商业行为，无怪妓女入行与官员从商都能称为“下海”。
　　君不见，至今仍有“娼盛方能繁荣”之说广泛流行！
　　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买艺不买身或者两样都卖一般靠自觉，顾客想干点邪事也不是那么随便，这要看哥们的动员能力与经济能力如何了。
　　她们之中的“名妓”，应该相当于现代歌星、舞星或影星、“超女”之类的吧，“官妓”大约就是纳入国家编制的文艺工作者了。
　　宋时高僧、名妓在官方的地位不相上下，或许名妓的地位要更高些，高僧出入的门第最大不过宰相，名妓则有时需要皇帝亲自登门拜访，大宋皇帝徽宗进入名妓李师师的闺房，甚至需要开挖绝大土方的地道工程，可见在皇家的眼里高僧不如名妓。
　　而杭州则是高僧、名妓人才辈出之地，恰这两类高人都属苏东坡最爱结交之列，歌妓娱乐感官，高僧陶冶精神，在苏东坡看来，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或缺的两种，两者都是人生的诗歌，处世的哲学。
　　苏东坡撮使一个高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较为有代表性。
　　杭州大通禅师乃一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谁要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谁要说女人能进他的禅堂？大概就如同杭州人听到西湖水干一般嗤之以鼻。
　　可是有一天，苏东坡与朋友们去逛庙，其中便携带了一个妓女陪游（不知道这种陪算作第几陪？），到了高僧禅堂，大家都住脚看着东坡，谁不知道高僧的习惯？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此时突发孩子气：我偏把女人带进去，且看你会如何？
　　不消说，大家凭着人多易“浑水摸鱼”，带着那个妓女进了禅堂，向老僧敬拜之时，把个老和尚气得几乎要砸了木鱼：这小青年可恶！竟然如此荒唐，！
　　东坡却笑嘻嘻的面对大和尚老友的不悦，反而建议：倘若老禅师肯把手中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自己便立刻写首曲儿向老友谢罪。
　　老和尚看来也是好奇的凡心未泯，结果用手中的木槌向苏东坡作了交换，苏东坡当场挥毫，作了一小调由那个妓女唱给了大家：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法相庄严的大通禅师被这类似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给逗的大笑起来，苏东坡后来向别人夸口，说他与妓女俩人向老和尚学到了“密宗佛课”。
　　无法考究这与妓女双修的“密宗佛课”是哪些大法，甚至连这宋人笔记中所载的此事真伪都极难判断，只不过由此得知：和尚与妓女既有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又容易经“高人”调和得以妥协，归于融洽和谐。
　　这高人自然就是喜欢与这两个行当的从业人员打交道的苏东坡了，但苏东坡也并非专做和事佬，有时也怒开杀戒，为其中一方主持正义。
　　杭州的和尚也未必全是大德高僧，也有痴情淫僧，不能称为善男！
　　西湖的妓女更不同范规大家闺秀，惯于慷慨施舍，无法视作信女。
　　有一个妓女结交了一个淫恶双兼的和尚，而那个和尚就撞到了苏东坡的手里。
　　杭州通判任上，苏东坡大多干得是法官的活路，东坡的具体法庭业务我们后文还要专篇叙述，这里只谈与和尚、妓女有关的案子。
　　灵隐寺有一个了然和尚，最喜欢去勾栏院与妓女们同参欢喜佛，后来迷上了一个叫秀奴的妓女，但是嫖娼总是件费钱的事情，妓女们也不会把自己捐在募化箱。终于，了然和尚最后的钱财花尽了，沦落为“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破和尚，秀奴便不再接见这位衣衫褴褛的和尚情种了。
　　了然大烦！烦愁之下，借酒解忧，没小心喝高了，醉熏熏之下去找秀奴，结果自然吃了闭门羹，这下了然和尚由大烦转为大怒！趁酒劲闯了进去，将秀奴痛煸一顿之后，竟然还不解气，把秀奴小姐给杀死了。
　　这人命官司就是苏东坡主审的，了然和尚对秀奴爱情颇为另类：不惜纹身表达对秀奴的情感，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
　　“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
　　苏东坡宣判和尚死刑时不禁想起了这副对联，索性把判辞写成下面这个小曲儿格式：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天才诗人的另类判词如果宣读在今天庄严的法庭上，估计非让他立马下岗不可。
　　但这类的词曲使苏东坡显得诙谐可爱，咱老百姓喜欢。
　　还是那了然和尚没弄明白自己这和尚与秀奴那妓女身份的商人实质，及之间关系的商业内涵，蛀光了老本还想与商贸伙伴保持业务往来，哪能不吃闭门羹？
　　也怪妓女秀奴不晓事，赚钱不能太黑心，货物既然卖给了识家，总要有些商业道德吧？赔光腚的商人如同输红眼的赌徒，那是要掀了赌桌找庄家拼命的，可怜赔上了卿卿性命啊！
　　但宋代西湖妓女像秀奴这样的嫩雏毕竟占少数，大部分还是些商业高手，才情并茂，世间“超女”！
　　（请看下篇：二十三、西湖妓女添诗韵）
　　　　二十三、西湖妓女添诗韵
　　据可查到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老管发明出此等妙招来激励安抚他的士兵，这大概是人类最早的“慰安妇”吧？
　　从此，政府办妓院成为了惯例，称之为：官妓。到了苏东坡的宋代，已经进化为官妓与私娼并存、争相斗艳、各领风骚的时代。
　　中国的传统发展自有其规律，任何行当都会分出个三六九等，操同业的哥们儿、姊妹之间也是等级森严。做“鸡”当然也会不例外，那高级的“名妓”与普通娼妓大为不同，这些“大姐大”的社会地位几乎不亚于高官公卿。
　　但是，她们也并非纯靠一脱成“超女”、姐姐尽芙蓉，大部分也是才艺双绝，有些竟在中国文学史上显露头角，重重涂抹上一笔！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一中国独有的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名妓们创新形式，再赋予诗歌蓬勃的新生。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发挥天赋的特殊领域。
　　但演奏乐器与歌唱却受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大都离不开爱与情，被道德学家们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大为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从这点上说，妓女行当，对人类的“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抢救延续居功至伟！
