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煮酒论史->[野史乱弹]广东十虎——合集

　　
　　　
　　 6、 北伐时期的门口狗
　　
　　 国民革命军北伐，四军出兵第十、第十二师，第十一师留守广东。李和尚如此部署，自有其深意。他自己是广西人，虽然一直在粤军里混饭吃，但手下的阿跛与土匪张两个人一个靠上蒋阿拉，一个傍着廖仲恺，不太听他使唤。只有猪棠跟他混时间最久，又是自己一手一脚提拔上来的人，一路听教听话听使唤，同时与自己新收的小弟李、白、黄关系也不错，而且在第一师的嫡系中，只有他没靠山（邹鲁没实力的），与同盟会里面的老屁股们瓜葛不多。不象邓演达、薛岳、张发奎等鸟人，动辄摆起自己是大元帅头号打手的姿势，令人难受。把不听话的踢走，留下听话的，既免牺牲，可保实力，到将来自己有所驱策时，就掌握得稳了。李和尚这个小算盘，是打得噼啪响的。
　　
　　 他却不知道猪棠并不领李和尚的情，私下里却自有一番理解。认为自己的官运亨通，是他老婆“皇帝脚”“朱砂金钱肚”带携的后果，与你李和尚的提拔没多大关系。北伐不及半年，四军分为前方四军与后方四军两部。原来与自己平级的土匪张及阿跛，居然越过了自己，升任军长。张发奎掌前方四军，继而且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原任团长的黄琪翔，升了师长之后，也继升军长。原任师参谋长的吴其伟，原当团长的叶挺，连原当团参谋长的李汉魂也都分别当了第十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狮头”。李和尚所领的后方四军，补入了他的铁杆小弟徐景唐的第十三师，邓彦华的第十六师。陈济棠仍然是捧着个十一师的狮头原封不动，远远落后于张发奎，较之陈铭枢、黄琪翔也大为逊色，竟与吴其伟、叶挺、李汉魂同级齐秩了，真是令人尴尬。于是暗里嫉妒张、黄，更埋怨李和尚要他留守广东做门口狗，大大阻碍其前途的发展。
　　
　　 在北伐期间，猪棠奉命率师分驻高雷钦廉地方，从事剿匪工作，陈对徐闻、合浦、茂名、阳江各属土匪进行清剿，使南路一带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但陈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思想上有所抵触，所以在他驻扎北海期间，对当地的工人、农民运动均不予支持，在他的师部和地方行政机关，所引用的人员，大多是和他有五同关系的人，他后来统治广东的班底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个期间，他五哥陈维周承办捐务大刮民脂民膏。与副师长邓世增吵得不开交，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引起各方面不满。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陈看见这种对己不利的形势，便和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及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办法。几条友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换件红衫改变一下包装，于是请求赴苏联考察，缓和对己不利的局面。1927年春，猪棠请得以国府代表的名义到苏联洽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事宜，率同林翼中暨空军及其他技术人员20多人前往苏联考察。 李扬敬躲去肇庆搞广东守备军的教导队，邓世增则代理了11师师长的职务。
　　
　　 1927年4月，李和尚主持广东，为了配合形势，对军队亦作了一些相应的部署，以配合清党，将十一师从钦廉高雷调回广州担任警卫工作。猪棠在苏联得知这个消息，认为是混水摸鱼的大好时机，便于是年6月由苏联回国。回粤后，初时托病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留医”，以观风色。一面使他的亲信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四出活动，向各方疏通；一面请托当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古应芬向李济深进言，给他复任第十一师狮头职务。古、陈二人早在1923年在肇庆古应芬任大本营驻肇庆行营主任、猪棠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时便已认识。陈曾自告奋勇，要为古应芬撑腰，两人相约互相支持，从此便在政治生涯中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成了死党，古应芬死后，猪棠还办了勷勤大学（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作为纪念。
　　
　　 由于古的力荐，猪棠便顺利地复了职。此时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第十一师人事也有部分调动，该师第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升任新编第三师副师长，遗缺由叶肇升任，与陈有矛盾的第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调任第八路军参谋长，而由余汉谋继任副师长。猪棠一面将所属各团的营长换上了一些亲信的人，一面从中拉拢第十一师老干部使为己用，并常说要继承孙总理和邓仲元师长的遗志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政治威信，巩固他在第十一师的个人势力。
　　
　　　　7、和尚卖了大价钱
　　
　　 1928年夏，北方军阀已相继被蒋阿拉打服，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西北西南各省的中小军阀亦已陆续低头就范，全国在形式上算是获得了统一，蒋阿拉于是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登上最高位后，蒋采用当代卧龙高州佬杨永泰的献策，效法日本削藩，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宣布裁并非嫡系杂牌军，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国内军事巨头桂系、冯基督、阎老西的不满，纷纷筹备对付之策。
　　
　　 蒋介石此次第一要打击的对象就是桂系。原因是北伐后，桂系的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而迅速膨胀，势力伸展得飞快。桂系利用蒋、汪（汪精卫）矛盾，联络西山会议派，操纵了南京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宁汉合流逼蒋下野后，又继续排挤汪美男。结果把两个本来不对眼的家伙逼到墙角，没办法不肉麻地搂在一起互相取暖，待蒋重新上台后，心中自然对桂系必除之而后快。不过此时的蒋桂矛盾还没把酒席掀翻，只是台底下你一脚来我一脚去的互有动作，而且双方还有在反共和打倒北洋军阀等问题上是联合一致的。
　　
　　 国民革命军三度“北伐”，在山东、河南击败了直鲁军阀。小诸葛任前敌总指挥，带兵进入京津，控制着幽燕鲁豫的广大地区，与据有皖鄂地盘的李猛仔相呼应。而李和尚把土匪张的“铁军”赶出广东之后，恢复了对广东的统治，也巩固了地盘。黄绍竑在广西坐镇老巢，更无后顾之忧。桂系声威，一时凌驾在冯（玉祥）、阎（锡山）之上，大有取蒋阿拉而代之的势头。只是桂系从两广至河北的这条一字长蛇阵，还未能接通，原因是湖南极端难受地顶在桂系的腰眼上，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怎么收买都不肯依附桂系，矢志拥蒋。因此李猛仔便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免去鲁涤平之职，扶倾向桂系的何键继任省主席，同时命夏威、叶琪率军进入长沙，赶走鲁涤平。这个事件，就是“武汉事变”。武汉事变在国民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政治格局的极大变动，蒋阿拉在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无论如何，桂系与本党决不两立，有本党无桂系，有桂系无本党。”据说报告至此，全场高呼“打倒桂系军阀”，蒋与桂系至此开始决裂。
