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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嵩阳云树 发表时间：2008-12-30 22:38:00,最后更新：2009-09-15 20:43:12，点击：98
《通鉴》背后的故事
承网友们记挂，一直在关心嵩阳《读通鉴札之后》的文章是什么。余一直喜读《通鉴》，便动了心思将《通鉴》写作的一些背后故事，逐一查访个眉目出来。比如通鉴的写作缘故，书局三人的写作分工，书局三人之外尚有一人对《通鉴》的写作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此人是谁？《通鉴》各卷的完成年代，温公是否如史书上所的是个保守派，《通鉴》编辑的流程，以及其显而易见的体例等，虽是无关大雅之文，然余以为，于读书却也增加了不少兴味。就我来说，通过读史料，却也不认为温公就是一个保守派，他不过是与荆公的改革观点不一样而矣，用通俗的话来说，一个提倡节流，一个提倡开源。因为观点互异，而温公之门多君子，荆公却误用了小人，比如吕惠卿，遂滋生了北宋朝多少兴亡事。
温公九分真人，并不负荆公，而荆公亦善待温公，后人修《宋史》，将荆公手下一干人等悉数打入佞臣传，独荆公只身一名臣，亦可见其坦荡与修为。温公时期，唐宋八大家之宋五家已悉数登场，读当年书，亦可见绝代文章。
于西历09新年来临之际，新开一贴，亦是周而复始之意。并借此祝福各位网友吉祥安康。
嵩阳云树于西历08年岁末 《通鉴》：革弊的求索（之一）
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坐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过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事张扬。可我觉得，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说：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国家打点好。可是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百来年。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光给英宗上了一个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给，其余臣所不到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国家财政竟至连官吏军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时年46岁的司马光深感忧心。尽管赵宋王朝在外交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004年的宋辽澶渊立盟，赵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时隔40年之后的1044年，赵宋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下，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宋朝每年“赏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千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此即“庆历和议”。但这些“岁币”只占赵宋财政入的一小部分，“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黄仁宇）
而王朝内部，所需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加上用度不节俭，才是致使赵宋王朝无法息肩的原因。当时国家军队约计八十多万，仅军饷开支一项，既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史纲》）。而过多的地方冗员，也耗费了不少银两。有鉴于此，王朝内部便有革新的声浪。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衔主演，于“庆历和议”前一年的庆历三年，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是因为朋党之争，“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宣告谢幕，并没有给赵宋王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成。但是其对思想界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便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包括被后人指斥为“保守党”的司马光，同样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与王安石不同而矣。
与此同时，当时朝廷还有崇拜唐朝的风气。仁宗君臣同时向往唐朝的为国长久，因此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文官之间研究唐史、讨论唐事，遂成了一种时尚，他们是冀希望于探讨前朝的经验，来引申出救世的路子。在欧阳修、宋祁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撰成《新唐书》之前，已有多人着手撰述唐史。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很推重是书，司马光还为之作“书后”。孙甫作是书的目的也很明确，“《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廿二史札记》说：“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而参修《新唐书》的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敏求亦熟于唐事，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而《新唐书》的成编，是因为仁宋认为《旧唐书》浅陋，才下诏重修。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编年体：司马光的梦中情人
司马光单挑编年体，而不是纪传体，原因有二：
一是史籍猥多，未易卒览。司马光认为，“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厌烦趋易”，多不读史书，因而史籍“行将泯绝”，也便无法“遍知前世得失”。
二是当年也确实存在不读史书的风气。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说：
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为，陋儒莫不尚之。
至司马光时，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已先后次第亮相。理学之二程，写《皇极经世》之邵雍，也已风姿冠代。可就是如此的星光灿烂，也还有士人的不读史书，可见斯道之艰难。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史学寝微矣”。至如司马光，平生好学，七岁时闻讲《左传》，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故其《谢赐序表》曰：“臣百事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然其《与刘恕道原书》中说：“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好学如温公，都如此了，难怪他人。
有鉴于此，司马光才要写一部通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进通志表》）也就是说，司马光本意是要给诸生写一部言简意赅、又博得其要的编年体通史，只是皇帝的特殊地位，有关民生国计，读史又可以鉴往知来，故而特别推介给皇帝看。《进通志表》说：“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此亦是古代士子的入世理想。
嘉祐年间，温公尝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资治通鉴外纪·自序》）
“因丘明编年之体”，是说《通鉴》要学《春秋左氏传》的编年写法，使历史事情首尾清楚。张须《通鉴学》认为，左丘明是孔夫子的学生。《春秋》意在褒贬，有些事体就不甚明了，而《左传》则因之而将事情的脉络疏通个清楚，开了长编序事法门。温公要学的也是这个。章炳麟说：“《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左传》之后五百多年，无人继其编年之体者。至东汉末，献帝因《汉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文繁难懂，诏荀悦依《左传》体制，作《汉纪》30篇。荀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后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甚为温公推重。温公言“仿荀悦简要之文”，即是指此。
然温公编撰《通鉴》，亦不取或不敢师法夫子的褒贬笔削之法。温公于刘备继皇帝位当年评论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我以为这也是史学家该有的平实，用事实的兴亡来劝戒，就少了很多冬烘气。温公编撰《通鉴》，其取材也多本这个观点。温公编“唐纪”、“五代纪”，于同时代人编著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皆不甚采择，只缘于欧阳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其书所含头巾气甚重之故。（《通鉴学》） 帝王将相：不是《通鉴》的唯一视角（之三）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至此，司马光由个人修史升格为国家行为。其实早在英宗命司马光之前，司马光的《通志》就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作为关注的对象。因此，有些读者便把《通鉴》看作是一部御用书，是专门写给统治者看的，表现出相当的不屑。而事实上，司马光的关注对象，远不止于此。
胡三省说，“《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矣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矣。”胡三省于发扬《通鉴》之学，居功甚伟，他的话理当不差。只是《通鉴》一书鉴于行文的需要，在礼乐兵制方面有所详略而矣。因此，张须便推重胡三省的《注》，“其属于礼乐兵制者，虽比较上大致具载，然至多亦不过百数十字而止，不读胡《注》，即不能明其梗概何若。”余多年前闲写“读《通鉴》札记”系列，与文化史迹方面着墨颇多，亦是兴趣所关。张须《通鉴学》批评是书“于文化史迹，不免贫乏。”虽是如此，可也是《通鉴》一书删繁就简的需要。
《通鉴》善写战争，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此又是是书一大特色。毛泽东称赞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谋略，堪称精典。是书写三垂冈一役，进而使后梁朱温哀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的小名）。”毛泽东评论三垂冈战役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因而挥毫写下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之书法与严之诗作，还有三垂冈的历史布景，亦成就一段读书风流事。温公又重兵法的叙述。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官渡之战和三垂冈一役，无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典战例。《资治通鉴》卷244写晚唐藩镇跋扈，温公引杜牧注《孙子》序说：“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此最可见温公对军事的重视，直接绍承夫子“不教民战之谓弃”的思想。故而顾炎武称“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通鉴》纪兴乱之外，亦兼志卓行，又好详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通鉴》写讲学河汾之间的王通、写山中宰相陶弘景、写陈婴之母与王陵之母，写杨修之父杨彪为避祸，积十馀年不行。凡此种种，张须说：“此等皆不关当时大局，不载固亦未为不可，而《通鉴》常摭而书之，既弥编年之憾，亦广景行之资。”温公亦是要劝人向上。至如《通鉴》写名公臣卿的兴亡败家之迹，更是让人有前车之感。《通鉴》写出身“王谢”的谢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足为自恃才情者戒。
曾国藩一生极为推重是书，曾谓“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其与罗少村书曰：“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至失队。”
《历年图》：《通鉴》的写作计划（之四）
司马光发心写《通鉴》，大约在仁宗嘉祐年间。仁宗在位40年，嘉祐是仁宗最末一个年号，自公元1056年至公元1063年，前后八年。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引述温公的话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通鉴学p23）
温公对刘恕说这一番话，时在嘉祐年间，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至仁宗嘉祐年间，温公已着手准备《通鉴》的写作。这期间，温公大约撰写了三部作品，一是《历年图》七卷，一是《通志》八卷，再就是五卷本《历年图》，并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皇帝御览。《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其八卷即是《通鉴》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我们通常说，温公领他的书局，花费了19年时间来完成六百多万字的《通鉴》的编撰。我认为，此说不够严谨，算上温公写作《通志》的时间，总费时至少在22年左右，这还不包括温公着手搜集材料、写作《历年图》的时间。
七卷本《历年图》，“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时间跨越1800年。据温公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说，“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按温公的意思，初始作《历年图》不过是草稿，方便在友人间交流。而五卷本《历年图》是明明白白地拿出来给皇帝看，也就是说是温公的定稿，其起讫时间自周威烈王23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凡1362年，与《通鉴》完全一致。由此，我认为：一、七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前，五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后，并以七卷本为蓝本。二、五卷本《历年图》应看作是温公写作《通志》，及之后《通鉴》一书的写作大纲。
温公之所以写《记历年图后》一文，是因为当时有个姓赵的人，私将七卷本《历年图》，拿去刊刻发布了。除将书名改为《帝统》外，还“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很为温公所不满。“今此浅陋之书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盗版书既然无力回收，温公又不能睁睁地让它误导读者，只好自己动手，将旧稿刊正一遍，这便是《玉海》所载七卷本《历年图》的来历。而《记历年图后》一文里，还有重要之极的一句话，这便是上文引述的“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读其中的意思，可以破解温公在写作《通志》之前，到底有没有预先设定一个写作大纲的问题。
从温公后来编撰《通鉴》的过程来看，他是严格要求书局里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先丛目，后长编，最后由他亲自删削、润色、定稿，层次分明，一丝不苟。难不成温公在初创《通志》时，就没有一个搜集素材的过程而仓促下笔？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而揣摩温公这句话的意思，七卷本《历年图》最初的打算就是为写作“省烦文、便观览”通史而准备的底稿，目的就是方便征求友人的意见。嘉祐年间，温公对刘恕所说的话，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他俩之间就此话题展开的讨论，并且初步拟定了写作框架。而经过深思熟虑，温公才将《通鉴》一书的起首时间从“共和”，后推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应该说，这期间，温公已将《通鉴》一书的主要体例考虑清楚了，否则，《通志》八卷不是与后来的《通鉴》无法衔接了么。至如后来温公与刘恕就体例问题所做的商谈，我以为不过是将其中细节斟酌完善而矣。由此，也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以温公与刘恕之间的谈天为临界点，之前温公创作了七卷本《历年图》，之后温公创作了《通志》八卷，五卷本《历年图》介于两者之间。
哲宗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上言中说：
臣先于英宗皇帝时，尝采猎经史，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谓之《历年图》。
温公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尽管元祐元年他已衰病，并于当年九月病逝，但我以为连《历年图》的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何致于将仁宗与英宗弄混？那么解释只有一个，七卷本《历年图》确撰于仁宗时，但五卷本《历年图》应该修订于英宗时，可以是嘉祐八年，英宗继位之时；也可以是治平元年，英宗继位的第二年。或许会有疑问：五卷本《历年图》治平元年进呈，而在同年或上一年的嘉祐八年才写，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这个问题好解释，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做些修订，为时尚少。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按照先“丛目”后“长篇”的原则，温公撰述《通志》八卷的时间上限应当是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也就是说，有可能与修订五卷本《历年图》同时动笔，至治平三年进呈，总费时三年左右。
另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温公编撰《通鉴》是有一个写作计划的，与刘恕的那个引文搭在一起，就不再是孤证了，而是双证，且铁证如山。
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亲自给司马光的书作序，其中一句说：“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表扬的话且放过，“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则要命了，神宗是根据什么而得出“二百九十六卷”这个精确的数字？难不成宋朝也时兴拍脑袋？再回头看表扬的话，司马光的书离成稿尚有十八年之遥，神宗又是根据什么，对全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再看：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说得有鼻子有眼，没有证据表明，神宗一定要拍司马光的马屁，司马光也不是霍光，拥有废立之权。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五卷本《历年图》，温公是作为《通鉴》的写作大纲进呈给皇帝的，同时进呈的，也一定还有卷数明细（可以与进呈《通志》八卷同时）。而神宗皇帝读过《历年图》与《通志》后，大为欢喜，所以才有如上考评，296卷之得出，也才有根有据，否则神宗的序不成妄语了么。
五卷本《历年图》后来被编入《稽古录》，作为《通鉴》的简读本行世，是温公编撰《通鉴》的副产品。这不奇怪，温公考证旧史，不也产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么。《稽古录》二十卷，卷十一下帙至卷十六，便是五卷本《历年图》。卷首至卷十一上帙，比七卷本《历年图》的起首“共和”更往前推至伏羲时。卷十七至卷末，是写宋太祖至英宗治平四年的事。朱熹对这部书很看中，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全把《稽古录》当《通鉴》的简本来看。《四库全书》“提要”对《稽古录》也评价甚高：
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说了半天，比朱子的评价还高，都是“圭臬”了。由此可以证得，五卷本《历代图》虽作大纲，写得着实不差，神宗基于全书的评语，亦是据此而发。
至于现行的《通鉴》只有294卷，比神宗“序”少了二卷，当是具体撰写过程中的变动，此不足为奇。《唐纪》81卷，而据李焘说，《唐纪》初定稿时只有80卷；《五代纪》29卷，而李攸《宋朝事实》言，《五代纪》当是30卷。张须认为，“此当是镂版前的增删。”
注：
丘明，即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张须撰《通鉴学》，认为是孔夫子的学生。
荀悦，东汉史学家。献帝因班固《汉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文繁难懂，诏荀悦依《左传》体制，作《汉纪》30篇。荀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后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一文见《司马光年谱》p231。 作者：更张 回复日期：2009-1-5 17:52:09
读来汗颜
不说别的
这里似乎就没有看到错别字，比起我的不啻天壤之别了。
于《通鉴学》及温公素无深究，不敢置一词。
想起很小的时候，将《通鉴》、《文史通义》《通志》作为三通，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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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张兄快乐中人，握手。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1-7 7:22:04