　　出现了这样一种必然现象：良家女子们在孔老夫子的教导下，才艺天赋逐渐退化，蜕变为只知在家相夫教子的保姆；而妓女们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反而进化为集才艺于一身的“超女”，你说，那些花心且挑疵的男人们内心喜欢哪类？
　　这种自然规律发展的不公平在代代延续加剧。到了苏东坡的年代，生活里，酒桌上，公务间，已经离不开这些女中“超人”，与歌妓们相往来，已经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东方文明的国度，西方的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就极为正常了，宋代歌妓们在酒席间招待应酬，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大部分人们没有认为她们有什么下贱之处。宋代“三陪女”的境遇要比今天的同行们宽松的多，今天是要打着许多诸如：洗头、按摩、卡拉ok、陪舞、公关之类招牌的。
　　她们之中不乏颇有天赋者，那些爱读书、能写作、擅歌舞的，多为官员、名人、文人、学者所收藏眷养，虽非金屋玉食，但待遇一般也不差于今天宠物狗们多少，虽然命运没什么区别。
　　宋代的清规戒律大面子上极为严格：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而男人在外面混事对异性又有需求，这样也就只好在那些职业性的才女中去寻觅快乐了。
　　但大多时候，这种调情逗乐属虽然风流但却无邪性质的，不过是戏谑而已，也算是宋代的“夜总会”吧，歌妓唱的曲子当然离不开情爱，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暗示云雨之情，明言鱼水之欢，都属正常剧目。
　　当时杭州的诗人为歌女们写诗填词亦属业务本分，即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就连贵为宰相的韩琦、欧阳修都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篇，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例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当然，也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似乎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举止表面绝对道德规范，对淫邪敬而远之，例如：道学家程颐——苏东坡后来的主要政敌之一，在哲宗皇帝十二岁幼龄时，他就开始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但结果却不大妙：幼年皇帝也那么厌恶这类警告，十八岁时反而明白：女人不是老虎，真吃人的是所谓“道学家”。
　　程颐的一个学生曾论“梦魂出窍”，坦白自己在梦中曾去找女人，程颐大为恐怖，连喊：“鬼话！鬼话！”；大儒朱熹据说也是深畏女人的诱惑，曾赋诗感叹“黄祸”：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苏东坡不屑此类“道学家”，对“性”好像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歌妓们求诗之时，他也从未推辞过，即兴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是经常的事，如下面的诗句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美不美？词中何曾感觉一丝淫邪？
　　东坡写了不少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艳诗。
　　宋朝的歌妓们还立了一个绝世大功：宋词能得以与唐诗齐肩媲美，军功章上应该有妓女们的一半！
　　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词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词，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 而宋词的发展却是依赖于歌妓，没有歌妓们的传唱，宋词怎会迅速普及流行？
　　对于填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此前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发展成一抒情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但杭州通判任上的东坡，却只是在此期间开始熟悉填词，这当然是由于市场需求――歌妓们需要么。
　　没有杭州山水，歌妓风情，东坡能否对填词引起兴趣都是难以预料的事，日后那震烁千古的豪迈雄词《赤壁怀古》能否问世就不好说了。赏析此词请耐心等待后文，此篇咱们专侃宋代妓女与东坡，不让大家被磨去了另类情趣。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酒桌填词，诗酒寄情，和女人们无非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杭州的通判任上他也并没有纳妾藏娇。
　　虽然有两个女人此时与他特别亲密，歌妓琴操与小女孩朝云，但才女琴操是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另一个女孩朝云，在苏东坡离任杭州那年被润之买来做婢女，当时才十二岁，后来倒是成了东坡的妾，且等以后专文详述。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对文字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这使得杭州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东坡的诗句飘逸自然，与家人游湖，他吟出：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同官衙僚属同游，他的诗句愉快清新：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与西湖船夫们往来，诗人这样写到：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这是在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青烟缭绕之中，使人似乎看到了西湖的船娘在预备饭菜，助兴诗酒。西湖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船上的菜肴无不精美非常。
　　杭州高等名妓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明星，婚姻自主，芳心自控，恋爱自由，接客自专，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如后来的名妓李师师，就是挂上了皇帝才得以千古留“鸡鸣”。