　　
　　　　
　　
　　 在军事还没准备未充分之前，蒋阿拉打算先把新桂系的老大李和尚诓来南京摁住，之后把广东收在手里，先卸掉桂系的一条大腿。
　　
　　 为了诓李和尚，蒋阿拉没少花心思本钱，先是很客气地打电报请其出来做他与李、白的和事佬，恳求其能化干戈为玉帛，功在党国，好话说了一大通，函电并发，以诱李之上钓。而在李、白方面看来，目前只求新收的湖南地盘能把握住，让自己的势力从南到北连成一线，以李和尚前去，卖卖老脸，搞讨价还价的生意，亦合算盘，自然不加阻止。惟李和尚本人，就大成问题了，汪美男前年拐他去南京，结果土匪张在广州就动手的前车可鉴，再来一把那就真的笑抽筋了。蒋阿拉算来算去，算定了李和尚此时也想息事宁人帮桂系保住地盘的心理，终于找到合适的保人去把李和尚骗来。谁？就是李和尚的亲家吴老狗，老狗就是吴稚晖。汪美男最恨此人，两人曾在报纸上骂战，吴稚晖被汪骂老狗，因此吴老狗之名就叫开了。吴老狗是蒋的“清客”，一向不负正面的政治责任，专搞搧阴风，点鬼火等傍敲侧击的勾当。这次他以亲家之亲的资格出面作保人，保证绝无危险，保证绝对安全，不由得李和尚不上当。
　　
　　　　
　　 老大被关押的消息传回了广东，邓世增立即以第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在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真是群情激昂，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李振球一个比一个激动，扬言说要不惜一战。但群龙无首，唯有等待到南京去的阿跛、猪棠回来主持大计。那知阿跛经香港时，住酒店遇上火灾，跳楼跌跛了脚在香港留医未北上，（此事有点蹊跷，据说酒店就是猪棠老婆莫秀英开的。）猪棠则根本还没进入京，就衔命由上海南返，到香港后不敢立即回广州。他还不知道同袍对李和尚被扣押的态度究竟如何，万一自己露出“叛李拥蒋”的口风，被当时警卫广州李和尚的铁杆小弟徐景唐弄死或者关押，就鸡飞蛋打了。于是他发了份电报给海军司令细跛（陈策），要他通报有关讯息并派一艘军舰到港接他回穗，改乘陈策派来的海虎舰返回广州。
　　
　　　　
　　 回到广州他也不上岸，吩咐把军舰停在白鹅潭上，分请各将领去谈话，为了迎合粤军将领口头上反蒋拥李的心理，大家都需要装装义气，他大耍滑头地说：“桂系的李、白、拥兵自大，反抗中央，因属不对；而蒋把持中央，剪除异已，穷兵黔武，动摇国本，罪恶更大，为使广东能摆脱战祸，从事三民主义建设，展堂、勷勤两先生以及各元老都劝我不要灰心失望，应该回广东去负起责任，安定各将领心情。力图补救。现在任公已失自由，本自得忍辱负重，和大家寻求新的途径，来救国救民，并可救任公出险。如不自克制，擅动干戈，则无异加重任公之罪状，而置任公于无可挽救之险境。他这番貌似公允的说话，使到原来情绪很激动的袍泽信疑参半，消除了一些怨愤。当时也没有人看出他对李取而代之的真实意图。只有徐景唐愤愤然，当面警告猪棠不要把自己的嫡系军队开到广州，否则冲突就不可避免。”
　　
　　 猪棠看见粤军各将领没有提出正面反对的意见，就于“海虎”舰上宣布就任广州编遣区主任就职，并与阿跛（陈铭枢）、细跛（陈策）联名发表通电，称：“中央因武汉分会破坏统一、违抗命令，不得已而用兵，仅为局部问题。爱党爱国者，应尽力避免战祸之延长与扩大。吾粤系为中央统治下一省，军民当局之任务，首在保持本省之安宁秩序，李总长素重和平，昭示部曲，此次在京受谈，为其部下者应体会其环境地位，使其志大白于天下，早得复自由。倘不此之图，称兵垌喝，无异坐实李总长之罪状。”这是一份出卖李和尚，投靠蒋介石的宣言，它表明广东三陈，已与蒋介石站在一边，反对桂系。
　　
　　 猪棠在“海虎”舰上向各报社记者宣布了他的主张，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24小时之内离开省境。随后猪棠便上岸接管了第八路军总部。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心腹将领林时清设置广东宪兵司令部，接收了李和尚的宪兵营，并扩编为9个中队，负责保卫各军政机关，无形中接替了徐景唐第五军的警卫工作。此外，猪棠又召来了广东中央银行副行长叶少华，并对他说，蒋要派他回广东主持军务，以后银行大笔款项的支付命令都要凭他的印章及签署方能生效。叶少华原是拥护李和尚的，他对陈“背李投蒋”本来就很不满，但看见目前这样的形势，也不敢反对，只好唯唯应命。这样，猪棠就把中央银行完全纳入了自己的掌握之中，控制了财政金融的大权。
　　
　　　　在这个时候，粤军中原来拥护李的将领马骝鼐、高佬蔡、大头鱼、陈章甫、李镇球等人态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拥李最坚决的徐景唐虽然慷慨激昂，表示为援救任公而不惜一战，但参谋长邓世增却徘徊犹豫，举棋不定，找不到一个抵制猪棠接掌军权的对策。加上当时掌握海军细跛及空军张惠长又都倾向于猪棠，力量对比显然对拥李极为不利。
　　
　　 出兵救老长官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其中的真实缘由老实说在“张、黄事变”之后便开始埋下，自从前年土匪张带着北伐的四军回粤后。先以粤人治粤的口号砸了李和尚的场子，不过没想到接着自己被共产党也砸了摊子。尔后他报复，也回砸共产党广州起义的摊档，最后两家都没落好，共产党被打散，土匪张被驱逐出粤境，李和尚重掌广东军政大权。
　　
　　 可惜驱张之后，黄绍竑带领桂系盘踞东北两江地区，怎么也不肯归去。时间一久，难免让粤军恼火，心里起了别样心思，认为这又是广西瘦狗觊觎广东肥肉之举，自民元以来，新老桂系轮番统治广东，拿着粤人的钱粮去称王称霸，早已让粤人心头火起。而李和尚虽然没明目张胆地为桂系占据广东提供方便，但他与黄绍宏的谋粤方略，也是蚕食与鲸吞的区别。一年多来，李黄两人不断将桂系人士渗透进广东军政系统，达到在广东发展桂系的势力的目的。
　　
　　 这些动作看在粤系军人的眼里，李和尚一贯以来处事公正的形象，便开始有些瓦解。不过多年的老长官被软禁，不叫喊两声武力解救，也说不过去，起码给部下的感觉不好，以后兵就难带了，在会议上喊喊口号，装装样子，尽尽人事，意思意思一下也就算了。难道粤军还真的为了桂系的利益，去和蒋阿拉打仗？当时三陈联名发表时局通电云；“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之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我粤,而牵入之战争漩涡者则粤人之公敌”。这个通电才是粤系的真实心声，什么起兵靖难，救老长官云云，说说而已，谁当真谁是二百五。
　　
　　 刚开始黄绍竑不明就里，还回广西率领所部挺进三水、肇庆，准备到广州与猪棠合兵北上进攻湖南。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军队攻占了武汉，桂系势力被迫撤回来广西。黄绍竑亦将所部沿西江撤走，并通电发表声明：“粤桂两省各行其是，勿相干预”。蒋介石看见了猪棠已经稳定了广东的局势，便委任他接替李和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使他完全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大权，实际开始了对广东的统治。
　　
　　
　　　　
　　
　　 8、南天一哥
　　
　　 1930年冬，为捞取平津华北地区的控制权，蒋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的声援蒋阿拉，有了强援之后，蒋阿拉在中原大战中又再取胜，风头一时无两。
　　