继续拜读
补课
叹服！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1-7 8:15:58
洋洋洒洒，拜读。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1-7 9:07:03
該起床了，該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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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拜谢各位兄弟。 刘攽入书局时间考（之五）
书局同僚三人，刘恕和范祖禹二人进入书局的时间比较确定，前者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后者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只有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史上没有明确。司马光本来向英宗要了二个人来同修史书，一个就是刘恕，另一个是赵锡君，“二人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后来赵锡君守父丧，丁忧去了，便命刘攽代之。史料的交代到此为止，刘攽入局的时间便成一个悬疑。然而悬疑尽管有悬疑，大体的时间段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大约介于刘恕和范祖禹之间。然余通过研读一些史料，认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也可以确定。
《宋史》“列传第七十八”这样记载刘攽：
“攽字贡父，与敞（刘敞，刘攽的兄长）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攽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
古人写史，用笔经济，自有其笔削的道理。但也由于其过于简洁的文笔，后人要想探究某些枝节，往往比较头痛。比如上文所引资料，给我的悬疑就三个：一是刘攽考中进士的时间，没提，相关的资料也仅是说“与兄敞原父同登庆历进士第。1”二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时间，没提。三是欧阳修推荐刘攽的时间，也没提。整个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雾”。而且《宋史》对刘攽在书局中的作用也几乎忽略不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既然《宋史》故意跟我们抓迷藏，那我们就来个迂回包抄吧。李攸《宋朝故事·圣学篇》有这样一条记载：“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李攸的这条记载重要之极，对于我们解开刘攽入局时间有拨云见月之功效。我们只要考证出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最下限，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宋史·刘攽传》，刘攽在英宗末年、神宗初年的履历是这样：国子监直讲－－员外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赵概荐刘攽时，他的官位已是“员外郎”，只要考证出欧阳修等人荐刘攽的时间，刘攽任职“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也就清楚了。余百般寻觅，把突破口放在王、苏二人身上。
观王陶一生，其任御史中丞之职位，只有一次，于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开始履职。这时候，苏寀在哪里呢。据《宋史》，他出使契丹去了，“使契丹，还及半道，闻英宗晏驾。”英宗晏驾在治平四年正月。此时苏寀的头衔是“侍御史知杂事、判刑事”。
而治平四年，身为“参知政事（宰相）”的欧阳修即因琐事遭同僚弹劾，“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拿生活作风说事。“神宗初即位，欲深护之”，欧阳修却厌于朝堂的倾扎，“力求退”，于当年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宋儒学案·庐陵学案》）。也就是说，王陶、苏寀和欧阳修，这三个人要能搅在一起，也只有治平四年这个年份。治平三年苏寀出使契丹，而且王陶的官阶也不是“御史中丞”，不可能。治平四年之后，欧阳修外放亳州，也没得机缘。由此可证，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当是治平四年，在当年他有可能先任“国子监直讲”，随迁“员外郎”。
虽说治平四年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他有可能在治平四年年初进入书局。但我以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最佳时间当在治平三年。
英宗尝读《后汉书》，见版本不是很好，多有错字，诏下国子监刊正。刘攽接手了这个工作，“校正谬误，不可胜算。”治平三年，成《东汉刊误》四卷奏上之。《东汉刊误》奏上时间在治平三年的几月份，史书也没有说，我以为当在赵锡君“因父丧不赴”之前（很可气，赵锡君丁忧时间，史书也没说，否则也省了很多麻烦），这是刘攽得到英宗和司马光赏识的机缘，《宋史》说：“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从后来书局三人所分担的任务看，刘攽专职汉史，亦是一证。
因此，愚意，刘攽于治平三年（1066）年进入书局，当是可以确定的。
注1：刘敞，字原父。庆历是仁宗朝的一个年号。 作者：wind3450 回复日期：2009-1-8 23:10:42
我也来学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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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客气，大家共同探讨，多提意见。
作者：萧度 回复日期：2009-1-8 21:29:07
喜欢通鉴的人自然喜欢通鉴的背后，记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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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度兄所言极是。 作者：chenzhaohe 回复日期：2009-1-9 8:33:29
未讀通鑒，實在慚愧，拜讀嵩阳兄文而躍躍欲試，敢問諸兄以為讀通鑒以哪個版本為善，需配何種工具書，如何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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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勾引到同道甚好。
我当年读的＜通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缩印本，上下二大册，字很小，尤其是注，很费眼力，不过最大的好处就是，是原版本，有胡本省的注，这点非常重要，我用的是繁体本。
市面是有很多通鉴的普及本，多是一段原文，一段翻译，我认为不宜读。最好是买有胡三省注的本子，胡注有利于解开史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特别是《考异》三十卷，胡三省将之打散，归并原文之中，很方便阅读。
如兄有兴趣，还是建议买繁体版比较好。可以上“孔夫子旧书网”网购，很方便。 作者：wind3450 回复日期：2009-1-10 14:57:28
再顶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1-10 17:00:46
不教民战之谓弃
弃之久已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1-10 17:24:20
呵呵，兄弟們都來了。還差我的一頂。
更新非要靠催不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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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兄弟们，这么冷的天，大家聚在一起才暖和。
老婆，烫壶酒来、、、、、 《通鉴》各卷写作时间考（之六）
治平三年（1066）三月，司马光将其所撰写的《通志》八卷进呈给英宗，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周纪》五卷和《秦纪》三卷。之后，温公花了一十九年时间来编撰他的鸿篇巨著。这19年时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一是居朝编辑时期。时间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此五年间，所成者为汉、魏二朝七十卷。
二是出知永兴军时期。时间从熙宁三年（1070）九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凡二年。永兴军，宋京兆府，今西安地区。
三是居洛阳时期。时间从熙宁四年（1071）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凡十二年，所成者为晋宋齐梁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二朝，二百十六卷。
温公编辑《通鉴》的时间区分大体如此。余一直有兴趣将《通鉴》各卷的写作时间考出个大概，然而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却不足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转而求其次，综合其他一些线索，将各朝代写成的时间厘出个眉目，却是可以做到，此亦不失为读《通鉴》的一种助兴。
李攸《宋朝事实》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也就是说，温公编辑《通鉴》，也是按照时间的流程，每写完一个朝代，即进呈给皇帝看，再接着写下一个朝代。张须说：“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数十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某官时所辑，而李攸之说为不诬。”（《通鉴学》）李攸的这个记载重要之极，为我们解开各朝代完成的时间提供了按钮。
《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完成于治平三年（1066）三月之前，而《通鉴》题为权御史中丞时，温公于治平四年四月任御史中丞，“盖奉赐后又重为修正者。”（张须）
《汉纪》六十卷。前汉三十一卷，乃官翰林学士时所成；后汉二十九卷，乃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温公初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治平四年（1067）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权御史中丞，同年九月，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此可知，前汉三十一卷完成于治平四年四月之前。而从治平四年九月，至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这四年，温公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一职，可知后汉二十九卷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之前。
《魏纪》十卷，据题衔，为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出知永兴军之前。
《晋书》四十卷，据题衔，一至三十二卷，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直至熙宁六年（1073），一直任此职。可证，《晋书》前32卷完成于熙宁六年之前。
自《晋书》末八卷，至宋、齐、梁、陈、隋、唐、五代，皆提举崇福宫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六年（1073）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前后六任冗官时间长达12年之久。这回要给后面的卷数断代，头就比较大了。所幸史料还留了一个痕迹，使我们尚能断代出隋之前的写作时间。
温公曾给宋敏求写过一封信,语及修书之事: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温公到洛，在熙宁四年（1073）四月，此云“于今八年”，则可知温公写是信当在元丰元年（1078）。而信中又说“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则可以断定，隋以前完成于元丰元年之前。
《唐纪》八十一卷，据李焘言，《唐纪》实八十卷，当是镂版前校定所增（张须）。《五代纪》二十九卷，据《宋朝事实》，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亦当是镂版前所更定者。
书局三人行（之七）
刘恕、刘攽于治平三年进入书局，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奏请范祖禹同修。而熙宁六年（1073）进入书局的温公养子司马康，则是负责检校文字，尤如现在报社的校对工人，与文笔无涉，应该说对《通鉴》的贡献不是很大。后期参于文字检校的还有黄庭坚，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奏请同校，是时《通鉴》全书已完稿。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手稿塞满二间屋子，其尝阅数百卷，无一笔作草，可见温公编书的严谨与督责的仔细。
黄庭坚自是北宋一名家，然根据史料记载，司马康当年于文笔尚欠功力。温公居洛，范祖禹俨然是他的秘书，应用文字，一出范祖禹之手。一日，范祖禹对司马康说：“此弟子职，岂可不习。”司马康辞以不能,范祖禹答应帮他改窜。经过磨练，“一再撰”，司马康的文笔才稍稍过得去，然也只是“可用”而矣。（《司马光年谱》259页）
范祖禹与司马康的交情，似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温公的报答。书局三人中，刘恕、刘攽早已卓然有成，独范祖禹进入书局时还是无名。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人。幼孤，育于从祖范镇。而范镇与温公，那是铁哥们，据说议论如出一口，范镇在《东斋记事》中尝说：“君实与余，莫逆交也。”（《司马光年谱》元丰五年记载）但这并不等于说温公就乱搞裙带关系。范祖禹早年闭门读书，嘉祐中进士甲科，所结交皆一时闻人，遂为温公所赏识。温公尝论范祖禹为人，“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尽管坯子很好，但范祖禹初入书局时，还是生手。于是温公手把手教他如何收集材料，如何整理材料，如何写长篇，考据文章应该怎么着笔，如此等等，俱见温公《贻范梦得书》。此封书札重要之极，不但成功带出了范祖禹，也使后人赖此而识得温公编书的整个流程，真是善莫大焉。
而刘恕、刘攽二人，入书局之前，对史书俨然有心得。
（待 续，各位兄弟都唱上食无鱼，只得胡乱弄点交卷，免得挨骂，呵呵） 书局三人行（之七）(接上面)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江西省）。少颖悟，八岁时，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道：“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作为全局的副手，刘恕与温公配合最为默契，《通鉴》的很多重要义例，温公多与刘恕商榷敲定。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说：“臣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通鉴学》35页）是以修书数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温公自谓，光但仰成而矣（张须）。而温公与刘恕的相知，则在皇祐元年（1049）。仁宗诏进士有能讲经义者，听奏别名。刘恕所对最精详，最具章法：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得出自己的论断。凡二十问，所对皆如此。主司惊异，擢为第一。温公时为贡院属官，以是重之。温公后来写考异文章，多用此法。是时温公31岁，刘恕18岁。
治平三年，温公受诏编撰历代君臣事迹。英宗授权司马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温公对曰：“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关于刘恕的官职，有二个说法，俱出温公之口。上文所引和川令是温公后来的追述，而治平三年，温公在奏札中称刘恕是翁源县令。《四库全书》之“刘恕《通鉴外纪》提要”则折衷之，称刘恕“初授巨鹿主簿，迁和川翁源二县。”余同意《四库全书》的说法。黄庭坚评价说：“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黄庭坚这个评价确实不谬。《宋史》载，刘恕一日同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时一列将，人所不知名者，而刘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因此，大才如温公亦曰：“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
《宋元学案》将刘恕列入涑水门生，而刘攽则系欧阳修门人。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与兄刘敞同登庆历进士第。刘攽专精汉史，与刘敞及兄子刘奉世并称三刘，著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多所辨正发明。然据后人考证，《汉书标注》虽署以三刘，实贡父之用力最多。贡父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待续） 作者：更张 回复日期：2009-01-15 10:43:45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1-15 10:44:16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1-15 12:49:29
作者：chenzhaohe 回复日期：2009-01-15 16:59:15 ＝＝＝＝＝＝＝＝＝＝＝＝＝＝＝＝＝
一并谢诸位兄弟。
书局三人行（之七）(接上面)
以上三人，实温公编修《通鉴》之得力助手。温公依据三人平素专长，具体分工如下：
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则唐代。
温公《贻范梦得书》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粘，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观是言，则书局三人之分工可谓明确矣。然后人对书局诸人之分修，亦有不同的看法，其原因起于司马康的一句话。司马康尝对友人说：“此书之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由此而形成了三派观点，清人全望祖作《通鉴分修诸人考》，专主以手贴所云为信。《四库全书》之“《通鉴问疑》提要”，主信司马康所说。而张须折衷之，认为书局三人先是按第一种方案分修，后调整为第二种方案。余通过诸种材料分析，主意是第一种分修方案最为妥当。
只要我们论证得刘恕确实分修五代史，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不成立了。《通鉴》一书修成后，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就明确说刘恕专职五代史，并不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相涉，这应该是最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温公《与刘道原信》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鉴》，得细观李延寿书，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朝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词。窃谓可亚陈寿，恨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若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此信载《司马光年谱》治平四年“夏四月辛丑，诏编历代君臣事迹”下。具体写信日期不可考，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亦不难推考出，温公写是信的大体年代。
根据《通鉴各卷写作时间》一文，虽然南北朝66卷的具体完成时间不可考，但隋之前的完成时间却可以断定，即完成于元丰元年（1078）之前。温公写是信时，南北朝史尚在编著中，其写信时间理应在元丰元年之前，中间隔了一个完整的隋朝。而温公说“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这句话很重要了，编撰隋朝史，少说也得一二年吧，而“不日”，是短时的称谓，时间不会过长，这是基本的语感。而刘恕自治平三年（1066）入局，即已着手写作五代长编，温公称为“广本”。温公《与范祖禹书》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范祖禹初入局，刘恕的“广本”就成了他的范本。而“广本”作为五代长编，在温公的《通鉴考异》中亦得到证实。《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特别是“广本”一词多次出现，如《通鉴考异》卷二十八梁纪上：“（开平）三年四月，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条下曰：“《编遗录》、《五代史》作彦容，今从刘恕广本”。至元丰元年九月病逝，刘恕前后有十二年的写作时间，理应把五代长编作成。