　　扯了一通与苏东坡在杭州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杭州妓女，现在该说说另一类真正的世外高人了――和尚。
　　杭州和尚数量虽然少于妓女，但和尚这些另类的单身汉部落，却是学问人之藏龙卧虎之所，其中不乏与东坡比肩的趣人韵士。
　　（请看下篇：二十四、杭州和尚多才情）
　　　　作者：我行我素st　回复日期：2009-10-30　23:37:12　
　　　　看在副帅的面上，顶一下学士吧！老孙要想把帖子搞火，不如借一下名人，如《高球的主人，苏东坡这哥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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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老孙是夜猫儿，刚看到~~解释一下：帖子火不火无所谓，本来这就是个旧作~~其实也就是测验一下煮酒的细胞含多少文学养分而已~~　　二十四、杭州和尚多才情
　　和尚这种行当很使人羡慕：不用种地，不用做工，吃喝不愁，收入不低，虽然中国的和尚们曾经自我约束说：俺们不娶媳妇、不沾荤腥！有些苦行僧甚至搞一些自我虐待来证实自己的一心向佛，但乐于干这种工作的人们还是前仆后继，趋之若鹜――和尚自有后来人！
　　为什么呢？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人们大多需要一种精神寄托，至少古代时很少有人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甚至担心自己死后的幸福生活能否来临或继续，所以未雨绸缪，提前修行吧，兴许佛祖能怜其心诚志坚，允许自己能永远不干活路白吃干饭呢――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无聊度日？
　　二是人们今天活着时的需要了，现实社会中实在混不下去了，或穷极饿极，或犯了国法，那寺庙无疑是最好的免费餐厅或庇护所，虽然寂寞无聊些，总胜于身成饿殍或囚徒。
　　三是人们活着的时候实在太累了，这里说的累不是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而是指的责任感，对家庭，对社会、对后代、对先人的责任感！这是一种极重的心理责任，把头一剃，点上几个香疤，这责任便立时卸给了他人，从今之后只对数万里之外的――兴许更远得缥缈虚无――佛祖负责，那老头又绝不会亲自前来检查工作，何乐不为？
　　所以，济南千佛山山门的一副对联说的甚是：
　　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伴着暮鼓晨钟，经声佛号，和尚们开始只对自己的肚子负责，多轻松？“苦海”“世间”又不缺对他们供养的“名利客”与“梦迷人”人，从今幸福生活还不万年长了？
　　当然，任何工作都是需要对社会起点实际作用的，和尚们其实干得是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劝人向善对任何社会人也都有好处，所以和尚们也算没有白吃干饭。
　　这种思想舆论教育对社会安定团结大有帮助，所以我们把它冠以宗教信仰等合法词汇，最自信或最会装的老头我们恭敬他为“大师”、“高僧”、“佛爷”等等，对普通百姓绝对不会有任何实际用处的经文等玩意，我们把它封为“文化”，连古时明星和尚用过的东西都成了国宝，死后体内被烧结晶的病灶都成了“舍利子”，不由人想打心底高呼：学习和尚好榜样！
　　但是对于真正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过是羞于出口的“法不治众”之现象在实践中，不信你可以设想：地球上假如只有一个和尚及十个信徒试试？那就只会出现两种情况：像大熊猫一般被保护起来――非物资文化遗产灭绝不得！再就是被关进派出所：封建迷信的残渣余孽！还不得严厉打击？
　　苏东坡时代是和尚们走运的时代，北宋初期的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到了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已蓬勃发展到近46万余人,全中国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和尚们的盛世到了！
　　具体到杭州，据史载，宋代环绕西湖有形色寺庙三百六十处，东坡便是这些旅游景点的铁杆游客，别担心，古代的和尚没有今天的和尚聪明，还没有学会收门票，东坡也不会被逼迫的胡造名目以公款付游资的。
　　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甚至乐于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巅，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崖壁上信笔题诗。而深山中的寺庙自然成了东坡歇脚品茗的好去处，日久成习，他养成了常去古寺名刹游览的爱好，这样一来，许多庙中的和尚、方丈们有幸成了东坡的至交。
　　这些高僧们大多也很够朋友，甚至在苏东坡去世后，还有和尚为东坡包装宣传，一个老和尚就宣传过年轻时在寿星院为僧的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下午，苏东坡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当时还是小和尚的他不敢走近，但远处偷看这位一代风流才子的后背时竟然大有所获！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这证明了什么？苏东坡是天上星宿下界呀，在人间不过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爱旅游、常宿寺院之事有他后来所赋一诗为证，此诗是写给他的好友晁端彦的：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在大量苏东坡与和尚交往的随笔轶闻中，一个叫佛印的和尚最为著名，其实，史载的苏东坡最要好的和尚朋友名叫参寥子，也就是道潜和尚，佛印并不算最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这与苏东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像极为贴近，所以在一般通俗小说及传说里，佛印比参寥等和尚，更常为人提到是东坡的挚友。
　　也或许因为佛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人，据说年轻时的佛印根本没有出家为僧的欲望，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不需要做和尚工作打工度日。