　　 环顾国内形势，蒋认为推行独裁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在政治上又想不出什么新鲜花样，只能沿用汪美男搞扩大会议时的一套，提出了定期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约法主张无非以军驮政，把立法院长胡汉民挤去边缘，更让胡忍无可忍的是，这无异是把汪已倒下的旗扶起来，为之呐喊，这一口气是无论如何吞不下肚的。于是就发出他的所谓“训政保姆论”的议论，在家闲谈也好，演讲也好，甚至见诸于文字，不断地向蒋加以非难疵议，蒋大为不满。与老狗吴稚晖、戴季陶密商后，决定迫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下野休息，谁知胡理都不理他，一翻白眼，扬长而去。
　　
　　 1931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全体中委会议，讨论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胡汉民在会上针对了蒋阿拉的发言加以批驳，形成了正面冲突，会场的空气紧张万分，使会议得不到结果。晚上蒋阿拉满脸笑容地摆下宴席，请胡汉民喝小酒，企图缓和关系。谁知道两个人喝着喝着，越喝越僵，还互相拍着桌子表达了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的愿望，最后胡汉民掀了桌子，蒋阿拉也气得一不作二不休，当晚便把胡汉民押上汤山，使其与李和尚做伴去。
　　
　　 舆论一时为之哗然，不久蒋又受美、英、法等国抨击，斥为践踏民主。胡被蒋软禁后，胡的亲信古应芬在日本领事馆的秘密通知下，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动正与率部张、桂联军对持的猪棠反蒋。
　　
　　 古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是在小北路开设棺材铺的，店内地方颇宽阔。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人曾在这店内商议过进行事情。因为朱执信是法政学堂的教员，胡毅生、陈淑子等的住地，都离这店不远，所以便时常到他店中搞搞革命聚会。但到风声紧时，古就害怕连累到自己身上，要他们少些来。古性格软弱由此可见，故绰号“烂鼓”，大约是说他不用重槌是擂不响的，真是形容得恰当。不过他还算有义气，冇做二五仔。广州光复后，胡毅生当了海军司长，古当他的总务科长，这是古进身的初阶。
　　
　　 在胡汉民、胡毅生两兄弟的提拔下，十多年后烂鼓也爬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地位。1923年他任大本营驻肇庆行营主任，认识了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的猪棠，两人一见投缘，十分合拍，猪棠对他也十分恭敬，称他为古先生。猪棠曾拍着胸脯发誓，自己日后若果带兵，便为古应芬作后盾，两人于是相约互相支持，从此便在政治生涯中结下了不解之缘。猪棠由团长升旅长，这个家伙在孙大帅面前边鼓敲得山响，出力着实不少。之后猪棠更是恭敬他，称她为古先生，他也愈给面子猪棠，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与其同一鼻孔出气，成为猪棠控“党”统政的一把最好手。不过他运交华盖，正当自己政治派系即将掌权，可以在广东呼风唤雨时，31年底便因为牙疼，把他给疼死了。
　　
　　 古、陈如此的交情，猪棠心里自然倾向支持胡汉民。而且蒋阿拉欠他五百万的军饷不但不给，连他每个月在梧州收刮的八十万财政收入，蒋也想叫他收缴上中央。明知道猪棠的政治靠山是胡汉民，把胡扣押后第三天，就电调其带兵入赣“剿共”，逼其选边站队。自从三陈倒李以来，猪棠与阿跛分掌广东军政，趁猪棠带兵与张、桂联军火拼在外时，阿跛也会抓时机，组建了四个保安团，全部德械装备，其中两个盘踞郊外黄埔，对广州虎视眈眈。此时又有风声传来，阿跛的嫡系十九路军目前在赣南“剿共”是假，随时准备回粤霸位是真。看来这次靠耍滑头是耍不过去了，不拥蒋就得反蒋。
　　
　　 事到临头须放胆，横直都是砧板上的鱼肉，不如搏一搏，利用此事干脆扯旗反蒋，既可取得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声誉，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猪棠便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络各方，策动反蒋活动；一面伸出友谊的猪爪，派香翰屏为代表与张、桂联军讲和，重修旧好。愿将梧州还给李、白，粤军所部撤返广东，两广一起联合反蒋。张、桂联军迭经花县、北流、衡阳三次大败，正穷得快去讨饭了，当然十分愿意接受。
　　
　　　　古应芬向与蒋有矛盾的国民党各派系拉拢成熟后，便于4月下旬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等，公开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案，历数蒋介石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己、制造战祸、毁法乱纪、动摇国本、厉行独裁、奴役人民等罪状，要求国民党中央将蒋撤职查办，以维法纪，而平民愤。猪棠跟着将他在广西的军队撤返广东的肇庆、韶关。由两广将领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的弹劾案。猪棠自然知道阿跛不肯站在粤方的立场上一起反蒋，通电临发出时才告诉他，打算逼他上贼船，果然阿跛不堪骚扰，离岗往沪，转往庐山投蒋。猪棠一面指定民政厅长许崇清暂行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一面派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两个保安团的枪械，以绝后患。同时立即扩编军队，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全军人数达十五万，他自任总司令，和李宗仁所恢复的第四集团军联合起来，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形成对峙的局面。
　　
　　 他此时在名义上虽然只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的常务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衔头，但是他一手包揽全省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下都得尊重他的意见，西南各省将领，尤其是广西方面，也不得不让他稳执牛耳，真可谓八面威风，盛极一时，连蒋阿拉对他都只能吹胀了。猪棠“南天王”的地位，自此才算正式建立。
　　
　　　　
　　
　　
　　 9、左拼右杀驱政客
　　
　　
　　
　　 幼时夏夜闷热，经常在晒谷场乘凉时听一帮老头聊过去，闲谈碎语间，常常听见老人家说陈济棠统治广东时，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陈济棠猪人有猪福，运气好，那几年广东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工商业蓬勃发展。我那时是不信的，平时老说万恶的旧社会，人民卖儿卖女卖老婆，吃草根啃树皮嚼黄泥。好日子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才可能发生，除此之外人民过的都是极端贫困的生活。这帮老棺材攮子简直是当着和尚骂秃子，居然敢歌颂旧社会，那不等于攻击新社会么，直接拉去大烟囱火化算了。
　　
　　
　　
　　 记得二伯公说六几年镇上的中学请他去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搞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大会。他翻着白眼对校长说：“不去，别他妈的说着说着说漏了嘴，倒过来变成忆甜思苦了。”二伯公的说法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
　　
　　
　　