道原晚年身体不行，疾病缠身。张须引述温公《十国纪年序》（《十国纪年》，刘恕撰）里的话，“每呻吟之际，辄取书修之”，认为是修五代长编；“病益笃，乃束书归之书局”，认为是以未完之五代长编归书局。然后引“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一句为证，认为刘恕未能如期编完五代长编，其意当是范祖禹续成之。我认为，张须的所谓“确证”不是确证。《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讫五代，之前之后事，《通鉴》均无记载。刘恕感觉有些缺憾，因发心要写《通鉴前后纪》，自“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通鉴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为《通鉴后纪》。可是熙宁九年，刘恕遭母丧，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不能执笔，只得口述让儿子刘羲仲书之。“卧病六百日”，才了得《前纪》，遂绝意《后纪》，乃更《前纪》为《外纪》。（刘恕《通鉴外纪自序》）他在给温公的信中说：“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余读刘恕是信，亦是心生凄凉。由此可证，刘恕束书归局，最有可能的就是《通鉴外纪》而不是五代长编。
我认为，司马康的话当作他的误会可也，因为他并不实际参与修书的工作，而身在书局，备闻温公与刘恕讨论最多的便是三国至隋之事，遂生畸义。刘羲仲便依据他所听到的温公与刘恕之间的商谈，撰成《通鉴问疑》一卷，所记载亦皆三国至隋之事。然这不足以成为刘恕分修三国至隋的证据。刘恕作为全局的副手，而三国与南北朝之乱局，不亚于五代十国，其间的义例问题弄清楚了，五代十国的义例也就不难解决了。因此，他们才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刘羲仲也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实为有力之证据。温公亦尝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光但仰成而矣。”
刘恕病逝元丰元年，温公《五代纪》尚未动手，之后得范祖禹协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以为这也是司马康之所以致畸的原因之一。
（书局三人行（之七）全文结束） 作者：gyaoi 回复日期：2009-01-18 18:03:14
同过好年，大吉大利
作者：木鱼之木 回复日期：2009-01-18 19:19:38
呵呵，回来，不补看，补顶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1-18 20:10:30
每日比作的功課。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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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谢过各位兄弟。
大家吉祥。 刘羲叟:其功不在书局三人之下（之八）
编年之书，首要的工作就是辨定年月，所谓“年经月纬”。如果年月不明，所记载的史事很有可能乱成一锅，无法衔接。为解决这个问题，温公起用了同时期人很好的一部历书，来一统1362年的历史。此书即北宋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所著的《长历》。温公编撰《通鉴》大抵分三步，先丛目，次长编，最后笔削定稿。丛目之法，即以《长历》为依据，将历史事件的标题罗列于年月之下，而后再做长编。张须说：“温公得此助手，其功实不在攽、恕、祖禹之下。”
刘羲叟（《通鉴学》作刘彝叟）（1018－1060），字仲庚，曾参与《新唐书》的编撰工作。刘羲叟精于数术，屡言屡中。嘉祐五年（1060），刘羲叟身体棒棒的，却自言“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教妻子如何安葬，后果逝于当年七月，时年43。刘羲叟亦精推步，当时历学首推其为第一，所著《长历》，不独温公，亦为同时期人所推重。北宋易学大才邵雍，以毕生精力经营《皇极经世》，其书亦采用《长历》。
民初陈垣撰《二十史朔闰表》，称“《通鉴目录》载宋刘羲叟《长历》，断自汉高元年，”止于五代。现在的旧历正月，建寅，是汉武帝元封六年改历定下来的。之前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以建亥十月为岁首。元封六年之前，《长历》并载殷历、颛顼历两种朔闰。
胡三省注《通鉴·周纪一》说：“皇极经世书不能违彝叟历。及其来居于洛，而温公亦奉祠以书局在洛，相过从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讲明之间必尝及此，而决于用彝叟历。”胡三省的意思是说，温公编年最终用《长历》，是受了邵康节的影响。余以为不然，编年之事，以辨定年月为头等大事，温公不会迟至动手写《通鉴》四年之后的居洛，才开始考虑“年经月纬”的问题。
关于《长历》与《通鉴》的关系，余曾读过一篇自称是“毋某”的高人文章，言之甚详，亦很有见地，兹录如下：
“《资冶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它以年为经（包括月、日），以事为纬，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来叙述史事，就不能不涉及到年月日的编排问题，即把一件史事如实地、准确地放在那年那月那日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朔闰问题，也就是根据一定的历法来编制历书的问题。
司马光等人编集《资冶通鉴》，是根据《长历》来排史书的。《长历》是北宋时刘羲叟编制的一部从西汉到五代的万年历谱，它大体上依据各个时期的通行历法，按年月日依次编朔闰，抵牾之处则照实际情况略加调整。刘羲叟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并且曾协助欧阳修编篡过《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天文、司天、律历等志，他制定的《长历》，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合手实际的。因此司马光选定《长历》作为自己编排史事的朔闰依据，而且全部采入他写的《资冶通鉴目录》中。”
不才面墙，实不知“毋某”何方神圣。然据其文章中说：“毋某于1968-84年读通鉴五遍，读的是家藏元末蜀版大字本，此书世上仅存三部，1956年校点通鉴时经周总理特批拆毁一部供校勘之用。毋氏读通鉴笔记名为通鉴朔闰勘误十四卷，凡68万字，1989年被毁。昨日幸于败簏中检出汉纪之部废稿数十纸，写于1975年，今首发于此，庶可窥出当年拙著之一斑。”文章标题作《通鉴汉纪朔闰勘误（残稿）》。据此可知，其人必为高才。文中列举《通鉴》在朔闰方面的错误若干，自言“司马迁等人对于史事原委考订十分精确，但对于朔闰历日则往往疏略。”余略略读之，颇觉在理。不才引其文章，亦是使高人雄文不致泯没之意。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易学研究家郭彧对《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清华大学出版发行的《黄金书屋》光碟中的《中国历代纪年表》和《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与邵雍所推年表几乎完全相同，而邵雍于九百多年前推出的历史年表竟比《夏商周年表》更为详细。郭彧认为，“明确邵雍所推历代帝王年表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亦可证刘羲叟《长历》之功力。（郭彧《<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 设局崇文院（之九）
治平三年,司马光接诏“编历代君臣事迹”，自辟官属，于崇文院设书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资治通鉴进书表》）后人对“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一句有不同的读法，有一种认为是“龙图、天章阁等三馆秘阁书籍”。余通过查阅一些史料，认为还是前者的读法比较妥当。而崇文院与“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秘阁，是古代宫禁藏书之处，自晋、南朝之宋至隋、唐，皆设秘阁藏书。宋沿梁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旧在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余间，仅蔽风雨，亦不甚清静。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建三馆于左升龙门东北，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别选三馆善本图书万余卷入藏。淳化元年（990年）扩建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太宗御题匾额“秘阁”，设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自宋仁宗提倡“设三馆以育才”,馆职遂成为当时最抢眼的官职，北宋许多著名人物,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沈括等，都曾任过馆职。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其表面职责是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而实际功用是借此与皇帝探讨治国方略，这也是馆阁之臣之所以能够获得重要升迁的原因。
至温公修书时，三馆藏书已具规模。北宋立国之初，即重视文化建设，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自宋太祖以还,宋廷共8次下诏收集图书,并且规定,民间献书,每卷赏绢一匹或赏钱一千；献书达数百卷者,如已为官,则可晋升;如尚为民,则可量才授官。太祖、太宗、真宗三代,聚书3327部39142卷。仁宗、英宗时,增加1472部8446卷。仁宗于景祐元年（1034年）诏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历七年至庆历元年七月书成，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六阁所藏经典总共3341卷,史传7258卷,子书总共8489卷,文集总共7108卷。“国图”巨富如此，足可满足温公征引之需。
据史料记载，宋朝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皇帝必敕建一阁或腾出旧阁，用以珍藏先帝遗留文物，其情形尤如现在的以名人故居建博物馆。如“龙图阁”就珍藏太宗御御书、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册、谱牒等。“龙图阁”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景德四年（1007年）置龙图阁学士，为正三品。司马光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天章阁”始建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次年建成，宋仁宗以之收藏真宗御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年）置侍讲。司马光于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宝文阁”建于北宋初年，最初名为寿昌殿，宋仁宗庆历初改为现名，宋英宗时下诏将仁宗御书、御集藏于“宝文阁”内。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不及“宝文阁”之名，估计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时，仁宗的博物馆尚未建立。
书局最初设崇文院，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书局依然在崇文院，由同年六月进入书局的范祖禹看着，此时刘攽亦在书局。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熙宁五年奏请书局迁洛阳。至此，书局一直设在崇德寺，直到《通鉴》编撰完成。
书局三人中，范祖禹呆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司马光年谱》载：“及公归洛，诏听以书局自随，而二公（刘恕、刘攽）在官所，独祖禹在洛，公专以书局委之，故是书祖禹致力尤多。”刘恕于治平三年进入书局，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担心在朝廷会遭到排挤，因托言亲老，告归江西南康，乞监酒税以就养，诏即官修书而遥隶局中。熙宁九年，刘恕水陆兼程数千里，赴洛阳面见司马光议修书事，留数月而归，至此再没到过书局，于元丰元年九月病逝，在书局时间凡五年。刘攽与刘恕同年进入书局，熙宁中，贻书王安石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斥通判泰州。“熙宁”一共十年时间，按古人熙宁初、熙宁中、熙宁末的书法，熙宁中大约在熙宁五年（1072），此时书局已迁洛阳。没有更新的资料表明，刘攽在往后的日子有来过书局，刘攽亦是即官修书，在书局的时间大约六年左右。
书局设在崇文院时，除神宗赐给的“颍底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外，三馆藏书亦当在温公征引之列。而后书局迁洛，“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有否遴选随行，就不得而知了。然据记载，崇文院藏书却是可以外借,由“库子”(图书管理员)专管，一些近臣、馆臣、殿试科场考生等有权借阅。由此可知，温公书局迁洛时，必有大量书籍随行，否则何以书为？只是具体数量不可考而矣。《四库全书》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章太炎先生认为，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而张须据《通鉴考异》所见书名，考证出《通鉴》所引书凡三百二十二家。于此亦可证得书局藏书之规模。
然温公用书却有兼及民间藏书者。虽然雕版印刷术至五代时已日趋成熟，并且得到广泛应用，然民间得书诚为不易。刘恕写《通鉴外纪》，就感叹“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远方不可得国书”，遂绝意于《后纪》，将《前纪》更名为《外纪》。因此，书局中人亦多有假借私人藏书家之藏书者。张须说：“温公在洛阳时，宋敏求守亳州，藏书多，又精校雠，刘道原尝往观之。”此事不确，温公居洛在熙宁四年之后，而宋敏求出知亳州在仁宗嘉祐七年，治平中才入京任“《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然宋敏求守亳州，刘恕亲往其家读书，却是实事，只是此事发生在修《通鉴》之前。
刘恕诚然是个读书种子，“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刘恕既往观之，宋敏求很是客气，日具馔为主人礼。刘恕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其好书如此。
司马光早在至和元年(1054)就与宋敏求志趣相投,常相往来。宋敏求，字次道，北宋私人藏书大家，曾参与《新唐书》编撰工作。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以善本著称。《崇文总目》载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而宋敏求以一家之力，藏书竟亦达三万多卷。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一倍。温公亦尝借阅宋敏求家藏书，并手书一纸与宋敏求，言及修《通鉴》事，后人据此书札始得知温公笔削之艰辛。
《与范祖禹书》：编撰流程的再现（之十）
熙宁三年六月，范祖禹进入书局。初始，范祖禹作丛目不甚理想，温公给他写了一封信，手把手教他如何作丛目，如何作长编，如何写考据文章。后人据此得知《通鉴》编撰的整个流程。《与范祖禹书》（一书为《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具体年代不可考，我估计当在范祖禹进入书局不短的时间。我推测最佳时间当在温公出知永兴军的那二年，原因很简单，如果同在京城的书局或同在洛阳的书局，对面交流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心写信。
张须认为，此信所关甚巨：“此一帖子于此书编纂方法极有启示。第一，助修诸公，皆先修长编，以为笔削之基础；第二，诸公所事，各有范围，自汉至隋归贡父，自梁至周归道原，唐则淳甫修之。而所得资料，有不在本人修书范围者，亦互为录致，用相补益。故玩此一帖，则编修之事，如何著手？及助修之役，如何铨配？皆赖以明，其所关者殊不细也。”细玩此贴，亦是于为文有益。兹引录全札如下，并附温公自注。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己注于逐事下讫。
温公自注：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祐，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
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温公自注：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伯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
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温公自注：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他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其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
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温公自注：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证异同、考月日也。
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
温公自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
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温公自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
温公自注：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词”之类。
诏诰有所戒谕，
温公自注：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
妖异有所儆戒，
温公自注：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
诙谐有所补益，
温公自注：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余不须也。
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
温公自注：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
恐要见式样故也。
据此信我们可以得知，温公编书的流程是先丛目，次长编，最后由温公笔削定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
修丛目之法，以《实录》为基础，按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题，然后据标题收集相关资料，并注明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日期不详的，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月份不详的，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年份不详的，附于其事之首尾；无事可附的，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也就是说，材料准备要详实充分，做到胸有成竹。
温公教范祖禹作“唐纪”丛目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亦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祥等，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最早的实录是南朝之梁，唐朝以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历代相传，沿为定制。也就是说，南北朝之梁之后，才有《实录》可据，而之前并无《实录》可供编修之资，刘攽编南北朝之前之丛目，据《考异》引书，当是以正史的皇帝“本纪”为主，依时间顺利添附资衬。而所谓“本纪”，基本上亦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其次是长编，依据丛目，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逐一细读，对勘比较，以便进行合理的取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字润色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温公在信中还详述了考异文章的写法，嘉惠后学颇多。作长编的基本原则，与丛目一样，“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关于长编，司马康的好友晁说之曾说：“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司马光之修《通鉴》也，先由二刘一范，辑成长编，多于定本数倍。长编由整理原料而成，亦为定本之初步。是则长编不得谓之史料，亦不得谓之史著，实介乎史料、史著之间，鼎足而三焉。……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经之序。”金毓黻以工厂流程作喻，称丛目所征引材料称为“原料”，长编则是半成品，温公笔削则是可以出厂的精品了，比喻相当之贴切。
温公编书可用“二详一略”来概述，二详者，丛目、长编必要详实；一略者，温公于汗牛充栋的原材料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依《左传》叙事之法，使历史事件前后了然、文气一贯，最后删削定稿。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鉴》不仅概述前代为政纲要，可资借鉴，文采亦是斐然，可与《史记》比肩，故史家有“千古文章两司马”之说。温公习西汉文体，文笔朴实而大气，此则余将专文讨论。