　　另一个更为荒唐的故事甚至这样说：佛印的生母竟是苏东坡最大的政敌、仇人李定的老妈。据说李定的老妈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主动找过三个老公，和三个老公各生过一个儿子，这在宋代确是个稀有品种。
　　是苏东坡无意中把来京参加高考的佛印举子推荐给了皇帝，佛印在信奉佛教的皇帝驾前表示自己也与皇帝的爱好一样，对佛祖虔诚无比。皇帝大乐，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便开金口说：既然小伙子肯出家为僧，便赐你个度碟吧。
　　这下佛印玩冒顶了，进退两难之下只好答应出家，君命不可违么！据说弄假成真后的佛印和尚也是个风光和尚，在庐山、黄州时，常有一队仆从侍奉，出游乘骡，富人出家苦修的生活也幸福无比。
　　据说佛印才智机敏甚至胜过东坡，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寺院，他俩看见两个把守大门但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
　　苏东坡考问佛印：“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知道谁厉害：“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看见观音手持一串念珠念佛的法相。
　　苏东坡又问：“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她也要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穷追不舍：“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何故？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
　　佛印一下成了个哲学家：“唉！求人不如求己呀！”
　　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这样的祷告词：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大怒：“荒唐！佛心既然慈悲，怎会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怎会称慈悲？”
　　随即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据说苏东坡与佛印最爱相互讥讽，妙语频出的对话大都是一语双关，例如有个关于“鸟”字的传说。
　　“鸟”这个字在中国南方俚语中颇为不雅，南方有些地方话读音为“吊”，小说《水浒》中黑旋风李逵就经常骂道：“这鸟人……”，由此看施耐庵家乡也是这样理解这时的“鸟”字，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简称。
　　苏东坡用此字开佛印的玩笑：东坡说：“古诗中常将‘僧’与‘鸟’相对。举例说：‘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啊！”
　　佛印点头称是：“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源由了。”
　　多数这类的轶事中都是佛印斗智占了上风，胜过了绝顶聪明的诗人苏东坡。估计这些传说多出于佛印本人手口，慧根天授的佛印和尚怎么会不懂得怎样最大效果的宣传自己？
　　笔记所载逸事趣闻，不足为信，实际上佛印大和尚法名了远，字觉老，乃饶州浮梁林姓家子弟，出家后曾敬业于江州承天寺、淮州斗方寺、庐山开先寺，最后主持润州金山寺。结识苏东坡还是在数年后的黄州，与东坡倒是成为了真正的诗词知己，酒肉朋友，咱们后文还要细述。
　　杭州时真正与苏东坡往来频繁的和尚有：惠勤、惠思、清顺、可久、守诠、思聪、道潜（即参寥）等等，这些高僧几乎都是苏东坡的诗客词友，多是与东坡相交于文墨，往来于诗词。宋词的辉煌也有他们一功。
　　说道宋词，苏东坡是从何时倾心于词曲呢？
　　（请看下篇：二十五、职守通判词荟萃）
　　　　二十五、职守通判词荟萃
　　据包括林语堂大师在内的许多名家说：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才开始对其喜爱，证据是东坡从黄州的第二年才开始大量填词。――不过老孙估计可能是翻译之误，是否把林先生的原作“杭州”译作了“黄州”？
　　因为三年的杭州通判任期，东坡累有以词曲赠歌妓的记载，再说，堪称“词宗”的苏东坡，对宋词的传承发展居功至伟，焉能对西湖歌妓们唱于耳边的曲词毫无兴趣，塞耳闭目不察？
　　不过那时的词在妓女的红唇中吐出，也就只是一种抒情诗，歌词中大量出现的无非总是“香汗”、“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就要归功于苏东坡了，一个旷古大词家，接触词这种形式，应该绝对不会错过西湖上的词曲，不会拖到四十岁后，才突然熟悉了词曲的格律，写出了绝代名词。
　　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苏东坡填于密州太守任上的两首名词了，两首词的词牌都是《江城子》，一首是我们前面欣赏过的《夜梦思》，另一首则行文豪迈，快乐心情见于字里行间，即：《密州出猎》。
　　连东坡咏明月思念弟弟的千古绝句《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也是写于被贬黄州之前的密州任上，此词咱们后文专篇赏析；实际上苏东坡在任杭州通判的三年内曾填数十首名词，就连离任杭州前往密州的途中，苏东坡还寄词《沁园春》给弟弟苏辙表示自己的思念之情：
　　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棉。
　　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首词便是东坡于熙宁七年（1074年）所填，词人东坡由景入情，忆昔叹今，以真挚的语言向自己的亲人在娓娓谈心。
　　词人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开篇，数语之间即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行晨图，词人眼中的月光、山色、晨霜、朝露，此刻已注入了自己的生命，这带着兄长真情的“世路无穷”，使他像回到了与弟弟“当时共客长安”的少年时。
　　这里的长安其实虚指东京汴梁，词中的“二陆”，实指吴亡后来到洛阳的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词人这里用来比喻自己和弟弟苏辙。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当年东坡兄弟也是怀着远大抱负来到京师的，对于“致君尧舜”建功立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但现实中词人深感到对政治的陌生，兄弟俩都在新法变革中落马翻船，东坡把《论语》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以及《孔子家语》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化入了自己的词中，结尾又溶入了牛僧孺的“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身”诗句。