　　 后来我有机会在广州走街窜巷，向一些上年纪的人求证猪棠统治时期的真相。众说纷纭，有说好也有说不好的，基本的印象还是不错，主要是广东历经多年战乱，粤人已经厌倦革命，希望修养生息。他因缘际会恰好稳定了广东的社会，让广东避免了几场战争与革命的摧残，同时他借助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大广东的建设投入，并注重发展工商，恢复性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人民看到了新希望。类似八十年代初期，人们从政治的镣铐中挣脱出来，把精力投入到生产与发展经济中，人人都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一种澎湃向上的冲动。因此特别怀念那段时间，其实陷于基础薄弱，当时各类问题还是成堆成堆的。
　　
　　
　　
　　 凭良心说，如果1927年土匪张带着四军占据广东，我看在经济建设的成就方面，他未必及的上猪棠。要知道阿张也是个热衷搞武装斗争的革命狂，他带兵回来驱除桂系是打算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不是打算建设广东的，可想而知在他统治下的广东，还将是烟火不断，杀声不绝。至于别的势力占据广东，粤人的命运只会更悲惨，而不会更好。即使我对土匪张再有好感，对于这点，我也保持清醒的认识。
　　
　　
　　
　　 经济建设，必然不能有政治上的掣肘。经过一系列的内斗，猪棠成功地把可能掣肘自己的政治势力驱除出粤，有比较好的环境大展拳脚。
　　
　　
　　
　　 蒋阿拉扣押胡汉民，一手造成宁粤分裂，反而促成了桂系与粤系胡、汪、孙（孙科）三派势力大团结。连胡、汪这样长期势不两立的派系，也携手共同反蒋。刚开始时，蒋还真的是有点慌了手脚，后悔自己的冲动。
　　
　　
　　
　　 但拖延了一点时间后，看看粤方的动静好像雷声大，雨点小。特别是猪棠面对各路政客督促其立即起兵攻占湖南，渴望进一步打开局面，猪棠都是虚与应付，哼哼唧唧的，动也不动。蒋介石看清了猪棠当时的心事，同时也看透了李和尚和胡汉民在广东方面的影响不大，搞不出多大的风浪来。便极度地运用怀柔政策，声言保证对广东不以武力解决，同时解除了李、胡的软禁。又通过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选举胡汉民为国府委员，恢复李和尚的国民党籍，并任为国府委员。于是空气便缓和下来，战火没有燃烧的可能了。
　　
　　
　　
　　 当胡汉民被蒋放出来下山回粤时，猪棠表面上是欢迎的，但内心却不无担心。胡汉民连老蒋都不买账，自己算老几？彼此间肯定不像古应芬那样合作无间，自己控“党”统政，将不如以往的顺利。在蒋方面当然也不愿他们的水乳交融，也不断地玩弄着挑拨离间的手法。香港报纸不时散播出胡汉民要报汤山之仇，逼猪棠作出进一步的反蒋行动，甚至说到胡进行唆使陈部内变，又屡传胡被猪棠软禁的消息。香港的小报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渲染得有声有色。猪棠被逼得没办法，竞然当面问胡，请他作出事实的证明，以释谣言。所以胡在汤山，固然忧愤填胸，在羊城，也觉得不会怎样畅快。于是为避嫌，辟谣，作出了事实的证明，“乘桴浮于海”游欧去了。
　　
　　
　　
　　 至于李和尚，还没等他回到广州，在猪棠的指使下，落款是人民团体的反李标语便贴满了羊城，李和尚脸皮薄，自然不好意思再进广州，只能滞留在香港了。
　　
　　
　　
　　 粤系大团结中，由当时声誉颇佳，号称英风侠气的汪美男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实权完全操在猪棠手上。所有大小措施都要取得猪棠的同意才能执行，这使汪美男感觉相当不爽。同年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到最后阶段，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时，由于在各派系所占名额分配问题上争持不决，在刚落成的中山纪念堂开大会时，上演全武行，打得一塌糊涂，以致会议发生分裂，汪美男的改组派200多人退出会场，转移上海自己玩自己的小鸡鸡，之后形势一变，又和蒋搂抱在一起。对此事汪曾悻悻然地解释说：“横直都是做走狗，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则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从此，猪棠与改组派的关系就破裂了。
　　
　　
　　
　　　　孙科的太子派也因争取执监委员名额问题不能满足而跑到澳门去，表示消极抵制。后来通过伍朝枢、邓泽如等的左哄右求，才勉强回到广州出席会议。至第二年夏，猪棠为了重行统一控制广东陆海空的军权，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撤销海军总司令部和空军总司令部，免去原属太子派的海军总司令陈策、空军总司令张惠长的职务，这样一来，陈与孙科太子派的矛盾就更为加深。连伍朝枢、傅秉常、吴尚鹰等也离开了广州。以后还迫走了属太子派的中山县县长唐绍仪。
　　　　
　　　 几下散手之后，几个政治派别势力被他搞得七零八落，猪棠吞噬了因胡汉民被扣押后大部分的政治果实，最终变成了有实力、有地盘、有靠山的南天一哥。在今后的几年里，他施展了作为老广最基本的强项才华——发财。
　　
　　　　
　　
　　 10、控政驭军
　　
　　
　　 陈济棠人形似猪，平时看上去闷声闷气，碌碌无为。但升官升得顺风顺水，有人认为他步步高升是因为时势使然，也有人说他得益于他老婆的“七星皇帝脚”。相信这些说法的对手，最后都变成死老虎，被他这头猪吃掉。民国军阀中，他与四川“面带猪像，心中嘹亮。”的刘湘太象了，但刘猪哥的军政成就，比起他可就不是差了一星半点。
　　
　　
　　 说老实话，猪棠带兵打仗的本事一般般，不算名将也不是悍将。但玩政治与治理地方，算是把好手，不算一代宗师也是高手。他插足政治生涯很晚，但学习能力超强。几年的时间里，对手一个一个被撂倒。他玩得很扎实，一开始就布局深远，步步为营，端是英雄了得。
　　
　　
　　 他政治上的狗头军师是林翼中，林是合浦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众在廉州起义响应，入读广东高等师范，毕业了清高傲岸也不从政，反而跑去执信中学做老夫子。1925年架不住猪棠天天来“三顾茅房”，就跳槽下海当了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师党表。1928年春，猪棠爬上第四军军长兼任西区善后委员的位置，立即就安排林翼中任政务处长，这是他们哥俩初进官场，始玩政治。
　　
　　
　　　　当时的第四军当时辖有余汉谋的第11师、香翰屏的第12师、陈章甫的第25师，除驻扎广州外，又分驻西区各县从事绥靖工作。一方面继续进行“清党”，镇压工农武装力量；一方面肃清土匪，改进行政基层组织，修筑公路，发展珠江三角洲航运业以及改良各城镇，兴办学校，架设全区电话网等等。西江各县一时庶政并举，社会安定，运输畅通，经济出现复苏的景象。此外，陈、林又认为西区虽属广东省一个分区，但接近全省中枢的广州，做好各县骨干的培养工作，容易进一步在省级方面图谋发展。他们便先从西区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入手，邀请西区各县县党部的委员书记组成“西江同志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使善后公署政务处与各县县党部保持密切的关系，是一个无形的组织。以后猪棠、林翼中就依靠这个组织，在各县党部委员中培养骨干，逐渐扩展到广东省一级和广州市的党务机关中去。与此同时，陈又把他的亲信安插于各部队和各县的行政机关，以扩大他的势力和社会关系。
　　
　　
　　 猪棠不动声色地凭着这一手，培养出自己的亲信团体与文官班底。后来他一跃而上，在短时期内便掌握住了广东的政权，便是靠了这个执政团体。
　　
　　