温公删削工作大体分二步：先是粗删，接着精心润色。并且规定每天的自课进度，如有耽误，事后一定补上。其工作的繁杂与艰辛，在温公与宋次道的信中可见概略：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间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草稿堆满二大房间，说是“汗牛充栋”决不为过。无怪乎，温公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殆非虚言也。温公时年六十六，二年后“公薨于西府”。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2 10:07:52
這些基礎的東西的確很是費神。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2-02 14:43:29
看的真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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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兄弟的鼓励，让偶万分激动，谢谢啊。 作者：gyaoi 回复日期：2009-02-02 18:51:13
终于更新了，老兄过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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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过年好啊
作者：木鱼之木 回复日期：2009-02-02 20:04:49
呵呵，回来了，拜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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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兄过年好。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2-03 16:29:44
云树兄很忙啊
兄慢慢写 我慢慢看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3 21:38:34
牛年還是要多種田，少拜年。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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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两位兄弟，这两天龙体欠安，感冒了。 考异的格式（之十一）
温公编撰《通鉴》征引资料繁富，旁搜博引，甚至旁及小说，一事有用三四出处纂成者，这就牵涉到材料的取舍问题。温公尝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在于如何鉴择。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因此，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家言，温公原则是：“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此即《考异》三十卷的产生，温公是“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功夫不可谓做得不细。因而《考异》三十卷倍受后人推重，《四库全书》说，“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着其文于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衷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岐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
温公一是以如此瓷实的眼光来考量手中的材料，考证时间、地理、人物、事件，不合情理的记载不取，荒诞不经的妄说不取。比如我读《史记》，纵横家的苏秦，喜欢纵横捭阖之术，据说师父是鬼谷子，与另一个很历害的人物张仪是同学，苏秦主导合纵，张仪主导连横，二个同学拿捏了多年天下。苏秦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身佩六国相印，其实也就是各诸侯国的副总理，却也是很风光了。《史记》说：秦兵不敢窥涵谷关者十五年。我读书至此就很猎奇，此人真他妈历害，做人就要做他这样。可是温公在《考异》中很不客气地将我的猎奇思想给灭了，“此出于游谈之士夸大苏秦而云尔。今不取。”再比如商山四皓，据说此四人借其白发皤然，挡住了如夫人的枕边风，帮太子刘据稳住了阵。此一节，亦很符合读史者的“高人”情节。可是温公似乎又很不解风情，在《考异》中又将此番“玄妙”之事给灭了去。温公认为，刘邦若真想另立太子，前来助阵的商山四皓不过是徒污他手中三尺剑而矣。
南宋洪迈作《容斋随笔》，其中多有考证《通鉴》者。洪迈说：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
洪迈的结论是，《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反而使事实“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也是行家看行家。
温公在《与范祖禹书》一札中记述了考异的写作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考异》三十卷中的文字，多是按这样的格式来写，文理清晰了然，方便读者的阅读，亦可资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即如现在人写论文，也必要在文后注明征引材料的出处，一者表明自己的不妄，一者也是令他人有得进一步的考量，嘉惠后学颇多。温公的此一种行文笔法，没有证据表明是受刘恕的影响，但起码可以说，在皇祐元年（1049），温公就钟情这种考异文体。
皇祐元年（1049），仁宗诏进士有能讲经义者，听奏别名。刘恕所对最具章法，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其奏对之法如是：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得出自己的论断。凡二十问，所对皆如此。温公时为贡院属官，由此相知，往后的日子，对刘恕的史学之才，亦屡屡称美之。刘恕奏对之法与温公考格格式，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温公《考异》三十卷，后人不仅资以了然温公取舍的本心，亦可资以了解温公编撰《通鉴》的史源依据。如战国至秦统一，主要依据《史记》。前汉主要依据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后汉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两晋、南北朝多以正史为主，两晋以《晋书》为主要史源，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以“正史”、实录为主，唐史取《旧唐书》为多。五代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
目今我们所见考异，皆散于《通鉴》正文之下，很方便阅读，此天台胡三省之功也。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之前胡三省注释《通鉴》的所有旧稿皆佚于离乱，不得已，只好“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不过，张须认为，“若就专门研究而言，则单行本终不可无。”
《通鉴》亦存在“或有过信小说”，为后人所议及者，然《通鉴》卷帙浩繁，有所牴牾之处，在所难免，温公在《进通鉴表》中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其累也。 作者：唐威汉武 回复日期：2009-02-06 15:10:19
憋了好几天了，只因小弟才疏学潜，想顶一下，就是没敢露脸，今天憋不住了，再不顶不仗义了。还有一事问楼主，我看中华书局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简装20本，一个精装10本，均有胡注，不知哪个印刷质量好。像这种书都是要娶家当老婆的，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买个好的，版本不好影响性欲，对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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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兄弟支持，看兄弟行文，知道是同道中人，握手。
这两个版本我均没买，我买的是两大册的缩印本。所以不敢乱支招。我同意兄弟的观点，要买就买好的，可珍藏，呵呵。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02-06 18:14:10
我的热情倍受打击呀，呵呵。
我查了一下，“简装20本”网上说是繁体竖排的，黄色的那个。
不好吗？
卓越卖272元，观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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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读古文开初很难，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好了，而且受益终生。当初我读《史记》，冷板凳坐了半年，硬是那样磨出来，兄弟以为，不管为文不为文，这总有好处，不知兄以为然否？见笑了。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6 22:50:59
古文其實沒有那么難，想要像云樹那樣的水平好像困難些。如果像我這樣不求甚解的，藉助簡單的工具還是能夠看明白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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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可千万别笑话我，我每次都是以极诚意之心去看兄的贴子，相当的不容易，兄仅是坚守正体字，就值得钦佩。最近有报道说，季羡林老先生就大力反对简体字，呵呵。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02-07 09:31:48
说实在的，我看那些繁体竖排的，比如你贴出来的那个影印本，是影印本吧？怎么也没感觉出舒服来，只是感觉别扭。
还是没习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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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兄过谦，不过现在的标点本好读，省去很多功夫。但前辈多认为，读未标点的古本，水平提高得很快。兄弟读《通鉴》时，本文有点读，胡三省的注均无标点，咱就那样看过来，很有意思。
白话本做参考是可以的，毕竟咱这一代人古文功底不深，有时看看白话本，也可以省去查字典的麻烦，呵呵，也有好处。不过，我不建议以白话本为主。 温公不信虚诞（十二）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了《通鉴》取材的办法，其一便是不信虚诞。其文曰，妖异止于怪诞，则直删不妨。但妖异如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能起到警世和劝善的作用，则可录存。
所谓虚诞，便如脚履巨人迹或一道火光入怀而受孕之类，温公皆斥为谎诞不经。宋之前的十六史，开国皇帝多有另类出生的记载，《通鉴》一概不取。《困学纪闻》谓，《通鉴》不书符瑞，惟高帝赤帝子一事为失于删削。然余以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一妇人当道哭，忽而不见，此事虽为虚诞，然亦是叙事的需要，如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刘邦极有可能借造神来增加号召力。如果撇开此事不提，则无法将刘邦起事的大略叙个清楚。《通鉴》说虚诞，仅此一事，其余则严谨可嘉。
《通鉴》载，西晋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并不书董养于永嘉中，在洛城东北见陷地中出二鹅，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因预言天下大乱事。南朝之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通鉴学》误记为“孝武帝”）委沈庆之处分军事，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胡三省注说：“《宋帝纪》云：三月乙未日，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习旧仪，有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习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通鉴》不语怪，故不书。”
温公亦不信谶记，但“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致李世民大开杀戒，则是有关国政，《通鉴》自然要记载。李淳风其人坊间很出名，比如盛传已久的《推背图》，至今仍有士人在研究。温公自言：“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明末的“十八女鬼闹朝纲”为“魏”，“二十一画”说是某伟人名字的笔画数之类，于冬阳背风的墙角下，或冬日的暖炉边闲聊可也，多少有点不经。
至于相貌符瑞，温公的态度介于两可之间，温公于“妖异有所儆戒”条下自注说：“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我认为，温公对符瑞之事多取不信。古人认为，遇日食而被阴云遮住，又不雨，那是好事，因为日食表示“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日食为阴云遮住，则表明灾慝不现，或人君无不道之事，值得庆贺。嘉祐六年，温公《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力驳此观点，中原见不到日食，并不等于其他地方见不到，日食遇阴云不雨如果值得称贺，那不等于说“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至此，朝廷遇此类事情，不复称贺，遂成常例。然而，温公对相貌之“异”却是相信的，虽不以“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等字眼来吓人，但至少在《通鉴》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北周大臣杨坚，原名普六茹坚，《通鉴》说他“姿相奇伟”，有个叫来和的大臣很看好他，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齐王在周主面前参了杨坚一本，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周主疑以问来和，来和“诡对”救了杨坚一命。后来的陈后主闻隋主状貌异人，使袁彦画像而归，一见之下，不觉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这些都是《通鉴》的记载。
温公不但不信虚诞，对虚诞之事且有贬斥之意。王羲之那么大的名气，生个儿子王献之名气也大，在书法界有“二王”之说。王羲之有个儿媳－－谢道蕴，《三字经》说：“谢道蕴，能吟咏，彼女子，且聪敏。”也是个巾帼人物。可她的丈夫王凝之却是个蠢货，地道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王凝之任会稽内史时，他的天师道道友孙恩作乱，进兵会稽。王凝之的做派相当“前卫”，他是即不出兵，也不设备，却关在道室里念咒作法请天兵。官属请求出兵进讨，凝之说：“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会稽失陷，凝之出逃，被杀，并其诸子。《通鉴》的这段记载大概有立此存照的意思吧。
张须说“不信虚诞，殆涑水之家法也。”我支持这个观点。温公尝著《葬论》一文，力辟风水祝福之说。不但他自己不信，还鼓动皇帝也不要信。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给大行皇帝选吉地是朝廷的大事，温公上了一个《上山陵择地札子》，直说那阴阳之书不可信，胆子大不大。其文略曰：“大行皇帝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未知定处，或欲于永安县外广求吉地。臣以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向以谨于时日之故，坚用八日大敛，自后圣躬有疾，至今未瘳，其无验亦已明矣。况国家葬永安，已百有余年，官司储侍，素皆有备，今改卜他所，不唯更须创置，民力弗堪，亦恐大行皇帝眷恋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通鉴》卷一九六载，唐太宗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吕才这个人看来很不关照术士的饭碗，“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禄命》云：“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尪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云：“古人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而规财利。……伤教败礼，莫斯为甚！”《通鉴》说：“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此识者当也包括温公了。
温公与易（十三）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通鉴》大量保存这方面的记载。《通鉴》载，汉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於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且不言是否有此先兆之验，单其忧虑国家的兴亡与治乱，亦可见温公的这颗心。
没有证据表明，温公精于卜筮之道，但温公通《易》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易》乃群经之首，作为儒者的温公自当研习，《宋儒学案》说温公曾遗存有易学方面的著作。温公卜居洛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易学家绍雍，此人在坊间名气很大，凡略通易理之人必知绍雍绍康节，此不赘叙。在温公的文章中，余虽找不到其肯定卜筮的直接记载，但从《通鉴》的相关记载看，温公对不故弄玄虚的卜筮之道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南北朝有个陶弘景，梁朝皇帝萧衍的老朋友，隐居山林。萧衍很尊重他，朝中每有大事必向他请教，人称“山中宰相”。他临死时，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通鉴》注说：“后来侯景篡位称帝，果然在昭阳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识时知数的本事。”同时期有个周弘正的官员，精通占侯，曾对朋友说：“国家数年后当有战乱。”当他听说朝廷接纳从东魏叛逃而来的侯景时，说：“此人当是祸乱的源头。”
这些见于《通鉴》的记载，虽与《温公不信虚诞》一文中提到的“妖异如有所儆戒”相似，然余以为更可以看作是温公对易道的态度，也就是说，温公没有将易道列入虚诞之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温公的这个态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引用班固的话来说就是：“阴阳家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同样是时下我们所应的态度。
《通鉴》载，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建了一个白台，高二百余尺。乐平戾王拓拔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说：“大吉。”拓拔丕默然有喜色。及拓拔丕因牵连谋反事被吓死，事连道秀，亦坐弃市。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东晋郭璞粗通术数，曾遇见颜含，欲为之筮。颜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兴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此当可见温公的态度在里面。更有三国的管辂，其人明于术数，一次与何晏坐而论易。何晏求测能否位至三公，并问鼻集青蝇事。辂曰：“昔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时邓飏在坐，说：“此老生之常谭。”辂说：“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老生常谭”一典即出于此。
《通鉴》中关于“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的精典记载，当是与几个战例有关。拓拔珪以甲子日攻中山，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崇无以对。师出卒有功。刘裕伐南燕，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解之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南燕果以斯役覆亡。
温公于易尚且如此，对所谓的长生不老术，其态度自然可以推想。《通鉴》载，唐宣宗史称小太宗，相信长生不老术，从罗浮山请了一个叫轩辕集的道士，他却劝皇帝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天遐福，何处更求长生。”梁朝的奠基者萧衍，“江山是我一手打下来的，又从我的手上丢掉，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就是此老说的。此人还精通佛法，恪守佛家的过午不食。晚年估计痴呆了，尽相信妖梦，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贵。”臣下借机大力蛊惑，生生弄出侯景之乱，自己也生生饿死台城。胡三省批评说：“作为一国之君不好好打理国家，却相信妖梦，他的灭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此亦见温公地排斥佛理。不过，私下里，我还是喜欢佛书上的一句话：“鸟身自为主”，周作人先生就大加赞赏，说这便是“博大精深”。周作人还主张，人于智识健全的时候，读点佛书甚有益处，其便自称前生是个老佛。弘一大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悦……。”很有心理学的味道。