　　全词透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最后露出的：姑且保全身体，诗酒度年华之意味，其实是一种潇洒的自嘲，通过填词来直抒胸臆，东坡正开创着宋词言志抒情的先河。
　　词中东坡经史子集信手拈来，连杜甫诗句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句都借意于词中，尾句还巧妙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诗句。
　　东坡活用典故、别出新意、选句组词之功力，在本词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
　　苏东坡用自己的填词告诉了后人，对填词东坡早就精于此道，事实上苏东坡在杭州通判的三年中也留下了不少佳作美词。
　　不完全统计，东坡就任当年便作《南歌子－绀绾双双蟠》 、《浪淘沙－昨日出东城》、《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荷花媚－霞苞露荷碧》。
　　 次年作《行香子－一叶舟轻》、《祝英台近 －挂轻帆》、《瑞鹧鸪 －城头月落尚乌啼》等九篇词曲。
　　熙宁七年（1074年）东坡的词曲创作收获最丰，作词曲《动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少年游－去年相送》等近五十余首。
　　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仅举一例，供大家赏玩：
　　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
　　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
　　恰似笎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这是任杭州通判的东坡在四月初因赈济灾民赴润州（今镇江）公出时所作，（今江苏镇江），词人巧妙的将自己化为心爱的妻子王闰之，以妻子的口气来思念自己，实际上却是寄托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东坡构思别具一格！　
　　词中首句即点明了夫妻别离时间的时间：“去年相送”；分手的地点：“余杭门外”；分别时的季节：“飞雪似杨花”。
　　大雪纷飞却要远赴他乡，表示了自己“公身不自由”的无奈，而润之冒寒相送，使这种凄凉气氛平添难舍余味，使我们不觉感到了他们平日的夫妻情深。
　　次句对应，同样是时间：“今年春尽”；季节：“杨花似雪”；可是数月前去年送别的丈夫至今“犹不见还家”。
　　杨花飘絮时，残春已将尽，离人不得见，怎不牵奴心？
　　诗经小雅中的《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意境，被词人信手溶入词中，“雪似杨花”与“杨花似雪”，比拟公正精巧，绝妙好辞令人拍案叫绝！
　　东坡继而转向月夜，以“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之画意，着意刻画妻子对月思己的寂寞惆怅，这里词人巧借唐代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名句，想象妻子正在卷帘招明月作伴，怎奈风露又透过窗纱，凉意扑入襟怀。
　　尾句尽情描绘了妻子人思念丈夫的孤独幽怨，“恰似笎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姮娥即嫦娥，《淮南子》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
　　这里姮娥乃象征一轮明月，连月亮都怜爱双栖的燕子，把她的余辉斜斜洒向那画梁上的燕巢，柔情蜜意感动当空明月！怎不使爱侣羡慕双燕偎依？
　　词人由实入虚，以虚抒情，尽情渲染了妻子的孤寂无伴；而自己对爱妻的思念自在不言中，而全词却并无一字明写自己的情感，但我们却又能真实的触摸到了词人的情怀，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怎能不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在用反证法轻轻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大家应该能通过此词体会到东坡对妻子王闰之的真实情感，也应该能感觉到润之对东坡的一往情深。
　　而作为苏东坡继室的王闰之却不像东坡的亡妻王弗那般聪慧，也不像下任东坡夫人王朝云那样多才，王闰之最明显的特长：贤惠。
　　（请看下篇：二十六、苏门夫人多温馨）
　　　　二十六、苏门夫人多温馨
　　很早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名贤惠的女人！此言不虚，多少贪官污吏走上刑场的旅途，起点其实就是那枕边的美人！
　　仕途早中期时的苏东坡枕边也未缺少过美人，但是，幸运的是苏东坡身边的妻子都是优秀而贤惠的，这绝对是运气，或者说命运在这方面照顾了苏东坡，而具体到东坡的先后三个妻子，却是各有不同的风采。
　　前文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苏东坡的结发妻王弗，以后咱们再抽空细述东坡的第三任妻子王朝云，现在来了解一下正在杭州陪同东坡生活的王闰之。
　　这王闰之与他的堂姐王弗不大相同，王弗聪慧非常，虽不识字，但却有过耳不忘的本领，据载：每当东坡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苏东坡偶有遗忘时，这王弗竟能从旁提醒，东坡惊喜之余，问她其它书中内容诗句，她凡是东坡朗读过的竟能都约略知道，这不能不让苏东坡刮目相看。
　　作为王弗的小堂妹，王闰之没有这个本事，但年龄小苏东坡十一岁的王闰之却绝对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型配偶，在相夫教子的主要业务上表现尤为突出。
　　苏东坡现在是杭州二把手，迎来送往的官场生活免不了身边歌妓美女环绕，这就需要做妻子的绝对信任了。王闰之知道她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一个名扬天下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级别不低的朝廷官员。
　　关键是这样一个做官的丈夫，性格还有别于常人，王闰之也是与东坡相处几年之后才逐渐了解丈夫的性格的：从一个才气焕发，愤世嫉俗的东坡，到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既有性情乐观豁达随遇而安的一面，又有见解固执反映激烈的一面，这些，王闰之都要适应丈夫，而不可能改造丈夫来适应自己。