　　 猪棠对军队的扩编和驾驭也很有他的一套，他经常对手下的兄弟说自己的治军办法，认为一支军队必须保持它本来的历史传统精神，但使之发扬光大，还要不断增添新的血液，加速质量的提高。因此在用人方面，光是倚靠旧部，老屁股们就会骄傲自满，专横腐化。但任用和提拔新人过多，过急，忘记军队的传统特点，也会引起了旧部下的悲观怨怼，军心涣散，所以一定要在有了两个旧人的基础上，吸收和提拔一个新人，使之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在扩编方面，有了两个老营的基础，才可以扩编一个新营，组成一个团。同样有了两个老团的基础，才能扩编一个新团，组成一个师，并且新人插进老营，旧人安排到新营当骨干，这样就不会产生派系门户，军队内部才能团结合作，战斗力量才能生猛。
　　
　　 他任用将领，既要与自己有五同关系，起码也要有三同关系，又要有相当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第一集团军成立之初，旅长以上将领二十四人，全部都是广东佬，而廉钦籍的占七人。而且总觉得外地军官不如他同乡钦廉籍军官可靠，因此每军都至少安排一个钦廉籍的师长，每师要安排一个钦廉籍团长或几个营长，作为互相监视。为了掌握下情，又规定自少校以上的各部队军官，凡因事来广州，必须在三天之内去进谒，向他报告有关所在部队和驻扎地方的情况。接着便照例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官邸里去，设宴款待，酒肴丰盛，礼遇有加，装出一副无限亲切和关怀的样子，问长问短，送钱送礼，宴后还派车送回寓所，使部下受宠若惊，感激拥戴。同时也收到上下牵制监视，及时掌握情况的效果。
　　
　　
　　　　
　　
　　 11、半夜歃血吓死人
　　
　　
　　
　　 为了让手下的文武官员团结起来，效忠于自己。他那猪脑袋还琢磨出不少花样，其中最神神叨叨的就是半夜三更，驱赶部下分批去黄花岗七十二历史墓与粤军第一师坟场“歃血为盟”。
　　
　　
　　
　　 去的人先不告诉你干什么，半夜把人用汽车拉到门口之后，下车伊始，卫士就拿黑纱把眼睛给蒙上，引导至坛前立正，向北行三鞠躬的大礼，再揭下黑纱。这样的意思是你从黑暗中走来，到这就算是见到光明了。
　　
　　
　　
　　 神坛前摆着一条长桌，桌下放着一只生鸡，桌上摆着一把刀和酒杯，还点了几支白蜡烛，燃着一炉香，傍边还竖着三个草人或木头人像，桌后是一排一排黑麻麻的坟头。军人还好，文官里面胆子小的，尿都会给吓出来。在誓词签上名后，发誓者站队立正，高举右手，宣读誓言：“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继承先烈遗志，效忠陈总司令，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共产党。如违背誓言，甘受团体处分、、、、、、”
　　
　　
　　
　　 之后监誓人（一般是高官）当即斩鸡头、烧黄纸，发誓者流上前执刀，对准三个木头人各捅一刀（分别代表帝国主义、苏俄赤党、蒋介石），捅完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入鸡血酒，大家分饮。喝完还要用手巾将酒杯抹干净（表示有始有终），退回原处。如此一批数人，轮流进行。待全体发誓完毕，监誓人与每人一一握手，握紧的时候要猛抖三下（表现三民主义的传承与任重道远），握手礼毕还别一枚圆形小铜章在衣襟上，铜章正面是民党的狗牙徽，中间还有阳纹的“忠”字，背面只有号码。
　　
　　
　　
　　 第一次宣誓在粤军第一师瘦狗岭坟场，宣誓者都是第一师出来的家伙。一共十个，分别是余汉谋、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何荤、李杨敬、唐灏青、杜益谦、曾强、李洁之。由猪棠亲自监誓，那晚猪棠比较激动，据说割鸡脖子时，一哆嗦把自己的手也割了道大口，血淋淋的好不吓人。
　　
　　　　
　　
　　 13.政声人去后
　　
　　 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搞地方经济建设，从成就建树及手腕，猪棠当属第一人。阎老西也算是热衷搞建设的军头，但胸襟气魄及视野，是无法与猪棠比肩的。唯一能把猪棠比下去的，就是陈炯明建设闽南的速度与成效，其余民国诸公，一边歇着凉快去。
　　
　　 自从洋务运动以来，广东曾操办过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企业。可因为革命任务的轻重缓急，南粤大地上一直战火不断，根本没时间空间静下心来来搞建设。放到大环境来说，这倒不单是广东的独家倒霉，那时整个中国都在倒霉中，只是与其它内陆省份相比，广东算是最黑仔那个。近代以来，各路革命先驱都很喜欢广东人的荷包，抱着让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想法，也不管老广喜不喜欢，纷纷把革命的策源地这一光荣的帽子笠在广东人的脑门上。于是广东人饱览了革命的大戏也饱尝了革命的痛苦。清末时，广东经济实力仅次于江苏，到20年代末，广东沦落到全国排第七，就差揸兜乞食了。一直等到猪棠做了南天一哥，广东才奋起直追，成为中国潜心于工农商林文教等各业建设的一块难得的偏安之地。即使到70多年后的今天，在广东的乡间，他的声誉仍隆，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回顾上世纪30年代上半页的民国风云，才能感觉到猪棠建设广东之艰难。那时整个国家七灾八难，救亡与革命的口号叫到鬼杀咁嘈。老毛子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了，还感觉意犹未尽，接着在江西再搞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又在新疆毛手毛脚。日本人看老毛子对中国大施咸猪手，而民党连挣扎都没有，假装叫唤两声便没了声息，觉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于是在东北也整个满洲国恶心老毛子。唉！两条疯狗打架，遭殃却是中国，真是没地方说理去了，难怪蒋光头把头皮挠破也没办法。
　　
　　 广东偏安南天，半独立的状况表面看起来风光，其实内情也是让猪棠有苦难言，先不说蒋阿拉对广东觊觎不止，连自己友高佬蔡的十九路军也一边假装“剿共”，一边对广东频频回望，打算冷不防地打回来抢地盘；契弟土匪张更与桂系勾结，三番五次企图引狼入室；更可怕的是穷得叮铛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阔气的广东充满了仇富心理，一直就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突破粤军的防线，杀进广东筹粮筹款，大搞一票。
　　
　　 “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是汪美男、土匪张派系在1927年喊的，但实践于猪棠身上，几年来他左挡右杀，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困境中建设。其平衡技巧，绝不亚于号称在鸡蛋上跳舞的阎老西。
　　
　　 在他几年的主持下，广东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上都飞速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1935年，广州人口达一百多万。那时市郊四乡的农民常将农产品担到市场卖，换了钱买一箩面粉，一箩饼干，担返屋企吃；广州的茶楼生意象圩场一样喧哗墟冚，可见平民都能普遍享受；外江佬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梁漱溟说：“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为了建设“模范之新广东”，猪棠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破坏之后。自应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1933年，广东的经济从战后恢复性增长转变成发展型增长，他为此制定了正式实施的“三年计划”40多万字，这是对广东最具影响的总体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被认为是猪棠推进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三年汁划”包括乡村和城市、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建设等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纲，他为编制“三年计划”颇费心血，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甚至包括其以前政敌的意见，完成后竟然大病一场，其呕心沥血，可见一斑。连梁漱溟亦叹为“用尽心力”。猪棠很感性地对部下说：“无论消费建设、生产建设，均应以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为前提。若果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则一切的主义都是空谈。”