承网友们记挂，一直在关心嵩阳《读通鉴札之后》的文章是什么。余一直喜读《通鉴》，便动了心思将《通鉴》写作的一些背后故事，逐一查访个眉目出来。比如通鉴的写作缘故，书局三人的写作分工，书局三人之外尚有一人对《通鉴》的写作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此人是谁？《通鉴》各卷的完成年代，温公是否如史书上所的是个保守派，《通鉴》编辑的流程，以及其显而易见的体例等，虽是无关大雅之文，然余以为，于读书却也增加了不少兴味。就我来说，通过读史料，却也不认为温公就是一个保守派，他不过是与荆公的改革观点不一样而矣，用通俗的话来说，一个提倡节流，一个提倡开源。因为观点互异，而温公之门多君子，荆公却误用了小人，比如吕惠卿，遂滋生了北宋朝多少兴亡事。
温公九分真人，并不负荆公，而荆公亦善待温公，后人修《宋史》，将荆公手下一干人等悉数打入佞臣传，独荆公只身一名臣，亦可见其坦荡与修为。温公时期，唐宋八大家之宋五家已悉数登场，读当年书，亦可见绝代文章。
于西历09新年来临之际，新开一贴，亦是周而复始之意。并借此祝福各位网友吉祥安康。
嵩阳云树于西历08年岁末 《通鉴》：革弊的求索（之一）
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坐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过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事张扬。可我觉得，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说：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国家打点好。可是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百来年。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光给英宗上了一个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给，其余臣所不到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国家财政竟至连官吏军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时年46岁的司马光深感忧心。尽管赵宋王朝在外交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004年的宋辽澶渊立盟，赵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时隔40年之后的1044年，赵宋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下，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宋朝每年“赏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千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此即“庆历和议”。但这些“岁币”只占赵宋财政入的一小部分，“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黄仁宇）
而王朝内部，所需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加上用度不节俭，才是致使赵宋王朝无法息肩的原因。当时国家军队约计八十多万，仅军饷开支一项，既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史纲》）。而过多的地方冗员，也耗费了不少银两。有鉴于此，王朝内部便有革新的声浪。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衔主演，于“庆历和议”前一年的庆历三年，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是因为朋党之争，“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宣告谢幕，并没有给赵宋王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成。但是其对思想界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便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包括被后人指斥为“保守党”的司马光，同样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与王安石不同而矣。
与此同时，当时朝廷还有崇拜唐朝的风气。仁宗君臣同时向往唐朝的为国长久，因此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文官之间研究唐史、讨论唐事，遂成了一种时尚，他们是冀希望于探讨前朝的经验，来引申出救世的路子。在欧阳修、宋祁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撰成《新唐书》之前，已有多人着手撰述唐史。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很推重是书，司马光还为之作“书后”。孙甫作是书的目的也很明确，“《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廿二史札记》说：“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而参修《新唐书》的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敏求亦熟于唐事，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而《新唐书》的成编，是因为仁宋认为《旧唐书》浅陋，才下诏重修。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编年体：司马光的梦中情人
司马光单挑编年体，而不是纪传体，原因有二：
一是史籍猥多，未易卒览。司马光认为，“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厌烦趋易”，多不读史书，因而史籍“行将泯绝”，也便无法“遍知前世得失”。
二是当年也确实存在不读史书的风气。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说：
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为，陋儒莫不尚之。
至司马光时，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已先后次第亮相。理学之二程，写《皇极经世》之邵雍，也已风姿冠代。可就是如此的星光灿烂，也还有士人的不读史书，可见斯道之艰难。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史学寝微矣”。至如司马光，平生好学，七岁时闻讲《左传》，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故其《谢赐序表》曰：“臣百事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然其《与刘恕道原书》中说：“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好学如温公，都如此了，难怪他人。
有鉴于此，司马光才要写一部通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进通志表》）也就是说，司马光本意是要给诸生写一部言简意赅、又博得其要的编年体通史，只是皇帝的特殊地位，有关民生国计，读史又可以鉴往知来，故而特别推介给皇帝看。《进通志表》说：“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此亦是古代士子的入世理想。
嘉祐年间，温公尝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资治通鉴外纪·自序》）
“因丘明编年之体”，是说《通鉴》要学《春秋左氏传》的编年写法，使历史事情首尾清楚。张须《通鉴学》认为，左丘明是孔夫子的学生。《春秋》意在褒贬，有些事体就不甚明了，而《左传》则因之而将事情的脉络疏通个清楚，开了长编序事法门。温公要学的也是这个。章炳麟说：“《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左传》之后五百多年，无人继其编年之体者。至东汉末，献帝因《汉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文繁难懂，诏荀悦依《左传》体制，作《汉纪》30篇。荀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后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甚为温公推重。温公言“仿荀悦简要之文”，即是指此。
然温公编撰《通鉴》，亦不取或不敢师法夫子的褒贬笔削之法。温公于刘备继皇帝位当年评论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我以为这也是史学家该有的平实，用事实的兴亡来劝戒，就少了很多冬烘气。温公编撰《通鉴》，其取材也多本这个观点。温公编“唐纪”、“五代纪”，于同时代人编著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皆不甚采择，只缘于欧阳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其书所含头巾气甚重之故。（《通鉴学》） 帝王将相：不是《通鉴》的唯一视角（之三）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至此，司马光由个人修史升格为国家行为。其实早在英宗命司马光之前，司马光的《通志》就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作为关注的对象。因此，有些读者便把《通鉴》看作是一部御用书，是专门写给统治者看的，表现出相当的不屑。而事实上，司马光的关注对象，远不止于此。
胡三省说，“《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矣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矣。”胡三省于发扬《通鉴》之学，居功甚伟，他的话理当不差。只是《通鉴》一书鉴于行文的需要，在礼乐兵制方面有所详略而矣。因此，张须便推重胡三省的《注》，“其属于礼乐兵制者，虽比较上大致具载，然至多亦不过百数十字而止，不读胡《注》，即不能明其梗概何若。”余多年前闲写“读《通鉴》札记”系列，与文化史迹方面着墨颇多，亦是兴趣所关。张须《通鉴学》批评是书“于文化史迹，不免贫乏。”虽是如此，可也是《通鉴》一书删繁就简的需要。
《通鉴》善写战争，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此又是是书一大特色。毛泽东称赞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谋略，堪称精典。是书写三垂冈一役，进而使后梁朱温哀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的小名）。”毛泽东评论三垂冈战役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因而挥毫写下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之书法与严之诗作，还有三垂冈的历史布景，亦成就一段读书风流事。温公又重兵法的叙述。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官渡之战和三垂冈一役，无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典战例。《资治通鉴》卷244写晚唐藩镇跋扈，温公引杜牧注《孙子》序说：“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此最可见温公对军事的重视，直接绍承夫子“不教民战之谓弃”的思想。故而顾炎武称“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通鉴》纪兴乱之外，亦兼志卓行，又好详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通鉴》写讲学河汾之间的王通、写山中宰相陶弘景、写陈婴之母与王陵之母，写杨修之父杨彪为避祸，积十馀年不行。凡此种种，张须说：“此等皆不关当时大局，不载固亦未为不可，而《通鉴》常摭而书之，既弥编年之憾，亦广景行之资。”温公亦是要劝人向上。至如《通鉴》写名公臣卿的兴亡败家之迹，更是让人有前车之感。《通鉴》写出身“王谢”的谢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足为自恃才情者戒。
曾国藩一生极为推重是书，曾谓“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其与罗少村书曰：“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至失队。”
《历年图》：《通鉴》的写作计划（之四）
司马光发心写《通鉴》，大约在仁宗嘉祐年间。仁宗在位40年，嘉祐是仁宗最末一个年号，自公元1056年至公元1063年，前后八年。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引述温公的话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通鉴学p23）
温公对刘恕说这一番话，时在嘉祐年间，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至仁宗嘉祐年间，温公已着手准备《通鉴》的写作。这期间，温公大约撰写了三部作品，一是《历年图》七卷，一是《通志》八卷，再就是五卷本《历年图》，并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皇帝御览。《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其八卷即是《通鉴》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我们通常说，温公领他的书局，花费了19年时间来完成六百多万字的《通鉴》的编撰。我认为，此说不够严谨，算上温公写作《通志》的时间，总费时至少在22年左右，这还不包括温公着手搜集材料、写作《历年图》的时间。
七卷本《历年图》，“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时间跨越1800年。据温公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说，“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按温公的意思，初始作《历年图》不过是草稿，方便在友人间交流。而五卷本《历年图》是明明白白地拿出来给皇帝看，也就是说是温公的定稿，其起讫时间自周威烈王23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凡1362年，与《通鉴》完全一致。由此，我认为：一、七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前，五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后，并以七卷本为蓝本。二、五卷本《历年图》应看作是温公写作《通志》，及之后《通鉴》一书的写作大纲。
温公之所以写《记历年图后》一文，是因为当时有个姓赵的人，私将七卷本《历年图》，拿去刊刻发布了。除将书名改为《帝统》外，还“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很为温公所不满。“今此浅陋之书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盗版书既然无力回收，温公又不能睁睁地让它误导读者，只好自己动手，将旧稿刊正一遍，这便是《玉海》所载七卷本《历年图》的来历。而《记历年图后》一文里，还有重要之极的一句话，这便是上文引述的“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读其中的意思，可以破解温公在写作《通志》之前，到底有没有预先设定一个写作大纲的问题。
从温公后来编撰《通鉴》的过程来看，他是严格要求书局里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先丛目，后长编，最后由他亲自删削、润色、定稿，层次分明，一丝不苟。难不成温公在初创《通志》时，就没有一个搜集素材的过程而仓促下笔？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而揣摩温公这句话的意思，七卷本《历年图》最初的打算就是为写作“省烦文、便观览”通史而准备的底稿，目的就是方便征求友人的意见。嘉祐年间，温公对刘恕所说的话，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他俩之间就此话题展开的讨论，并且初步拟定了写作框架。而经过深思熟虑，温公才将《通鉴》一书的起首时间从“共和”，后推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应该说，这期间，温公已将《通鉴》一书的主要体例考虑清楚了，否则，《通志》八卷不是与后来的《通鉴》无法衔接了么。至如后来温公与刘恕就体例问题所做的商谈，我以为不过是将其中细节斟酌完善而矣。由此，也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以温公与刘恕之间的谈天为临界点，之前温公创作了七卷本《历年图》，之后温公创作了《通志》八卷，五卷本《历年图》介于两者之间。
哲宗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上言中说：
臣先于英宗皇帝时，尝采猎经史，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谓之《历年图》。
温公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尽管元祐元年他已衰病，并于当年九月病逝，但我以为连《历年图》的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何致于将仁宗与英宗弄混？那么解释只有一个，七卷本《历年图》确撰于仁宗时，但五卷本《历年图》应该修订于英宗时，可以是嘉祐八年，英宗继位之时；也可以是治平元年，英宗继位的第二年。或许会有疑问：五卷本《历年图》治平元年进呈，而在同年或上一年的嘉祐八年才写，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这个问题好解释，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做些修订，为时尚少。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按照先“丛目”后“长篇”的原则，温公撰述《通志》八卷的时间上限应当是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也就是说，有可能与修订五卷本《历年图》同时动笔，至治平三年进呈，总费时三年左右。
另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温公编撰《通鉴》是有一个写作计划的，与刘恕的那个引文搭在一起，就不再是孤证了，而是双证，且铁证如山。
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亲自给司马光的书作序，其中一句说：“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表扬的话且放过，“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则要命了，神宗是根据什么而得出“二百九十六卷”这个精确的数字？难不成宋朝也时兴拍脑袋？再回头看表扬的话，司马光的书离成稿尚有十八年之遥，神宗又是根据什么，对全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再看：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说得有鼻子有眼，没有证据表明，神宗一定要拍司马光的马屁，司马光也不是霍光，拥有废立之权。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五卷本《历年图》，温公是作为《通鉴》的写作大纲进呈给皇帝的，同时进呈的，也一定还有卷数明细（可以与进呈《通志》八卷同时）。而神宗皇帝读过《历年图》与《通志》后，大为欢喜，所以才有如上考评，296卷之得出，也才有根有据，否则神宗的序不成妄语了么。
五卷本《历年图》后来被编入《稽古录》，作为《通鉴》的简读本行世，是温公编撰《通鉴》的副产品。这不奇怪，温公考证旧史，不也产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么。《稽古录》二十卷，卷十一下帙至卷十六，便是五卷本《历年图》。卷首至卷十一上帙，比七卷本《历年图》的起首“共和”更往前推至伏羲时。卷十七至卷末，是写宋太祖至英宗治平四年的事。朱熹对这部书很看中，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全把《稽古录》当《通鉴》的简本来看。《四库全书》“提要”对《稽古录》也评价甚高：
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说了半天，比朱子的评价还高，都是“圭臬”了。由此可以证得，五卷本《历代图》虽作大纲，写得着实不差，神宗基于全书的评语，亦是据此而发。
至于现行的《通鉴》只有294卷，比神宗“序”少了二卷，当是具体撰写过程中的变动，此不足为奇。《唐纪》81卷，而据李焘说，《唐纪》初定稿时只有80卷；《五代纪》29卷，而李攸《宋朝事实》言，《五代纪》当是30卷。张须认为，“此当是镂版前的增删。”
注：
丘明，即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张须撰《通鉴学》，认为是孔夫子的学生。
荀悦，东汉史学家。献帝因班固《汉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文繁难懂，诏荀悦依《左传》体制，作《汉纪》30篇。荀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后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一文见《司马光年谱》p231。 作者：更张 回复日期：2009-1-5 17:52:09
读来汗颜
不说别的
这里似乎就没有看到错别字，比起我的不啻天壤之别了。
于《通鉴学》及温公素无深究，不敢置一词。
想起很小的时候，将《通鉴》、《文史通义》《通志》作为三通，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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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张兄快乐中人，握手。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1-7 7:22:04