　　但是，再贤惠的妻子在对待丈夫与其它女人交往上也会心胸狭窄，“酸”之极表示爱之深，恰苏东坡又性情喜爱追欢寻乐，杭州的官场生活又使得他身边周围美女歌妓不断，妻子如何应对这种尴尬？
　　在这方面苏夫人是无比聪明的，她不会把自己丈夫反推入歌妓的怀抱，因为她明白：好丈夫决不是妻子管出来的，对东坡这样的男人，最有效的管理就两个字：信任！
　　王闰之要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不大抛头露面的妻子，现在她已经为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加上堂姐王弗留下的苏门长子苏迈，她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养育、教育这三个孩子就是王闰之需要做好的首样事情。
　　苏东坡到任一年后，杭州又换了新太守，陈襄，也是个饱学之士，与苏东坡性情极为相投，尤其是这位陈太守也喜好招官妓陪同游玩，这下东坡遇到了同好，杭州领导班子的集体旅游式办公自然愈加合法盛行。
　　这时的王闰之看得特开，对于丈夫经常给歌妓题诗，她也没认为有什么不应该，王闰之知道丈夫不会迷恋哪些“野伎”，随场应景做戏，那又何妨？
　　所以，当她听说苏东坡与一个名叫琴操的歌妓交往甚为频繁时，也没有大惊小怪，而是采取了正确的沉默，结果还是知夫莫若妻：虽然琴操聪慧非凡，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还是没能让苏东坡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反倒与苏东坡成了文学上的知己。
　　这对琴操也说不上是什么好事，就因为苏东坡经常把白居易所写歌妓末路凄凉的诗句念给琴操听，琴操竟然被不是和尚的东坡度化而皈依佛门，狠心终生为尼了！实在难判断：佛门与娼门哪个门能让女子快乐？
　　王闰之甚至对丈夫接触其他女人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王朝云这个后来的继任妻子能得以来到苏家，就是王闰之以妻子身份替丈夫买来做侍女，进而升级侍妾的，她曾公开声称：“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这里的“春月”便别有意味。
　　反过来苏东坡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对妻子隐瞒的了，苏东坡对于自己这“不检点”爱好也留诗句为证：
　　“惯眠处士运庵里，倦卧佳人锦瑟旁”，
　　甚至对东坡的好酒，王闰之也给予主动配合：后来密州任上时，因为朝廷又公布的一个税赋新法，东坡心情不乐，偏孩子还要来牵衣哭闹，东坡不由发火骂孩子痴傻。王闰之这样劝丈夫：“你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饮点酒呢？”。
　　斟满的酒杯放在他面前，令东坡十分感愧，后来曾写诗说自己的妻子比好酒诗人刘伶的妻子要贤德，因为据载：刘伶的妻子是不许丈夫喝酒的。
　　苏夫人本身也是个进士的女儿，自己也能读会写，但是她只乐于下厨动手为东坡做家乡川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
　　对于这个诗人丈夫文学上的成就，王闰之没那么当作宝贝，以至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闰之竟然怨恨起了这些给丈夫带来灾祸的诗文手稿，索性一火焚之，致使东坡诗稿被烧掉十之八九，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实际上东坡也没有辜负妻子的新任，据宋人袁文《瓮牖闲评》说：“坡倅（当副手于）杭日，与刘贡父兄弟（刘敝、刘攽）游西湖，忽有一女子驾小舟而来。自叙景慕公名，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愿献一曲。坡乃为赋《江神子》词”
　　竟有女子主动慕名献身！而东坡却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仅赠词一首便打发走了，可见东坡实乃风流而不色，重情而不淫。
　　苏东坡对王闰之评价也相当到位，曾专作《蝶恋花》夸赞妻子：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便是称赞王闰之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
　　后来王闰之去世之刻，东坡“泪尽目干”，亲自撰写祭文，向妻子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并将王闰之的灵柩留在京西寺院里停放了十多年，东坡去世，弟弟苏辙终将两人合葬，实践了东坡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承诺。
　　东坡通判杭州，也并非整日诗酒游玩，不理政务，事实上还是比较敬业的，只不过此时的通判主要业务是杭州接待处处长兼杭州法院法官的工作，而苏东坡竟能办公不忘游玩，别出心裁地把法庭设在了美丽的西湖岸边。
　　（请看下篇：二十七、湖边判案情重法）
　　　　二十七、湖边判案情重法
　　总的说来，苏东坡通判杭州期间公务不甚繁忙，除不时因公外出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干着杭州市政接待处长的活路。
　　这也难怪，杭州胜景名冠华夏，京师中大员谁不想公费到杭州来趟？找个理由容易的很：开个会议、考察、学习什么的，而苏东坡恰又才名动京师，这些大人物来到杭州之后，自然要来主动拜访这“前科状元”，苏东坡是逃不过出面接待的。
　　像现代的一些“专业酒陪”官员一样，这其实不是什么易干的活路，对身体影响极大，那著名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得以在一些政要人群中流行，繁多的酒宴功不可没！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有段时期肚腹翩翩，估计就是干这工作落下的“职业体形”。至于后来有记载东坡五缕胡须，面目清瘦，那是后来的事，不掌权了，这些“艰苦工作”自然也就没人派给了。
　　其实杭州通判时的苏东坡对成天淹在这种迎来送往的业务中也是深痛恶绝，曾称呼自己这判官职业为“酒食地狱”（《萍州可谈》载）。
　　此段时间，东坡做过开挖溏镇运河的督监、赈济灾民的官方代表、检查劳改犯的巡视，但主要业务还是法官，因此也就少不了坐堂问案，挥毫判词。
　　前文说过，苏东坡审案下判，习惯把办公桌直接搬到西湖边上，这个是有记载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里边曾经说“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办”。
　　西湖边的小雨伴着东坡落笔如雨，湖面上浩渺的烟气淹不过案中的迷雾，东坡办公，公私兼顾，上班不误赏美景，的确令人慕煞！
　　苏东坡判案经常把法理和人情结合到一起来办，有时竟是人情重于法理。据宋代史料笔记《春渚纪闻》记载：