　　
　　 连带前面他未能完全话事抓庄的五年，三年之后截止1935年底，猪棠主政广东一共八年，交上的成绩单可以说是沉甸甸的。所以邓伯伯给他“治粤八年、确有建树”的评语。
　　
　　 财为庶政之母，没启动资金搞建设，猪棠再有想法也是落入广东人说的——煲冇米粥。刚开始时，迫于无奈，猪棠只能在道友、赌鬼、及嫖客身上榨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黄、赌、毒实行放水养鱼的策略，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政策是，对正正经经的工商业轻税薄赋，对黄、赌、毒则重征赋税。后来很多文章对此政策进行无情的鞭挞，真他妈的虚伪到家了。起码在猪棠时代，他还没本事搞出个“莞式服务”的名词来。
　　
　　 广东发展经济资金来源没什么很特别的来路，和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个样，投资很大部分靠华侨华人兜里的钱。以猪棠之精明，当然懂得怎么去忽悠侨商的银子，他把引入侨资当作 “发展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首”。1933年2月15日，海珠桥通车典礼，广东国货展览会同日开幕。猪棠利用这一机会，派省港大新公司总经理蔡昌前往港澳，邀请和组织一班阔佬回穗参观，以吸引他们回乡兴办实业。2月25日，一个以香港糖商总会会长莫应桂为团长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抵达广州，成员包括港澳一些行业商会的主席、董事，各公司的经理和教育界、报界代表共100多人。
　　
　　 通过一系列吸引侨商的活动，侨资源源流入广东。刚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华侨在外投资无路，投什么亏什么，连存进银行，也是险过剃头，没准一觉睡醒，银行就倒闭关门，故华资纷纷回国。不计私人银行，1933年广东经官办银行汇入的侨汇就达粤币2亿5千多万元，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4.26%。1935年，广东侨汇及华侨投资达5亿5千万元。1936年，国民政府最顺风顺水的一年，全国经济达到最好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不过300亿。
　　
　　 资金充裕之后，猪棠觉得手头松爽，掀起建设的狂潮。其势之生猛，据说不亚于90年代邓伯伯南巡后的广东。“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猪棠是早就意识到了，为适应全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主持下的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规划，经省、县、乡分头兴建，至1935年，广东公路计有干线17条，支线326条，总长度达4000多公里，居全国之冠，不仅贯通全省重要集镇，而且连接赣、湘、桂、闽四个邻省边境。沟通粤澳的岐关车路也在1936年修成全线通车。其时广东全省计有1278辆官营长途汽车和私营汽车，从事客运和货运。
　　
　　 铁路建设方面，最令人兴奋的是修筑多年的粤汉铁路，在1936年全线通车。这条交通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和其他各省的经济交流，直接提高了广州作为外贸港口城市的地位。广东境内几条铁路的维修与管理，也得到改善，客货运量不断提高。
　　
　　
　　　　
　　 一般人都以为东北张家父子经营的空军实力强劲，其实广东空军才是全国之冠。自从花县一役，他的空军炸垮了土匪张的部队后，猪棠对航空更是情有独衷，几年里花巨款建立了6个中队的空军，共有100多架飞机，同时他又强调要发展民航。原来粤港澳三地间的交通往来，除了依靠铁路，就是依靠内河航运。1930年12月，广州至香港首次通航；1932年夏，广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从国外购置了一批飞机，增开国内和国际航班。
　　
　　 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不对教育重视非常，猪棠发财归发财，他是明白教育之重要的。他在《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明确规定“三年计划系以经济为重心”。复又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阐明：“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均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
　　
　　 “陈济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大批提拔重用”。这不是我说的，是解放后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现今华南理工大学）罗明燏罗院长说的话，罗原是广州市工务局的技佐，帮猪棠设计了梅花村公馆（现在产权归广东省X联，就是去年吃水果吃了上百万的那个单位），从而得到猪棠的赏识，后来调任韶关飞机制造厂任监理及琶江兵工厂工程师。
　　
　　 这一时期，广东的中小学校普遍增设职业课，开办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当时，广东的教育经费占全省预算的10.8％。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府的基本建设均得到扩展，还扩建了岭南大学、广东陆军军医大学、广东国医学院、省立专科学校等。另外，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４所专科学校也在着手筹办。文教事业的兴盛，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
　　
　　 广东是沿海省份，境内则以山地和丘陵为主，20世纪30年代，粤省在农林渔业建设上也颇有建树。渔业方面，兴建了上川岛渔场，并筹建广海、闸坡、北海等十几个渔业区。林业方面，省府办了5个模范林场，植树面积3万余亩；比如现在广州的闹市区“农林下路”以东到天河，当年就是林场，否则怎么会有农林下路、农林上路等名称。另全省30多个县开办了林场，加上私人造林，全省植树总面积达20万亩。农业方面，靠着新坦沙的形成和垦殖手段的提高，共垦荒4.9万余亩，同时兴修和维修了一批农田水利设施。而最突出的成绩则是设立实验研究所，改良和引进优良种子，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这使广东粮食连年增产，1935年输入洋米减至5000万元，比10年前少了一半。
　　