继续拜读
补课
叹服！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1-7 8:15:58
洋洋洒洒，拜读。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1-7 9:07:03
該起床了，該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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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拜谢各位兄弟。 刘攽入书局时间考（之五）
书局同僚三人，刘恕和范祖禹二人进入书局的时间比较确定，前者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后者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只有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史上没有明确。司马光本来向英宗要了二个人来同修史书，一个就是刘恕，另一个是赵锡君，“二人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后来赵锡君守父丧，丁忧去了，便命刘攽代之。史料的交代到此为止，刘攽入局的时间便成一个悬疑。然而悬疑尽管有悬疑，大体的时间段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大约介于刘恕和范祖禹之间。然余通过研读一些史料，认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也可以确定。
《宋史》“列传第七十八”这样记载刘攽：
“攽字贡父，与敞（刘敞，刘攽的兄长）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攽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
古人写史，用笔经济，自有其笔削的道理。但也由于其过于简洁的文笔，后人要想探究某些枝节，往往比较头痛。比如上文所引资料，给我的悬疑就三个：一是刘攽考中进士的时间，没提，相关的资料也仅是说“与兄敞原父同登庆历进士第。1”二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时间，没提。三是欧阳修推荐刘攽的时间，也没提。整个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雾”。而且《宋史》对刘攽在书局中的作用也几乎忽略不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既然《宋史》故意跟我们抓迷藏，那我们就来个迂回包抄吧。李攸《宋朝故事·圣学篇》有这样一条记载：“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李攸的这条记载重要之极，对于我们解开刘攽入局时间有拨云见月之功效。我们只要考证出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最下限，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宋史·刘攽传》，刘攽在英宗末年、神宗初年的履历是这样：国子监直讲－－员外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赵概荐刘攽时，他的官位已是“员外郎”，只要考证出欧阳修等人荐刘攽的时间，刘攽任职“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也就清楚了。余百般寻觅，把突破口放在王、苏二人身上。
观王陶一生，其任御史中丞之职位，只有一次，于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开始履职。这时候，苏寀在哪里呢。据《宋史》，他出使契丹去了，“使契丹，还及半道，闻英宗晏驾。”英宗晏驾在治平四年正月。此时苏寀的头衔是“侍御史知杂事、判刑事”。
而治平四年，身为“参知政事（宰相）”的欧阳修即因琐事遭同僚弹劾，“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拿生活作风说事。“神宗初即位，欲深护之”，欧阳修却厌于朝堂的倾扎，“力求退”，于当年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宋儒学案·庐陵学案》）。也就是说，王陶、苏寀和欧阳修，这三个人要能搅在一起，也只有治平四年这个年份。治平三年苏寀出使契丹，而且王陶的官阶也不是“御史中丞”，不可能。治平四年之后，欧阳修外放亳州，也没得机缘。由此可证，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当是治平四年，在当年他有可能先任“国子监直讲”，随迁“员外郎”。
虽说治平四年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他有可能在治平四年年初进入书局。但我以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最佳时间当在治平三年。
英宗尝读《后汉书》，见版本不是很好，多有错字，诏下国子监刊正。刘攽接手了这个工作，“校正谬误，不可胜算。”治平三年，成《东汉刊误》四卷奏上之。《东汉刊误》奏上时间在治平三年的几月份，史书也没有说，我以为当在赵锡君“因父丧不赴”之前（很可气，赵锡君丁忧时间，史书也没说，否则也省了很多麻烦），这是刘攽得到英宗和司马光赏识的机缘，《宋史》说：“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从后来书局三人所分担的任务看，刘攽专职汉史，亦是一证。
因此，愚意，刘攽于治平三年（1066）年进入书局，当是可以确定的。
注1：刘敞，字原父。庆历是仁宗朝的一个年号。 作者：wind3450 回复日期：2009-1-8 23:10:42
我也来学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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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客气，大家共同探讨，多提意见。
作者：萧度 回复日期：2009-1-8 21:29:07
喜欢通鉴的人自然喜欢通鉴的背后，记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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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度兄所言极是。 作者：chenzhaohe 回复日期：2009-1-9 8:33:29
未讀通鑒，實在慚愧，拜讀嵩阳兄文而躍躍欲試，敢問諸兄以為讀通鑒以哪個版本為善，需配何種工具書，如何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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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勾引到同道甚好。
我当年读的＜通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缩印本，上下二大册，字很小，尤其是注，很费眼力，不过最大的好处就是，是原版本，有胡本省的注，这点非常重要，我用的是繁体本。
市面是有很多通鉴的普及本，多是一段原文，一段翻译，我认为不宜读。最好是买有胡三省注的本子，胡注有利于解开史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特别是《考异》三十卷，胡三省将之打散，归并原文之中，很方便阅读。
如兄有兴趣，还是建议买繁体版比较好。可以上“孔夫子旧书网”网购，很方便。 作者：wind3450 回复日期：2009-1-10 14:57:28
再顶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1-10 17:00:46
不教民战之谓弃
弃之久已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1-10 17:24:20
呵呵，兄弟們都來了。還差我的一頂。
更新非要靠催不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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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兄弟们，这么冷的天，大家聚在一起才暖和。
老婆，烫壶酒来、、、、、 《通鉴》各卷写作时间考（之六）
治平三年（1066）三月，司马光将其所撰写的《通志》八卷进呈给英宗，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周纪》五卷和《秦纪》三卷。之后，温公花了一十九年时间来编撰他的鸿篇巨著。这19年时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一是居朝编辑时期。时间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此五年间，所成者为汉、魏二朝七十卷。
二是出知永兴军时期。时间从熙宁三年（1070）九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凡二年。永兴军，宋京兆府，今西安地区。
三是居洛阳时期。时间从熙宁四年（1071）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凡十二年，所成者为晋宋齐梁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二朝，二百十六卷。
温公编辑《通鉴》的时间区分大体如此。余一直有兴趣将《通鉴》各卷的写作时间考出个大概，然而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却不足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转而求其次，综合其他一些线索，将各朝代写成的时间厘出个眉目，却是可以做到，此亦不失为读《通鉴》的一种助兴。
李攸《宋朝事实》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也就是说，温公编辑《通鉴》，也是按照时间的流程，每写完一个朝代，即进呈给皇帝看，再接着写下一个朝代。张须说：“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数十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某官时所辑，而李攸之说为不诬。”（《通鉴学》）李攸的这个记载重要之极，为我们解开各朝代完成的时间提供了按钮。
《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完成于治平三年（1066）三月之前，而《通鉴》题为权御史中丞时，温公于治平四年四月任御史中丞，“盖奉赐后又重为修正者。”（张须）
《汉纪》六十卷。前汉三十一卷，乃官翰林学士时所成；后汉二十九卷，乃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温公初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治平四年（1067）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权御史中丞，同年九月，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此可知，前汉三十一卷完成于治平四年四月之前。而从治平四年九月，至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这四年，温公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一职，可知后汉二十九卷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之前。
《魏纪》十卷，据题衔，为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出知永兴军之前。
《晋书》四十卷，据题衔，一至三十二卷，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直至熙宁六年（1073），一直任此职。可证，《晋书》前32卷完成于熙宁六年之前。
自《晋书》末八卷，至宋、齐、梁、陈、隋、唐、五代，皆提举崇福宫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六年（1073）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前后六任冗官时间长达12年之久。这回要给后面的卷数断代，头就比较大了。所幸史料还留了一个痕迹，使我们尚能断代出隋之前的写作时间。
温公曾给宋敏求写过一封信,语及修书之事: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温公到洛，在熙宁四年（1073）四月，此云“于今八年”，则可知温公写是信当在元丰元年（1078）。而信中又说“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则可以断定，隋以前完成于元丰元年之前。
《唐纪》八十一卷，据李焘言，《唐纪》实八十卷，当是镂版前校定所增（张须）。《五代纪》二十九卷，据《宋朝事实》，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亦当是镂版前所更定者。
书局三人行（之七）
刘恕、刘攽于治平三年进入书局，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奏请范祖禹同修。而熙宁六年（1073）进入书局的温公养子司马康，则是负责检校文字，尤如现在报社的校对工人，与文笔无涉，应该说对《通鉴》的贡献不是很大。后期参于文字检校的还有黄庭坚，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奏请同校，是时《通鉴》全书已完稿。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手稿塞满二间屋子，其尝阅数百卷，无一笔作草，可见温公编书的严谨与督责的仔细。
黄庭坚自是北宋一名家，然根据史料记载，司马康当年于文笔尚欠功力。温公居洛，范祖禹俨然是他的秘书，应用文字，一出范祖禹之手。一日，范祖禹对司马康说：“此弟子职，岂可不习。”司马康辞以不能,范祖禹答应帮他改窜。经过磨练，“一再撰”，司马康的文笔才稍稍过得去，然也只是“可用”而矣。（《司马光年谱》259页）
范祖禹与司马康的交情，似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温公的报答。书局三人中，刘恕、刘攽早已卓然有成，独范祖禹进入书局时还是无名。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人。幼孤，育于从祖范镇。而范镇与温公，那是铁哥们，据说议论如出一口，范镇在《东斋记事》中尝说：“君实与余，莫逆交也。”（《司马光年谱》元丰五年记载）但这并不等于说温公就乱搞裙带关系。范祖禹早年闭门读书，嘉祐中进士甲科，所结交皆一时闻人，遂为温公所赏识。温公尝论范祖禹为人，“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尽管坯子很好，但范祖禹初入书局时，还是生手。于是温公手把手教他如何收集材料，如何整理材料，如何写长篇，考据文章应该怎么着笔，如此等等，俱见温公《贻范梦得书》。此封书札重要之极，不但成功带出了范祖禹，也使后人赖此而识得温公编书的整个流程，真是善莫大焉。
而刘恕、刘攽二人，入书局之前，对史书俨然有心得。
（待 续，各位兄弟都唱上食无鱼，只得胡乱弄点交卷，免得挨骂，呵呵） 书局三人行（之七）(接上面)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江西省）。少颖悟，八岁时，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道：“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作为全局的副手，刘恕与温公配合最为默契，《通鉴》的很多重要义例，温公多与刘恕商榷敲定。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说：“臣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通鉴学》35页）是以修书数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温公自谓，光但仰成而矣（张须）。而温公与刘恕的相知，则在皇祐元年（1049）。仁宗诏进士有能讲经义者，听奏别名。刘恕所对最精详，最具章法：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得出自己的论断。凡二十问，所对皆如此。主司惊异，擢为第一。温公时为贡院属官，以是重之。温公后来写考异文章，多用此法。是时温公31岁，刘恕18岁。
治平三年，温公受诏编撰历代君臣事迹。英宗授权司马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温公对曰：“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关于刘恕的官职，有二个说法，俱出温公之口。上文所引和川令是温公后来的追述，而治平三年，温公在奏札中称刘恕是翁源县令。《四库全书》之“刘恕《通鉴外纪》提要”则折衷之，称刘恕“初授巨鹿主簿，迁和川翁源二县。”余同意《四库全书》的说法。黄庭坚评价说：“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黄庭坚这个评价确实不谬。《宋史》载，刘恕一日同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时一列将，人所不知名者，而刘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因此，大才如温公亦曰：“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
《宋元学案》将刘恕列入涑水门生，而刘攽则系欧阳修门人。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与兄刘敞同登庆历进士第。刘攽专精汉史，与刘敞及兄子刘奉世并称三刘，著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多所辨正发明。然据后人考证，《汉书标注》虽署以三刘，实贡父之用力最多。贡父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待续） 作者：更张 回复日期：2009-01-15 10:43:45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1-15 10:44:16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1-15 12:49:29
作者：chenzhaohe 回复日期：2009-01-15 16:59:15 ＝＝＝＝＝＝＝＝＝＝＝＝＝＝＝＝＝
一并谢诸位兄弟。
书局三人行（之七）(接上面)
以上三人，实温公编修《通鉴》之得力助手。温公依据三人平素专长，具体分工如下：
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则唐代。
温公《贻范梦得书》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粘，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观是言，则书局三人之分工可谓明确矣。然后人对书局诸人之分修，亦有不同的看法，其原因起于司马康的一句话。司马康尝对友人说：“此书之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由此而形成了三派观点，清人全望祖作《通鉴分修诸人考》，专主以手贴所云为信。《四库全书》之“《通鉴问疑》提要”，主信司马康所说。而张须折衷之，认为书局三人先是按第一种方案分修，后调整为第二种方案。余通过诸种材料分析，主意是第一种分修方案最为妥当。
只要我们论证得刘恕确实分修五代史，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不成立了。《通鉴》一书修成后，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就明确说刘恕专职五代史，并不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相涉，这应该是最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温公《与刘道原信》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鉴》，得细观李延寿书，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朝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词。窃谓可亚陈寿，恨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若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此信载《司马光年谱》治平四年“夏四月辛丑，诏编历代君臣事迹”下。具体写信日期不可考，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亦不难推考出，温公写是信的大体年代。
根据《通鉴各卷写作时间》一文，虽然南北朝66卷的具体完成时间不可考，但隋之前的完成时间却可以断定，即完成于元丰元年（1078）之前。温公写是信时，南北朝史尚在编著中，其写信时间理应在元丰元年之前，中间隔了一个完整的隋朝。而温公说“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这句话很重要了，编撰隋朝史，少说也得一二年吧，而“不日”，是短时的称谓，时间不会过长，这是基本的语感。而刘恕自治平三年（1066）入局，即已着手写作五代长编，温公称为“广本”。温公《与范祖禹书》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范祖禹初入局，刘恕的“广本”就成了他的范本。而“广本”作为五代长编，在温公的《通鉴考异》中亦得到证实。《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特别是“广本”一词多次出现，如《通鉴考异》卷二十八梁纪上：“（开平）三年四月，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条下曰：“《编遗录》、《五代史》作彦容，今从刘恕广本”。至元丰元年九月病逝，刘恕前后有十二年的写作时间，理应把五代长编作成。