　　有两个人把官司打到了东坡的湖边法庭，是件有关民间借贷的民事诉讼：被告是个经营扇子业务的小本生意人，原告是一个富有的绸缎商。原告诉被告向其借了大概价值两万铜钱的绸缎，用来制做扇子，现已逾期没有偿还，绸缎商请求法庭主持公道，予与追索。
　　东坡听完被告答辩，知道借贷事实属实，但被告并无赖账不还的主观故意：这做扇子的被告父亲去世，做丧事费去了一大笔钱；又因丧事错过了扇子的销售旺季，恰赶上这年夏天雨水超常多于往年，造成解凉的扇子滞销，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因素造成了确实无力如期偿还。
　　苏东坡提笔下判不由犹豫：欠债还钱，合理合法，绸缎商起诉并无不当；但被告确属情有可悯，如判令强制归还，这小扇子商人必将被逼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虽富，私人资产也是辛苦所得呀，同样需要继续经营与生活。
　　判被告当堂还钱，于情不忍，于心不愿；不判立即偿还，于法不容，于理不通。
　　犹豫再三，东坡举笔难落，思来想去，东坡情法两难。
　　看着笔尖上的滴墨欲坠，东坡突然灵光闪现，当即令被告速取物证扇子二十把到庭，扇子小贩不明所以，只得依从法庭调查之要求，回家取来如数凉扇，交到了湖边的法庭。
　　主审法官苏东坡好似欲将判词书于扇面之上，二话没说拿起判笔在扇上狂书一气，不多时墨迹遍凉扇，随即吩咐被告收回证物，并嘱咐：“马上出庭变卖，每把索价不要低于一千钱，这些凉扇处理所得应该在两万上下，还了原告，本案就此结案。”
　　扇子商贩疑虑的接过被法官涂抹的扇子，举目一看：扇面上被画上了一些石头、枯树、竹子、兰花之类，心想：每把扇子价不过两文，怎会有傻冒出资千钱来购买现在已经用不着的凉扇？就算杭州人今天全都疯狂变傻瓜，二十把扇子每把就是卖上一百钱，也凑不上那两万钱巨资呀！
　　但是法官的话还是要听的，小贩怀着被无奈作弄的心情走出虚拟的法庭边界，谁知周围早就围观旁听了无数看热闹的闲人，对苏东坡的举止言语早就听罢兴奋，看过欲狂，一见小贩湖边出货，便一拥而上，开始了抢购飓风！
　　这是官方定价，不容打折或提价，所幸大家还知道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自觉排起了长队，每人一把，不许多购，就这样也就前面的二十人才得幸运啊，据说排在二十一位的那位仁兄回家就上了吊，幸喜被120抢救脱险。
　　仅一会儿工夫，两万钱到了扇子小贩手里，不，到了原告绸缎商手里，这下原告被告皆大欢喜，被告当然更喜：凭空因祸添福，竟然发了笔大财！
　　这个事儿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渚纪闻》里边，绝非杜撰，老孙只是叹息：这扇子小贩怎么也该给自己留上一把呀，此纪念品必将成为传家之宝，要流传到今天，无疑将成为国宝级别的一级文物了。
　　举此例子无非是说东坡判案当然首先要依据法律，欠债还钱的天理国法是不容违背的，但妙在东坡能理论联系实际，公正的使原被告都获得了尽可能公正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个对双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避免了官司常见的两败俱伤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立足民生，“以人为本”。
　　有人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东坡法官是有赖于没带大盖帽，没穿庄严的法袍。
　　东坡的湖边法庭设立久了，一些西湖妓女也难免来法庭光顾，当然，也是来打官司，例如请求“脱籍”之类的业务，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变更农业户口性质吧――在宋代，妓女们都是在了国家编制的，想改行，那需要申请法庭予与脱籍认定，不然你就只能依法卖到死。
　　东坡代理郡守的那几天，有个艺名“九尾野狐”的歌妓看准了时机：都知道苏东坡对妓女慈悲为怀，趁这时提出脱籍申请，成功的概率肯定大得多！
　　“九尾野狐”走上了东坡的湖边法庭，以自己已经年龄偏大，不再适应妓女工作为由提出脱籍诉讼，东坡体谅妓女的半生辛苦不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便慈悲打开了这难开的善门，赋诗判决：
　　“五日京兆，判决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五日京兆便是代理郡守五日之意，但就是这五天的一把手，也要替妓女姊妹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但也要看对谁，你如果真的不符合妓女改行的硬条件，东坡也是不会废国法徇私情的，有时东坡也挺坚持原则。
　　九尾野狐脱籍成功，使另一名周姓歌妓看到了改行的希望，便也趁时机向法庭提出脱籍改行，但此妓非彼妓，这周妓女年龄正值芳龄，色艺冠杭州，被称为西湖花魁，东坡实在惋惜周妓的天赋被埋没，大好青春，岂能浪费？
　　提笔赋诗下判：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周妓女只得还操旧业，继续妓女的重要工作。
　　由此可见东坡性情的两面性，对妓女也并非一视同仁，有能力的女子，还是留在妓女岗位上更能发挥专长。
　　苏东坡判词都能诙谐调侃，有意判词成诗。但东坡此期间的诗词却并非全是风花雪月，大部分还是借景抒情，有些甚至影射政局，怜恤贫民、囚徒，这给他将来的仕途埋下了绝大的隐患，甚至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生命！
　　（请看下篇：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苏东坡于杭州通判任上过得其实是他这一生中最适意的日子，就是他日后重回杭州就任太守的几年，也没有这二把手的日子过得安逸。这期间东坡在文学上收获颇丰，诗词名篇留给后人多多。
　　不过这期间的作品大都是他率意为之，即景即情，随意出句，墨迹所留，遍及杭州名寺险山、歌妓衣带、故人书信、花船酒桌……；只是性情黑字留在白纸，却不是什么好事，诗句中一些对新政的不满、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不免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将来的陷阱。
　　期间，一些文学同好自然也乐于前来杭州凑趣，苏东坡自然更乐意陪同游湖，诗酒会友。常来杭州盘桓的有官、有民、有僧、有道，不能一一列举，甚至连八十余老翁也成了苏东坡的至交好友。
　　据传，四川绵竹文人张子野张先，成诗词文名要早于东坡数代，世人谓之乐府体诗泰山北斗，自来杭州一见东坡，立时倾慕起这三十余岁的后生小辈，二人关系发展迅速，竟成为佳话当时的忘年交。
　　苏东坡用一首词纪录了自己与张先同游西湖的情形：