　　 在此期间，猪棠在全省范围内兴办了一批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基础工业、军事工业。基础工业中较具影响的有南石头钢铁厂、火力电厂、自来水厂、南石头造纸厂等。军事工业方面，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手榴弹制造厂和造炮的琶江兵工厂，并扩建了洋务运动时创办的石井兵器厂。而广州本市工业发展，他划分了两个工业开发区，一是河南的纺织工业区，二是西村工业开发区，兴办了水泥厂、肥田料厂、汽水啤酒厂、硫酸厂、电解厂、燃料厂、造纸厂等。其中水泥厂的设备购自荷兰；硫酸厂和电解厂的设备购自美国；肥田料厂的设备除少量自造外，多数购自英、美，在当时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因而，仅水泥厂年利润便高达1700万元。河南工业区内主要是纺织厂，有棉织厂、丝织厂、麻织厂、毛织厂等。这类工厂通常规模较大的国企（省营企业），有的厂员工近两千。
　　
　　 至于广州人津津乐道的猪棠对广州的市政建设，我反倒不愿意多谈。一城一地的建设成就，无非是财富的聚集与吸纳，除了起到经济窗口作用，对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无补于事，就象今天的上海，我对其毫无兴趣。
　　
　　 不过对民生问题，他做得不错，如中山图书馆、市政府合署工程、海珠桥的落成，今天人民还在受惠，确实是他的功绩，谁也抹不去。广东民谣“落雨大，水浸街。”就是描绘原来广州市街道的乱七八糟，每年台风雨一来，市区内涝成河，宛如现在天河电脑城一带，大客车都整死火。广州原有内街不下6000条，而且迂回曲折，房屋参差凌乱。从1930年起，猪棠严重违反人权，大搞暴力拆迁，三年内扩展街道1356条，广州市的马路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先后修成西湖路、清平路等24条马路。到1936年，广州马路总长达134公里，并制定了交通规则。市内新增公共汽车公司5家，开辟经营路线19条。全市行驶的汽车，1933年时达2000辆，比1929年增加1180辆。凭良心说，这些建设成就，在当时是全国之冠。
　　
　　 猪棠主政之初，广东的国营企业只有5万元资本，8年间全省新建国营现代企业20多家，为全国各省同类企业之冠，总资本达7000万元。民营企业也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其中新式企业达350余家；总资本从1929年的654万元，发展到1936年的1500万元。这是在世界经济全方位不景气的阶段取得的成绩，极为不易。
　　
　　 兴办现代工业的同时，商业也同步发展，广州建成了惠爱路（今中山四、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各方集资兴建和扩建一批旅馆、茶楼、酒店和戏院。猪棠还鼓励小商小贩摆摊设档，虽然有碍市容观瞻，但增加了不少服务业网点，使市场空前活跃，也不知道后来的黎市长是不是学了他这招。十多年前，广州的围墙全改成小商铺，违章建筑到处都是，那时是“走鬼”们的黄金时代。
　　
　　 秦庆均原来是猪棠省政府里担任统计的工作人员，内战末期任平远县县长，晚年任黄浦区政协副主席。他记载说当时世界金贵银贱，美国通过了白银法案，全世界范围内银价飙升。广东的货币刚好采取银本位，因此币值稳步走高，物价显得相对低廉。当时广东一个银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2个银元可以买一担米，一人每月生活费2个银元。台湾一位老人家十分怀念其年轻时代在广州的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广州的“发廊”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民国成立后，汉人剪去长辫，女子仍留长发，以梳辫或梳髻来作未婚、已婚的标志。“五四”运动喊出妇女解放的口号，剪去辫髻、废除缠足渐成时尚。随着西风东渐，不断出现新的发型，理发铺开始增设为女子恤发、电发的营业项目。广州稍为高级的理发铺，都会向香港订购电发器械，并派专人去香港理发铺学习。广州最早兼营恤发、电发的有唯一、一新、美化3家理发店，不过所有的理发师都是男的，在当时这对招揽生意有点困难，毕竟不是什么女人都愿意被男人侍弄头发。进入30年代，粤地女子恤发、电发日多，各大理发店开始争相雇用女理发师。不过女理发师再怎么多，也多不过80-90年代广东的“发廊妹”，那才叫是满街都是！
　　
　　　　
　　
　　
　　 14、民意闲谈中
　　
　　
　　
　　 每到社会动荡，民心厌共，发生统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都会搬出孔老二，借其思想重整社会道德，让人民克己守礼，老老实实地任其蹂躏。当然，统治者造反抢江山那时候自然又是另一套说辞。
　　
　　 30年代的中国，潮流兴造反，个个搞革命。有点类似今天的人人盼发财，个个做老板。让蒋阿拉感觉真是人心不古。于是发起全国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务必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配做现代大国民。其中的第二点要求比较搞笑，其中规定女性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烫头发，不许穿开衩旗袍；走路要靠左，胸部要挺直；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生活要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
　　
　　　　猪棠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深得其心，立即响应。不过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借风使帆。你说你的，我下面夹带私货，走样执行。猪棠磨拳擦掌地趁机提出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老二、关二哥、岳爷爷的活动，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心义气。
　　
　　 其实在大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近代乃至民国时期军头们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在经济建设上也可以说是“先锋前卫”，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文化上都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事物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他们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当然，文化上的保守并不等于他们性观念保守，相反在这点他们更开放，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娶妾嫖妓，就像今天许多官员一样，白天为人民服务，晚上小妹为他服务。猪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如果X丹早生几十年，碰上陈总司令，那可就发了，起码可以捞个大学校长干干，拎去充实后宫也很有可能。
　　
　　
　　 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在编订初小各年级学生的《经训读本》稿本上，第一课便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搞到授课的老师们大喊吃不消，太肉麻骨痹了。其实现在回头看也不算离谱，他起码没有强迫小学生们喊“陈司令万岁、爹亲娘亲不如陈司令亲”，那才叫做肉麻骨痹。
　　
　　 结合蒋阿拉的新生活运动，广东的宣传机构对“奇装妖服”和跳舞等生活内容，口诛笔伐，大喊要采取措施，达到“正人心，正视听”的效果。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服上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猪棠还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