道原晚年身体不行，疾病缠身。张须引述温公《十国纪年序》（《十国纪年》，刘恕撰）里的话，“每呻吟之际，辄取书修之”，认为是修五代长编；“病益笃，乃束书归之书局”，认为是以未完之五代长编归书局。然后引“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一句为证，认为刘恕未能如期编完五代长编，其意当是范祖禹续成之。我认为，张须的所谓“确证”不是确证。《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讫五代，之前之后事，《通鉴》均无记载。刘恕感觉有些缺憾，因发心要写《通鉴前后纪》，自“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通鉴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为《通鉴后纪》。可是熙宁九年，刘恕遭母丧，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不能执笔，只得口述让儿子刘羲仲书之。“卧病六百日”，才了得《前纪》，遂绝意《后纪》，乃更《前纪》为《外纪》。（刘恕《通鉴外纪自序》）他在给温公的信中说：“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余读刘恕是信，亦是心生凄凉。由此可证，刘恕束书归局，最有可能的就是《通鉴外纪》而不是五代长编。
我认为，司马康的话当作他的误会可也，因为他并不实际参与修书的工作，而身在书局，备闻温公与刘恕讨论最多的便是三国至隋之事，遂生畸义。刘羲仲便依据他所听到的温公与刘恕之间的商谈，撰成《通鉴问疑》一卷，所记载亦皆三国至隋之事。然这不足以成为刘恕分修三国至隋的证据。刘恕作为全局的副手，而三国与南北朝之乱局，不亚于五代十国，其间的义例问题弄清楚了，五代十国的义例也就不难解决了。因此，他们才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刘羲仲也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实为有力之证据。温公亦尝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光但仰成而矣。”
刘恕病逝元丰元年，温公《五代纪》尚未动手，之后得范祖禹协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以为这也是司马康之所以致畸的原因之一。
（书局三人行（之七）全文结束） 作者：gyaoi 回复日期：2009-01-18 18:03:14
同过好年，大吉大利
作者：木鱼之木 回复日期：2009-01-18 19:19:38
呵呵，回来，不补看，补顶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1-18 20:10:30
每日比作的功課。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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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谢过各位兄弟。
大家吉祥。 刘羲叟:其功不在书局三人之下（之八）
编年之书，首要的工作就是辨定年月，所谓“年经月纬”。如果年月不明，所记载的史事很有可能乱成一锅，无法衔接。为解决这个问题，温公起用了同时期人很好的一部历书，来一统1362年的历史。此书即北宋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所著的《长历》。温公编撰《通鉴》大抵分三步，先丛目，次长编，最后笔削定稿。丛目之法，即以《长历》为依据，将历史事件的标题罗列于年月之下，而后再做长编。张须说：“温公得此助手，其功实不在攽、恕、祖禹之下。”
刘羲叟（《通鉴学》作刘彝叟）（1018－1060），字仲庚，曾参与《新唐书》的编撰工作。刘羲叟精于数术，屡言屡中。嘉祐五年（1060），刘羲叟身体棒棒的，却自言“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教妻子如何安葬，后果逝于当年七月，时年43。刘羲叟亦精推步，当时历学首推其为第一，所著《长历》，不独温公，亦为同时期人所推重。北宋易学大才邵雍，以毕生精力经营《皇极经世》，其书亦采用《长历》。
民初陈垣撰《二十史朔闰表》，称“《通鉴目录》载宋刘羲叟《长历》，断自汉高元年，”止于五代。现在的旧历正月，建寅，是汉武帝元封六年改历定下来的。之前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以建亥十月为岁首。元封六年之前，《长历》并载殷历、颛顼历两种朔闰。
胡三省注《通鉴·周纪一》说：“皇极经世书不能违彝叟历。及其来居于洛，而温公亦奉祠以书局在洛，相过从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讲明之间必尝及此，而决于用彝叟历。”胡三省的意思是说，温公编年最终用《长历》，是受了邵康节的影响。余以为不然，编年之事，以辨定年月为头等大事，温公不会迟至动手写《通鉴》四年之后的居洛，才开始考虑“年经月纬”的问题。
关于《长历》与《通鉴》的关系，余曾读过一篇自称是“毋某”的高人文章，言之甚详，亦很有见地，兹录如下：
“《资冶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它以年为经（包括月、日），以事为纬，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来叙述史事，就不能不涉及到年月日的编排问题，即把一件史事如实地、准确地放在那年那月那日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朔闰问题，也就是根据一定的历法来编制历书的问题。
司马光等人编集《资冶通鉴》，是根据《长历》来排史书的。《长历》是北宋时刘羲叟编制的一部从西汉到五代的万年历谱，它大体上依据各个时期的通行历法，按年月日依次编朔闰，抵牾之处则照实际情况略加调整。刘羲叟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并且曾协助欧阳修编篡过《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天文、司天、律历等志，他制定的《长历》，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合手实际的。因此司马光选定《长历》作为自己编排史事的朔闰依据，而且全部采入他写的《资冶通鉴目录》中。”
不才面墙，实不知“毋某”何方神圣。然据其文章中说：“毋某于1968-84年读通鉴五遍，读的是家藏元末蜀版大字本，此书世上仅存三部，1956年校点通鉴时经周总理特批拆毁一部供校勘之用。毋氏读通鉴笔记名为通鉴朔闰勘误十四卷，凡68万字，1989年被毁。昨日幸于败簏中检出汉纪之部废稿数十纸，写于1975年，今首发于此，庶可窥出当年拙著之一斑。”文章标题作《通鉴汉纪朔闰勘误（残稿）》。据此可知，其人必为高才。文中列举《通鉴》在朔闰方面的错误若干，自言“司马迁等人对于史事原委考订十分精确，但对于朔闰历日则往往疏略。”余略略读之，颇觉在理。不才引其文章，亦是使高人雄文不致泯没之意。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易学研究家郭彧对《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清华大学出版发行的《黄金书屋》光碟中的《中国历代纪年表》和《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与邵雍所推年表几乎完全相同，而邵雍于九百多年前推出的历史年表竟比《夏商周年表》更为详细。郭彧认为，“明确邵雍所推历代帝王年表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亦可证刘羲叟《长历》之功力。（郭彧《<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 设局崇文院（之九）
治平三年,司马光接诏“编历代君臣事迹”，自辟官属，于崇文院设书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资治通鉴进书表》）后人对“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一句有不同的读法，有一种认为是“龙图、天章阁等三馆秘阁书籍”。余通过查阅一些史料，认为还是前者的读法比较妥当。而崇文院与“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秘阁，是古代宫禁藏书之处，自晋、南朝之宋至隋、唐，皆设秘阁藏书。宋沿梁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旧在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余间，仅蔽风雨，亦不甚清静。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建三馆于左升龙门东北，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别选三馆善本图书万余卷入藏。淳化元年（990年）扩建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太宗御题匾额“秘阁”，设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自宋仁宗提倡“设三馆以育才”,馆职遂成为当时最抢眼的官职，北宋许多著名人物,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沈括等，都曾任过馆职。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其表面职责是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而实际功用是借此与皇帝探讨治国方略，这也是馆阁之臣之所以能够获得重要升迁的原因。
至温公修书时，三馆藏书已具规模。北宋立国之初，即重视文化建设，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自宋太祖以还,宋廷共8次下诏收集图书,并且规定,民间献书,每卷赏绢一匹或赏钱一千；献书达数百卷者,如已为官,则可晋升;如尚为民,则可量才授官。太祖、太宗、真宗三代,聚书3327部39142卷。仁宗、英宗时,增加1472部8446卷。仁宗于景祐元年（1034年）诏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历七年至庆历元年七月书成，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六阁所藏经典总共3341卷,史传7258卷,子书总共8489卷,文集总共7108卷。“国图”巨富如此，足可满足温公征引之需。
据史料记载，宋朝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皇帝必敕建一阁或腾出旧阁，用以珍藏先帝遗留文物，其情形尤如现在的以名人故居建博物馆。如“龙图阁”就珍藏太宗御御书、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册、谱牒等。“龙图阁”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景德四年（1007年）置龙图阁学士，为正三品。司马光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天章阁”始建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次年建成，宋仁宗以之收藏真宗御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年）置侍讲。司马光于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宝文阁”建于北宋初年，最初名为寿昌殿，宋仁宗庆历初改为现名，宋英宗时下诏将仁宗御书、御集藏于“宝文阁”内。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不及“宝文阁”之名，估计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时，仁宗的博物馆尚未建立。
书局最初设崇文院，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书局依然在崇文院，由同年六月进入书局的范祖禹看着，此时刘攽亦在书局。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熙宁五年奏请书局迁洛阳。至此，书局一直设在崇德寺，直到《通鉴》编撰完成。
书局三人中，范祖禹呆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司马光年谱》载：“及公归洛，诏听以书局自随，而二公（刘恕、刘攽）在官所，独祖禹在洛，公专以书局委之，故是书祖禹致力尤多。”刘恕于治平三年进入书局，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担心在朝廷会遭到排挤，因托言亲老，告归江西南康，乞监酒税以就养，诏即官修书而遥隶局中。熙宁九年，刘恕水陆兼程数千里，赴洛阳面见司马光议修书事，留数月而归，至此再没到过书局，于元丰元年九月病逝，在书局时间凡五年。刘攽与刘恕同年进入书局，熙宁中，贻书王安石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斥通判泰州。“熙宁”一共十年时间，按古人熙宁初、熙宁中、熙宁末的书法，熙宁中大约在熙宁五年（1072），此时书局已迁洛阳。没有更新的资料表明，刘攽在往后的日子有来过书局，刘攽亦是即官修书，在书局的时间大约六年左右。
书局设在崇文院时，除神宗赐给的“颍底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外，三馆藏书亦当在温公征引之列。而后书局迁洛，“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有否遴选随行，就不得而知了。然据记载，崇文院藏书却是可以外借,由“库子”(图书管理员)专管，一些近臣、馆臣、殿试科场考生等有权借阅。由此可知，温公书局迁洛时，必有大量书籍随行，否则何以书为？只是具体数量不可考而矣。《四库全书》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章太炎先生认为，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而张须据《通鉴考异》所见书名，考证出《通鉴》所引书凡三百二十二家。于此亦可证得书局藏书之规模。
然温公用书却有兼及民间藏书者。虽然雕版印刷术至五代时已日趋成熟，并且得到广泛应用，然民间得书诚为不易。刘恕写《通鉴外纪》，就感叹“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远方不可得国书”，遂绝意于《后纪》，将《前纪》更名为《外纪》。因此，书局中人亦多有假借私人藏书家之藏书者。张须说：“温公在洛阳时，宋敏求守亳州，藏书多，又精校雠，刘道原尝往观之。”此事不确，温公居洛在熙宁四年之后，而宋敏求出知亳州在仁宗嘉祐七年，治平中才入京任“《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然宋敏求守亳州，刘恕亲往其家读书，却是实事，只是此事发生在修《通鉴》之前。
刘恕诚然是个读书种子，“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刘恕既往观之，宋敏求很是客气，日具馔为主人礼。刘恕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其好书如此。
司马光早在至和元年(1054)就与宋敏求志趣相投,常相往来。宋敏求，字次道，北宋私人藏书大家，曾参与《新唐书》编撰工作。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以善本著称。《崇文总目》载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而宋敏求以一家之力，藏书竟亦达三万多卷。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一倍。温公亦尝借阅宋敏求家藏书，并手书一纸与宋敏求，言及修《通鉴》事，后人据此书札始得知温公笔削之艰辛。
《与范祖禹书》：编撰流程的再现（之十）
熙宁三年六月，范祖禹进入书局。初始，范祖禹作丛目不甚理想，温公给他写了一封信，手把手教他如何作丛目，如何作长编，如何写考据文章。后人据此得知《通鉴》编撰的整个流程。《与范祖禹书》（一书为《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具体年代不可考，我估计当在范祖禹进入书局不短的时间。我推测最佳时间当在温公出知永兴军的那二年，原因很简单，如果同在京城的书局或同在洛阳的书局，对面交流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心写信。
张须认为，此信所关甚巨：“此一帖子于此书编纂方法极有启示。第一，助修诸公，皆先修长编，以为笔削之基础；第二，诸公所事，各有范围，自汉至隋归贡父，自梁至周归道原，唐则淳甫修之。而所得资料，有不在本人修书范围者，亦互为录致，用相补益。故玩此一帖，则编修之事，如何著手？及助修之役，如何铨配？皆赖以明，其所关者殊不细也。”细玩此贴，亦是于为文有益。兹引录全札如下，并附温公自注。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己注于逐事下讫。
温公自注：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祐，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
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温公自注：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伯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
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温公自注：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他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其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
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温公自注：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证异同、考月日也。
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
温公自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
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温公自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
温公自注：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词”之类。
诏诰有所戒谕，
温公自注：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
妖异有所儆戒，
温公自注：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
诙谐有所补益，
温公自注：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余不须也。
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
温公自注：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
恐要见式样故也。
据此信我们可以得知，温公编书的流程是先丛目，次长编，最后由温公笔削定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
修丛目之法，以《实录》为基础，按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题，然后据标题收集相关资料，并注明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日期不详的，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月份不详的，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年份不详的，附于其事之首尾；无事可附的，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也就是说，材料准备要详实充分，做到胸有成竹。
温公教范祖禹作“唐纪”丛目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亦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祥等，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最早的实录是南朝之梁，唐朝以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历代相传，沿为定制。也就是说，南北朝之梁之后，才有《实录》可据，而之前并无《实录》可供编修之资，刘攽编南北朝之前之丛目，据《考异》引书，当是以正史的皇帝“本纪”为主，依时间顺利添附资衬。而所谓“本纪”，基本上亦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其次是长编，依据丛目，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逐一细读，对勘比较，以便进行合理的取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字润色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温公在信中还详述了考异文章的写法，嘉惠后学颇多。作长编的基本原则，与丛目一样，“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关于长编，司马康的好友晁说之曾说：“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司马光之修《通鉴》也，先由二刘一范，辑成长编，多于定本数倍。长编由整理原料而成，亦为定本之初步。是则长编不得谓之史料，亦不得谓之史著，实介乎史料、史著之间，鼎足而三焉。……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经之序。”金毓黻以工厂流程作喻，称丛目所征引材料称为“原料”，长编则是半成品，温公笔削则是可以出厂的精品了，比喻相当之贴切。
温公编书可用“二详一略”来概述，二详者，丛目、长编必要详实；一略者，温公于汗牛充栋的原材料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依《左传》叙事之法，使历史事件前后了然、文气一贯，最后删削定稿。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鉴》不仅概述前代为政纲要，可资借鉴，文采亦是斐然，可与《史记》比肩，故史家有“千古文章两司马”之说。温公习西汉文体，文笔朴实而大气，此则余将专文讨论。