　　《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舍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但据说苏东坡对这位前辈好友却难得尊敬，原因是那张先虽年逾八十五岁，却有一身令世间男人无限眼红的本事：依旧花心不退，色欲不减！那张老先生照样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女为妾，并且带来杭州显摆给小兄弟苏东坡。
　　苏东坡见此老牛乐啃嫩草之事，心内颇不以为然，遂作诗赠张先嘲讽：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梨花以素白著称，而海棠则以鲜红娇嫩闻世，东坡这里暗讽张先一个白发老头娶一少女为妻，有违伦理！
　　不过此事载于野史，尤其诗虽巧妙，但其中“压”字用得暧昧，作为持才孤傲的东坡应该不会如此低俗吧。
　　姑且算真有其事，但东坡将这种歪才用于赋诗填词，却不是屈才的问题了，尤其将对时政的心中不忿发泄于诗词之中，更是给正在瞄准自己的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
　　当时王安石新法正在实施，新法规定全国实行盐类商品由国家专卖，这里不说此政策于国于民有甚大利之类的政治问题――其实这大利政权的“德政”至今仍在执行中，只说因此法令造出了众多的副产品：私盐贩子！
　　东坡通判杭州之时，仅杭州一地便在押贩私盐的囚犯一万七千余名。
　　有一首写天欲雪的词，东坡寄给好友的诗中这样起句：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的和诗寄回来了，苏东坡又答和诗寄回去，起句：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了第三首，起句：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次的起句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该诗后来就给苏东坡惹出了大麻烦，第二首起句被指责为在描写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及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第三首起句明显是在嘲讽政府的商业政策使水运凋零；第四首起句干脆是在明说社会今不如昔了！
　　在苏东坡看来，人民现在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一边写些令人心旷神逸的田园诗篇，一边用寥寥几个字夹带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之类的愤世之句！
　　从杭州到富阳的途中，他开始写天刚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但转眼之间，他便在同样的田园诗中写到：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岂是闻韶解妄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以至后来被指责：“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倒没有冤枉苏东坡，他诗中描写农民正在吃竹笋，说竹笋虽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自明：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
　　在一首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的诗中，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但全诗几乎就是一副农民的受难图：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而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鬼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归。
　　此诗易懂，不用讲解，大家可以想象到：啥样的政府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笼？不是朝廷倡导的“主旋律”，强行播放必然倒霉有日！
　　在苏东坡这段时间里写的数百首诗词里，不好确定哪种意境是东坡诗词的主要情调，但不管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中，还是荡气回肠的爱情诗里，都不少掺有诗人之戏谑讽刺的诗句。
　　东坡的诗词，轻松愉快时能惹人大笑，辛酸凄苦时能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道打趣之下，却能感到诗人的不安、、隐忧、忧伤。
　　在他那朗朗笑声的歌里，能听到诗人的怒吼与叹息！东坡笔下：在鸳鸯的鸣声之外，能听见牢狱中的呻吟；在水车的摇动声中，能听到乡村老妪的悲叹；在湖面花船的喧哗里，能听到妓女绝望的幽怨。
　　就是给钱塘江潮的“弄潮儿”所写的快乐诗歌，字里行间也不无嘲讽时政；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政者，把他们比喻做了夜袅。
　　根据记载：东坡的一位朋友是岭南的太守，他路过杭州时告诉东坡：“我被夜袅逐回矣。”
　　苏东坡当时不解：“你说夜袅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只有去请教凤凰。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袅正在代理凤凰的职务。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
　　东坡听罢，赋诗给朋友：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蝙，属欲争前瞑。
　　这类的挖苦嘲讽诗句多的难以尽数，不过都会被日后准备灭掉苏东坡的政敌们收集齐全的，中国的文字狱奠基甚早，此狱后来被后辈们更加发扬光大，关入囚犯数十万计，前面平反旧犯，后面又投新囚。
　　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好心办了坏事：把这些诗刊印了出来，一时传遍天下！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名声远播，执政者对苏东坡的不安分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表面上看还是置之不理。
　　这主要是顾不得地方上常见的不和谐，中央更重要：三年中，朝局已经发生了剧变：当权的已经不是相对宽厚的王安石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已经被罢免。
　　（请看下篇：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