　　
　　 第一集团军代理舰队司令张之英（钦州人，后沦为汉奸）无聊之极，擦鞋擦上瘾，向猪棠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公安局长何荦傻乎乎的，此事执行得特别来劲，把广州全部游泳场用木板隔成两半，实行男女一池分泳。结果广州的麻笠佬（好色之徒）们失去了昅女的机会，意见自然大过天。后来更离谱。某位公务员的老婆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风纪警察很捉狭地把违纪的番薯印打在妇人旗袍的乳房部位，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老何自知犯了众怒，灰溜溜地撤消了风纪警察的巡逻。
　　
　　　　憨居佬还不止一个，猪棠的老表郑日东任河务局长，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分说理由：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男人。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郑日东这个神经病五十年代逃到香港时，有两箩黄金，因炒金输得一文不剩，差点死了都没人收尸。
　　
　　 1935年中，猪棠发瘟，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出了衣着标准提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禁止播放男女共演之影片。经济的激进与文化的保守，居然很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也算是他的一奇吧。
　　
　　　　15、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五四健将胡适从上海乘船首次南游，到香港后受到港督、华侨教育会主席陈铁一等人放炮仗、拍巴掌欢迎。老胡喜欢演说，在香港五天，就对各界作了十次演讲。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胡博士名士风流，说话百无禁忌，作了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说着说着他就来了情绪，扯到广州。他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白话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是搞不懂，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新文化已经风起云涌，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他真的是不懂，粤人除了搵食方面头脑灵活，思想生猛，在生活与文化方面何止是保守，简直是顽固）接着他又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原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在港的这番有点歧视广东的讲话，经过穗港两地的报纸渲染报道，令猪棠大为不满，认为胡博士摆明就是剃他眼眉。
　　
　　 此次南下，胡适原已托吴康代为安排在羊城的活动，准备到几间大学里进行演讲；中山大学已预售听讲券2000多张；另外还安排了在岭南大学、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处进行演讲。胡适一船春风地踏上北京南路的天字码头，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一干老朋友立即放炮仗。
　　　　
　　　　胡适到了广州，吴康才告诉他：“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博士名满中华，自然有些轻王侯、慢公卿的名士脾气，当然拗颈不允，再说此次第一次来穗，几句话就被吓得逃之夭夭，以后怎么还在江湖上混？第二天，他由陈达材陪同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规划。胡是文人，自然对经济上玩意不感兴趣，林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回答：见见也无妨。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副官禀告之后，猪棠一步三摇地走了出来，寒暄一番后，两个人开始争论关于新文化的内涵。猪棠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嘅主张，祀孔是我嘅爱好，拜关(羽)岳(飞)也是做人的宗旨。我有两大政纲：一是生产建设；二是做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根据。”
　　
　　 　 胡适等猪棠说完，答道：“我和伯南(陈济棠字)先生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先生的‘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说。至于说到读经，我并不反对对古经典的研究，只是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他们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猪棠领教了这位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如簧之舌，胡适也领略了这位“南天王”的顽固。这次谈话一个半小时，陈、胡两人毫不相让，你吹喇叭我敲锣，最后不欢而散。
　　
　　　
　　 正当胡博士怏怏不乐要北归的时候，接到桂系白崇禧、黄旭初的邀请，请其抵桂“赐教”，老胡一看自己还有市场，不禁喜出望外，立即飞抵梧州。这次胡适受到桂系方面热情的招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眠花宿柳，还能在广西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与广州所受到的冷遇对比，自然是广西比广东好了，他再游记里写道：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做个新孔庙。”
　　
　　　　桂系政治集团借胡适作了一次“政治广告”，宣传广西的文明之治。胡适在称赞广西的同时，在他的笔下，字里行间忘不了抨击陈济棠的恋古、迷信的统治。在乘船北上的途中，他用刚学会的广州方言写成《黄花岗》顺口溜一首：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
　　
　　
　　 胡博士学问是厉害的，但这顺口溜诗也写得太垃圾了点，没起到打击猪棠的作用，反倒是堕了自己的名声，也不觉得幽默，甚至不如徐志摩广东话版的《偶然》：我系天上面一嚿云， 个影咁啱遮住你郁郁吓嘅心、、、、、、
　　
　　　　
　　
　　
　　
　　 打算月底一辆破车，与炖狗（在天涯饮食论坛名气很大那个）蛤蟆（毕业于暨大中文系的社会闲杂人员），四个麻粒佬。沿着广西、贵州、川东漫游，最后从湖南沿湘西回来。或者到时候再商量，无目标到处乱走。一脚叉去云南从滇西进川西绕一大圈也有可能。
　　　　
　　　　 现多余一个空位，有意者报名。
　　　　
　　　　 要求：必须是麻粒佬，再美的美女也不要。开车技术好（经常要轮流开夜车赶路），身体好（别动不动就感冒发烧），会吹牛能吹牛，能吃会吃，能打架（起码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能操根木棒自卫，不需要我来照顾你），最好喜欢摄影（否则你站在那里等我们会等得很闷），资金备用约一万。交流方便起见，会粤语的人士最好，因为现在三个都是说白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