温公删削工作大体分二步：先是粗删，接着精心润色。并且规定每天的自课进度，如有耽误，事后一定补上。其工作的繁杂与艰辛，在温公与宋次道的信中可见概略：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间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草稿堆满二大房间，说是“汗牛充栋”决不为过。无怪乎，温公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殆非虚言也。温公时年六十六，二年后“公薨于西府”。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2 10:07:52
這些基礎的東西的確很是費神。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2-02 14:43:29
看的真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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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兄弟的鼓励，让偶万分激动，谢谢啊。 作者：gyaoi 回复日期：2009-02-02 18:51:13
终于更新了，老兄过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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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过年好啊
作者：木鱼之木 回复日期：2009-02-02 20:04:49
呵呵，回来了，拜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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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兄过年好。
作者：春花秋月辜负了 回复日期：2009-02-03 16:29:44
云树兄很忙啊
兄慢慢写 我慢慢看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3 21:38:34
牛年還是要多種田，少拜年。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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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两位兄弟，这两天龙体欠安，感冒了。 考异的格式（之十一）
温公编撰《通鉴》征引资料繁富，旁搜博引，甚至旁及小说，一事有用三四出处纂成者，这就牵涉到材料的取舍问题。温公尝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在于如何鉴择。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因此，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家言，温公原则是：“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此即《考异》三十卷的产生，温公是“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功夫不可谓做得不细。因而《考异》三十卷倍受后人推重，《四库全书》说，“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着其文于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衷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岐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
温公一是以如此瓷实的眼光来考量手中的材料，考证时间、地理、人物、事件，不合情理的记载不取，荒诞不经的妄说不取。比如我读《史记》，纵横家的苏秦，喜欢纵横捭阖之术，据说师父是鬼谷子，与另一个很历害的人物张仪是同学，苏秦主导合纵，张仪主导连横，二个同学拿捏了多年天下。苏秦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身佩六国相印，其实也就是各诸侯国的副总理，却也是很风光了。《史记》说：秦兵不敢窥涵谷关者十五年。我读书至此就很猎奇，此人真他妈历害，做人就要做他这样。可是温公在《考异》中很不客气地将我的猎奇思想给灭了，“此出于游谈之士夸大苏秦而云尔。今不取。”再比如商山四皓，据说此四人借其白发皤然，挡住了如夫人的枕边风，帮太子刘据稳住了阵。此一节，亦很符合读史者的“高人”情节。可是温公似乎又很不解风情，在《考异》中又将此番“玄妙”之事给灭了去。温公认为，刘邦若真想另立太子，前来助阵的商山四皓不过是徒污他手中三尺剑而矣。
南宋洪迈作《容斋随笔》，其中多有考证《通鉴》者。洪迈说：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
洪迈的结论是，《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反而使事实“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也是行家看行家。
温公在《与范祖禹书》一札中记述了考异的写作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考异》三十卷中的文字，多是按这样的格式来写，文理清晰了然，方便读者的阅读，亦可资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即如现在人写论文，也必要在文后注明征引材料的出处，一者表明自己的不妄，一者也是令他人有得进一步的考量，嘉惠后学颇多。温公的此一种行文笔法，没有证据表明是受刘恕的影响，但起码可以说，在皇祐元年（1049），温公就钟情这种考异文体。
皇祐元年（1049），仁宗诏进士有能讲经义者，听奏别名。刘恕所对最具章法，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其奏对之法如是：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得出自己的论断。凡二十问，所对皆如此。温公时为贡院属官，由此相知，往后的日子，对刘恕的史学之才，亦屡屡称美之。刘恕奏对之法与温公考格格式，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温公《考异》三十卷，后人不仅资以了然温公取舍的本心，亦可资以了解温公编撰《通鉴》的史源依据。如战国至秦统一，主要依据《史记》。前汉主要依据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后汉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两晋、南北朝多以正史为主，两晋以《晋书》为主要史源，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以“正史”、实录为主，唐史取《旧唐书》为多。五代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
目今我们所见考异，皆散于《通鉴》正文之下，很方便阅读，此天台胡三省之功也。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之前胡三省注释《通鉴》的所有旧稿皆佚于离乱，不得已，只好“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不过，张须认为，“若就专门研究而言，则单行本终不可无。”
《通鉴》亦存在“或有过信小说”，为后人所议及者，然《通鉴》卷帙浩繁，有所牴牾之处，在所难免，温公在《进通鉴表》中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其累也。 作者：唐威汉武 回复日期：2009-02-06 15:10:19
憋了好几天了，只因小弟才疏学潜，想顶一下，就是没敢露脸，今天憋不住了，再不顶不仗义了。还有一事问楼主，我看中华书局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简装20本，一个精装10本，均有胡注，不知哪个印刷质量好。像这种书都是要娶家当老婆的，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买个好的，版本不好影响性欲，对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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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兄弟支持，看兄弟行文，知道是同道中人，握手。
这两个版本我均没买，我买的是两大册的缩印本。所以不敢乱支招。我同意兄弟的观点，要买就买好的，可珍藏，呵呵。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02-06 18:14:10
我的热情倍受打击呀，呵呵。
我查了一下，“简装20本”网上说是繁体竖排的，黄色的那个。
不好吗？
卓越卖272元，观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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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读古文开初很难，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好了，而且受益终生。当初我读《史记》，冷板凳坐了半年，硬是那样磨出来，兄弟以为，不管为文不为文，这总有好处，不知兄以为然否？见笑了。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09-02-06 22:50:59
古文其實沒有那么難，想要像云樹那樣的水平好像困難些。如果像我這樣不求甚解的，藉助簡單的工具還是能夠看明白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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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可千万别笑话我，我每次都是以极诚意之心去看兄的贴子，相当的不容易，兄仅是坚守正体字，就值得钦佩。最近有报道说，季羡林老先生就大力反对简体字，呵呵。 作者：song0371 回复日期：2009-02-07 09:31:48
说实在的，我看那些繁体竖排的，比如你贴出来的那个影印本，是影印本吧？怎么也没感觉出舒服来，只是感觉别扭。
还是没习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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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兄过谦，不过现在的标点本好读，省去很多功夫。但前辈多认为，读未标点的古本，水平提高得很快。兄弟读《通鉴》时，本文有点读，胡三省的注均无标点，咱就那样看过来，很有意思。
白话本做参考是可以的，毕竟咱这一代人古文功底不深，有时看看白话本，也可以省去查字典的麻烦，呵呵，也有好处。不过，我不建议以白话本为主。 温公不信虚诞（十二）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了《通鉴》取材的办法，其一便是不信虚诞。其文曰，妖异止于怪诞，则直删不妨。但妖异如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能起到警世和劝善的作用，则可录存。
所谓虚诞，便如脚履巨人迹或一道火光入怀而受孕之类，温公皆斥为谎诞不经。宋之前的十六史，开国皇帝多有另类出生的记载，《通鉴》一概不取。《困学纪闻》谓，《通鉴》不书符瑞，惟高帝赤帝子一事为失于删削。然余以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一妇人当道哭，忽而不见，此事虽为虚诞，然亦是叙事的需要，如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刘邦极有可能借造神来增加号召力。如果撇开此事不提，则无法将刘邦起事的大略叙个清楚。《通鉴》说虚诞，仅此一事，其余则严谨可嘉。
《通鉴》载，西晋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并不书董养于永嘉中，在洛城东北见陷地中出二鹅，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因预言天下大乱事。南朝之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通鉴学》误记为“孝武帝”）委沈庆之处分军事，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胡三省注说：“《宋帝纪》云：三月乙未日，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习旧仪，有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习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通鉴》不语怪，故不书。”
温公亦不信谶记，但“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致李世民大开杀戒，则是有关国政，《通鉴》自然要记载。李淳风其人坊间很出名，比如盛传已久的《推背图》，至今仍有士人在研究。温公自言：“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明末的“十八女鬼闹朝纲”为“魏”，“二十一画”说是某伟人名字的笔画数之类，于冬阳背风的墙角下，或冬日的暖炉边闲聊可也，多少有点不经。
至于相貌符瑞，温公的态度介于两可之间，温公于“妖异有所儆戒”条下自注说：“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我认为，温公对符瑞之事多取不信。古人认为，遇日食而被阴云遮住，又不雨，那是好事，因为日食表示“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日食为阴云遮住，则表明灾慝不现，或人君无不道之事，值得庆贺。嘉祐六年，温公《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力驳此观点，中原见不到日食，并不等于其他地方见不到，日食遇阴云不雨如果值得称贺，那不等于说“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至此，朝廷遇此类事情，不复称贺，遂成常例。然而，温公对相貌之“异”却是相信的，虽不以“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等字眼来吓人，但至少在《通鉴》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北周大臣杨坚，原名普六茹坚，《通鉴》说他“姿相奇伟”，有个叫来和的大臣很看好他，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齐王在周主面前参了杨坚一本，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周主疑以问来和，来和“诡对”救了杨坚一命。后来的陈后主闻隋主状貌异人，使袁彦画像而归，一见之下，不觉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这些都是《通鉴》的记载。
温公不但不信虚诞，对虚诞之事且有贬斥之意。王羲之那么大的名气，生个儿子王献之名气也大，在书法界有“二王”之说。王羲之有个儿媳－－谢道蕴，《三字经》说：“谢道蕴，能吟咏，彼女子，且聪敏。”也是个巾帼人物。可她的丈夫王凝之却是个蠢货，地道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王凝之任会稽内史时，他的天师道道友孙恩作乱，进兵会稽。王凝之的做派相当“前卫”，他是即不出兵，也不设备，却关在道室里念咒作法请天兵。官属请求出兵进讨，凝之说：“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会稽失陷，凝之出逃，被杀，并其诸子。《通鉴》的这段记载大概有立此存照的意思吧。
张须说“不信虚诞，殆涑水之家法也。”我支持这个观点。温公尝著《葬论》一文，力辟风水祝福之说。不但他自己不信，还鼓动皇帝也不要信。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给大行皇帝选吉地是朝廷的大事，温公上了一个《上山陵择地札子》，直说那阴阳之书不可信，胆子大不大。其文略曰：“大行皇帝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未知定处，或欲于永安县外广求吉地。臣以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向以谨于时日之故，坚用八日大敛，自后圣躬有疾，至今未瘳，其无验亦已明矣。况国家葬永安，已百有余年，官司储侍，素皆有备，今改卜他所，不唯更须创置，民力弗堪，亦恐大行皇帝眷恋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通鉴》卷一九六载，唐太宗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吕才这个人看来很不关照术士的饭碗，“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禄命》云：“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尪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云：“古人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而规财利。……伤教败礼，莫斯为甚！”《通鉴》说：“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此识者当也包括温公了。
温公与易（十三）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通鉴》大量保存这方面的记载。《通鉴》载，汉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於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且不言是否有此先兆之验，单其忧虑国家的兴亡与治乱，亦可见温公的这颗心。
没有证据表明，温公精于卜筮之道，但温公通《易》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易》乃群经之首，作为儒者的温公自当研习，《宋儒学案》说温公曾遗存有易学方面的著作。温公卜居洛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易学家绍雍，此人在坊间名气很大，凡略通易理之人必知绍雍绍康节，此不赘叙。在温公的文章中，余虽找不到其肯定卜筮的直接记载，但从《通鉴》的相关记载看，温公对不故弄玄虚的卜筮之道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南北朝有个陶弘景，梁朝皇帝萧衍的老朋友，隐居山林。萧衍很尊重他，朝中每有大事必向他请教，人称“山中宰相”。他临死时，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通鉴》注说：“后来侯景篡位称帝，果然在昭阳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识时知数的本事。”同时期有个周弘正的官员，精通占侯，曾对朋友说：“国家数年后当有战乱。”当他听说朝廷接纳从东魏叛逃而来的侯景时，说：“此人当是祸乱的源头。”
这些见于《通鉴》的记载，虽与《温公不信虚诞》一文中提到的“妖异如有所儆戒”相似，然余以为更可以看作是温公对易道的态度，也就是说，温公没有将易道列入虚诞之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温公的这个态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引用班固的话来说就是：“阴阳家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同样是时下我们所应的态度。
《通鉴》载，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建了一个白台，高二百余尺。乐平戾王拓拔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说：“大吉。”拓拔丕默然有喜色。及拓拔丕因牵连谋反事被吓死，事连道秀，亦坐弃市。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东晋郭璞粗通术数，曾遇见颜含，欲为之筮。颜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兴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此当可见温公的态度在里面。更有三国的管辂，其人明于术数，一次与何晏坐而论易。何晏求测能否位至三公，并问鼻集青蝇事。辂曰：“昔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时邓飏在坐，说：“此老生之常谭。”辂说：“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老生常谭”一典即出于此。
《通鉴》中关于“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的精典记载，当是与几个战例有关。拓拔珪以甲子日攻中山，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崇无以对。师出卒有功。刘裕伐南燕，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解之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南燕果以斯役覆亡。
温公于易尚且如此，对所谓的长生不老术，其态度自然可以推想。《通鉴》载，唐宣宗史称小太宗，相信长生不老术，从罗浮山请了一个叫轩辕集的道士，他却劝皇帝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天遐福，何处更求长生。”梁朝的奠基者萧衍，“江山是我一手打下来的，又从我的手上丢掉，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就是此老说的。此人还精通佛法，恪守佛家的过午不食。晚年估计痴呆了，尽相信妖梦，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贵。”臣下借机大力蛊惑，生生弄出侯景之乱，自己也生生饿死台城。胡三省批评说：“作为一国之君不好好打理国家，却相信妖梦，他的灭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此亦见温公地排斥佛理。不过，私下里，我还是喜欢佛书上的一句话：“鸟身自为主”，周作人先生就大加赞赏，说这便是“博大精深”。周作人还主张，人于智识健全的时候，读点佛书甚有益处，其便自称前生是个老佛。弘一大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悦……。”很有心理学的味道。